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的全球战略思维重新审视海外华文传媒

2015-11-27 16:11 460

海外华文传媒是世界传媒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支系,其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创办者(及受众)与祖国或祖籍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联系决定了二者之间“自变”与“因变”的关系状态

海外华文传媒是世界传媒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支系,其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创办者(及受众)与祖国或祖籍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联系决定了二者之间“自变”与“因变”的关系状态——祖国或祖籍国的变化必然引起海外华文媒体相应的变化,反过来,海外华文传媒发展中的每一个重大变化,都可以从祖国或祖籍国的变化中找到依据。进入21世纪的十余年来,特别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以独特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全球战略思维不断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在世界格局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升,面向全球传播的信息网络逐步完善。凡此种种必将对海外华文媒体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它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发生重要的变化。


一、我国全球战略格局下的媒体布局


中国全球战略思维(格局)的形成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就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鉴于“文革”期间经济上的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在此期间,虽然党和政府在外交领域进行了持续努力——从恢复与加强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入手,发展多边外交,关注国际社会的普遍性议题,参与联合国各领域的活动,包括维和行动,展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积极融入世界的姿态。但是,由于国家综合实力有限,所处外部环境又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中国始终秉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一般采取“搁置争议”、淡化纠纷的策略,即使与美国等西方大国意见相左,也多以“弃权”表态,总体上表现出隐忍、克制、低调的特点。与此相应,改革开放近30年间,中国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也只是阶段性地被关注,没有进入国际舆论的“聚光区”。


2008年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这一年,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成为国际舆论瞩目的焦点。2008年年底,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出资救市,先于其他国家从危机中脱身。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不断放大,中国外交也面临着日益复杂、被动的局面。如何摆脱这种局面,突破大国关系、多边关系中存在的瓶颈,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进行外交上的筹谋擘画,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面临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并在国际社会的瞩目下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由此成为新一届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在其后不同场合的多次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要求“注重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这充分表明,在上一届国家领导人重点研判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新一届领导人开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全球化思维(格局)。


基于这一思维格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自五大洲的57个国家成为其意向创始成员国;积极参与RCEP谈判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筹建;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努力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立。此外,中国在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性国际组织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使中国的战略部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话语权的扩大和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


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个战略规划,始于北京奥运会以后。2009年,中共中央出台了《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第一次明确指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是中国媒体今后的发展方向。同一年,中央外宣办向《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等主要媒体投入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010年以来,中央重点媒体“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在采编网络的建设、记者站点的拓展、营销平台的延伸、内容产品的精细化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新华社海外分社已达170多个,驻外机构数量居世界首位。中央电视台开播了9个国际频道,成为全球唯一用中、英、法、西班牙、俄、阿拉伯6种联合国工作语言播出的电视机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64种语言对外播出,是全球语种最多的媒体机构。但是平心而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我们的近邻俄罗斯相比,中国媒体的综合实力还不够强大,对外传播仍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反复强调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原因所在。


二、海外华人群体及华文传媒结构的变化


海外华人群体及华文传媒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1. 华人群体结构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前,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大部分为港台移民(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的再移民),尤以上个世纪60年代伴随着世界性的移民潮移居海外的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多。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都始于此时。1978年以后,中国全面恢复了外派留学生的工作,对于出国探亲访友人员也逐渐放宽了限制。从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为了区分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研究者通常将这一部分人口称为新移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2年,大陆新移民人数每年增加三至四万,2002年新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新移民人数的增长远远超过港台移民。1997年以前,加拿大的最大移民来源地是香港,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新移民人数已近30万。在澳大利亚,从1993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大陆新移民数量激增,从2740人增长到8784人;香港移民人数增幅不大,从785人增加到881人。


与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与祖国或祖籍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群。它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如果可以将后者所代表的文化称为小区域文化的话,新移民群体代表的就是大区域文化,或者“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新移民是否加入所在国国籍,“他们”与“我们”在文化认同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2. 华文传媒结构的变化


新移民出现以前,海外华文报刊大都为港台移民所办,由于华人人口有限,这些报刊只能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发行,前景并不乐观。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这种情况得以改变。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大陆新移民开始创办报刊,90年代以后,此类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很快超过了港台移民报纸。据统计,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在澳洲,80年代只有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华文报纸,目前已增至20多家,绝大多数为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的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新移民大都出生于中国大陆并长期在大陆生活、工作,对国内信息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为了适应这种需求,新移民报纸大量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包括经济发展情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等,使“大陆风”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很快蔓延开来。事实上,这些信息不仅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长久以来与中国大陆隔绝的港台移民及有意来华投资的人群所需要。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港台移民的报纸纷纷突破禁忌,开始刊登中国大陆的新闻信息,增加相关内容的转载量。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还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美国《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不变的风格,变直排为横排。3天以后,《世界日报》也改为横排。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版式的变动,被一些人认为“向左转”,该报坚持自己的做法,逐渐赢得广大华文读者的认可。为了适应海外华人受众多元文化的特点,大陆新移民所办媒体也尽量避免内容、观点上的冲突,重在“服务当地华人”。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传媒之间的相异性大为降低,相同性的一面得以凸显。值得称庆的是,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奥运火炬传递海外受阻,CNN辱华事件,“神舟”一至十号的发射成功,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下水,中国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等,都能在海外华文媒体上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反独促统更成为海外华文媒体的共同呼声。总之,在海外华文传媒中,“合”的趋势十分明显。


在海外华文传媒逐渐融合的同时,中国国内媒体也在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部署,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它们或在海外独立创办媒体,或以参股、并购、投资的方式创办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传播机构,以全面提高中国新闻信息产品的落地率、覆盖率与影响力。这些媒体播发的信息不但为当地华文媒体引用,也成为当地主流媒体的信息源。国内传媒的新举措——由借船出海到直接出海,打破了“海内”、“海外”既有的界定与界限,将华文媒体融合贯通起来,出现了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而互联网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在华人群体中的使用,进一步突破了海内外华文媒体的时空界限,为华文传媒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在变化中重新认识海外华人及华文传媒


长期以来,由于海外华人、华文传媒与祖国或祖籍国的特殊关系,这一群体始终是我国政府“统战”与“外宣”的重点对象。先以统战工作为例。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政府将“华侨上层”列入统战工作的范畴,此后召开的历次统战工作会议,对于“华侨”的外延与表述均作了相应的调整—— 1981年的表述为“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2000年的表述为“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2006年沿用这一表述至今。另外,大陆新移民数量持续上升,势头至今未减。在“华侨”的属性和定义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传统的统战思维值得反思。按照一般的界定,统战(统一战线)是指不同集团的人为了相同的目的结成的共同阵营。从中可见,它是一种主体见诸客体的行动,词义本身就带有内外、远近、亲疏、敌友的战略战术色彩。对于老一代港台华侨而言,统战思维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区域,有着与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和政治倾向性,化敌为友方能掌控大局、稳操胜券。而新移民来自中华民族的大区域,本身就是自己人,局内人,因此,面对他们的工作不应当是“化”和“统”的问题,而是如何确认他们的身份、地位,调整与他们的关系状态,让他们在中国政府的全球战略思维(格局)中作为有机体发挥作用、产生合力的问题。在 “华侨”群体内部结构持续发生变化的当下,这种观念的转变非常必要。今年5月21日,中央召开了十八大以来的首次统战工作会议,会议规格也由“全国”提升为“中央”。这意味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将统战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形成了“大统战”的思维格局。这一思维格局对于传统统战思路的调整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此外,面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外宣”观念也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宣传管理强调内外有别,鉴于海外华文传媒所处地域的特殊性,它显然属于“外”的范畴,被作为大陆媒体的信息“二传手”和“走出去”媒体的借力对象。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国内有不少媒体采取“借船出海”的战略,与所在国华文媒体共同创办当地版或专栏专题,形成“报中报”的格局。这种合作方式不但使当地华文媒体获得了内容上的支持,也帮助国内媒体将触角伸向更远的地方。如今国内实力雄厚的大媒体纷纷到国外创办报刊、整频率电台和电视台,各种新闻信息也源源不断地由此发出,渐成声势。相形之下,曾经的被借之“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正是一些海外华文媒体既喜且忧的地方。事实上,如果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一个细致的区分我们就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移民报刊,很多都是大陆文化工作者或媒体人走出去创办的,所聘记者也多为大陆留学生,如果忽略地理上的距离,这些媒体与国内媒体没有太大的差异。就其性质而言,它们不是跨国跨文化的媒体,而是跨国同文化的媒体,是我们自家媒体在海外的延伸。而它们优越于我们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们身处异地,能够以所在国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对中国大陆的原始信息进行再编码,帮助我们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鉴于此,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当进一步调整观念,强化“自己人”意识,在信息内容方面给予它们平等对待和重点支持——毕竟它们身处国外,面临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提供信息,以及提供可靠的信息,传播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的全球思维或布局中,新移民及其所办媒体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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