作者：李佐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正在发生如下十个方面的经济变局。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

自1978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超高速增长领先全球，创造了人类史上大国持续增长的奇迹。

但在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2.1%的高点后，一直持续下行，直至2015年二季度的7%，且经济底部尚未探明，未来继续下行的概率很大。这已超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范畴，属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范畴。

可以初步判断，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其原因有：“人口红利”消失了；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饱和了；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了；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拉动GDP增长的能力减弱了；国际环境总体不如以前了；基数很高后导致基数效应作用减弱了等。

变局二：“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在运用“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拉动消费。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经济低迷或经济危机等特殊时期抚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并非平常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依赖它们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于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改革、转型、创新，它们才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动力。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推进全面改革、结构转型、创新驱动，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变局三：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经济一直是主体力量，但2001年至2013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实际增长10.6%；2013年三产占比达到了46.1%，首次超过二产占比的43.9%，2014年三产占比达到48.2%；2015年上半年三产占比进一步提升到49.5%，服务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悄然到来。

预计到2020年三产占比可达55%以上。服务经济比重的提升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如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压力减轻、能耗水平下降、生活品质提高等。

变局四：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较上年增长11.8%，市场规模达13437.7亿元，增长183.8%。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一些传统行业若不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很快就会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抛弃。

变局五：城镇主导社会翩然而至。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

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较2010年的49.95%提高了1.32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城镇人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14年城镇化率提升到54.77%。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

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变局六：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

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局七：人口红利开始消失。

1990年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至2010年人口红利逐步提升，2010年抚养比下降到34.2%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预计2030年前后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到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2050年抚养比将达到62%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

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即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经出现。

变局八：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我们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变局九：“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改革开放来，“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环保成本、人才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物流成本、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全面上升，这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变局十：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

改革开放前期，针对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平均主义盛行的现实，我们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等，实际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当时的效率诉求更为强大。但当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后，虽然效率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公平问题已变得更为突出了，公平诉求更为强大了。

实际情况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

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因此，近年来我们开始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开展精准扶贫等，以满足公平诉求。但解决公平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以上十大经济变局蕴含着很丰富的内容，需要我国在认清的前提下，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力争抓住其中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总是在各种有利条件或优势条件和不利条件或制约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前行的。优势条件要尽可能充分利用，制约因素要尽可能避开或转化，以实现最好的经济发展效果。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是因为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了优势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较好地避开和转化了各种制约因素。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优势条件大多还在，但制约因素开始增加了。

再像过去那样实现高速增长不太可能了，但我们仍然想尽可能实现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就必须客观认识制约未来经济发展的因素，并努力将其制约降低到最低程度。

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降低了社会的活力。相对于15岁至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体是非生产性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较低，而且还会加重生产性人口的赡养负担，降低全社会的活力。持续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提前到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9.1％，老年赡养比上升到12.25％。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9.4％，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首次突破10％。

据联合国2011年5月份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组占比将为16.47％。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二，资源能源日益短缺，要素成本趋于上升。资源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源能源相对充裕，则生产成本较低，反之则高。若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则经济发展的风险加大、稳定性降低。

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粗放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导致资源能源日益短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1.6％，但消耗了全世界21.3％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单位资源产出率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8.4亿吨标准煤左右，原油对外依存度为59.6％，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78.5％。

第三，环境污染压力加大，对经济发展构成制约。环境污染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一是环境污染治理需要投入，其公益性投资的增加会对其他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二是环境污染治理标准提高会限制部分产业和地区的发展空间；三是环境污染罚款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四是环境污染会影响招商引资；五是环境污染会影响身体健康，减少人力资本等。

然而，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推进的过程中，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制约。2010年全国雾霾日为29.8天，是1971年的近4倍。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日为35.9天，按新标准74个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率仅4.1％。

近几年华北地区部分城市雾霾日达到全年的三分之一以上天数。全国十大流域的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2013年，全国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6.1％，中度、重度污染分别占1.5％、1.1％，全国耕地10％以上受到重金属污染。在474个监测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比为44.4％。

第四，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较大，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各地均衡发展或公平发展、全国统一市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会较快较可持续，反之则慢则不可持续。因为全国统一市场有利于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总体竞争力。

但实际情况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较大，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

从城乡差距来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一直较大，从1978年的2.57倍，一度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此后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此后4年小幅下降，再自1999年的2.65倍一直震荡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点3.33倍，随后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2014年的2.92倍。

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40－1950年为1.6－2.0倍，1970－1990年为1.28－1.33倍，到了21世纪初缩小到1.17倍，目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相同。

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美、英等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倍左右，只有中国等三个国家超过了2倍。

第五，历史包袱较重，拖累了经济的创新发展。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农业文明时代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华夏文明，但随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中国落后了，虽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适应农业文明时代需要的文化思想不一定适应工业文明时代的需要。

近现代以来，虽然中国打开国门，引进了不少现代文明思想，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仍然扎根于多数国民的意识深处。经济发展关键靠人，特别是企业家，而人靠制度和思想，企业家靠企业家精神，但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总体是不鼓励创新的，这就可能拖累未来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

中国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以君权或皇权为核心的，孔子思想的核心“礼”反映了国家组织和宗法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非常有利于统治者驭民、顺民，但不利于保障民权、鼓励创新。

第六，体制障碍尚未消除，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的基本主体是个人和企业，关键在于调动每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制度或体制是影响主体行为的核心因素。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远未成功，而且在改革中形成的“过渡型扭曲体制”已成为阻碍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障碍。“

过渡型扭曲体制”表现为：“特权或权贵市场经济体制”（权力搅入买卖）、“垄断市场经济体制”（垄断行业强大）、“优惠市场经济体制”（优惠政策广泛影响市场的公正性）、“城乡分割市场经济体制”（城乡户籍、土地、福利制度不统一）、“泛市场经济体制”（教育、医疗、宗教等公共品过度市场化）、“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电力、水、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成为一种变相的福利）等。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经济已市场化但政治与之不配套，政府控制了太多资源，政府直接进入市场甚至操控市场，“政府企业化”或政府以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这种体制由于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能带来明显的短期经济高速增长效果，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七，难以避免的后发劣势，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拦路虎”。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后发国家模仿发达国家有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两种形式，由于制度模仿较难，后发国家很可能选择较容易的技术模仿，不过以技术模仿替代制度模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好的发展效果，但会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后发劣势表现在：一是后发国家在资本和技术上处于依附地位；二是后发国家在市场开拓上比先发国家面临更多的障碍；三是后发国家不得不接受先发国家主导的对自己不利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四是后发国家面临更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

必须指出的是，制约因素虽客观存在，但内因决定外因，条件是可以转化的，“祸兮福所倚”，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制约因素，并尽可能避开它、转化它，它不仅不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障碍，反而有可能成为促进未来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因素。

关键是我们必须针对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点，抓紧推进改革、转型、创新，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充分利用优势条件，转化制约因素，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