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仨，都是风评较好的“好人”。他们都曾身家至少千万，他们的厄运都发生在今年，一夜之间沦落到乞丐不如。与那些“跑路”的无良老板不同，他们都坦然面对失败。

刘卫宗，湖南安化人，今年39岁，18岁时来东莞打工，23岁时投资10万开了一家作坊式印刷厂。2004年小作坊扩大规模，成立东莞市广宇印刷有限公司，到2012年已发展到1.8万平米的规模。

在“做大做强”的梦想下，刘卫宗用起“资金杠杆”。胆大好胜的他，先后创办了湖南广宇印刷、东莞展晖包装，广宇包装（深圳）创意园、广宇包装（东莞）木制品事业部、宇轩（香港）印刷等分公司，主要做白酒、茶叶、月饼的包装。2014年资金吃紧，他还忙着筹备法国分公司，想把广宇打造成全球的知名品牌。

然而今年，经济不景气加上反腐风暴，白酒、茶叶、月饼的日子都不好过，连带广宇迅速跌落。订单锐减，银行下达最后通牒，刘卫宗写下亲笔信，表示打算用茅台习酒来抵货款，亲戚也准备卖掉房子来支持他。如果顶不住，只能放弃这么多年来的事业。

李启尚，东莞市长安上名模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乐于做公益，把自己工厂宿舍拿出来给外来工临时住，是个常常在报纸上出现的“好人”。然而今年，上名模具遭遇灭顶之灾。

与广宇董事长刘卫宗极为相似，李启尚是湖南娄底新化县人，今年40岁。1994年，李启尚到长安打工，2002年创办上名五金加工店，逐步发展成为一家规模较大的模具科技企业。李启尚同样也是没有把握好投资发展的节奏，扩张出了问题，资金链断裂。2014年，李启尚认为自己是“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但他还是坚持着不放弃。然而大厦将倾，在今年更加不乐观的情况下，上名更是面临绝境。

李启尚写下一篇亲笔长文，谈到自己的处境：“一夜之间，乞丐不如；何去何从，人生迷茫”。他说，“从小到大，一直坚持走正道，不嫖娼，不赌博，不吸毒，自认为是正人君子。无论是大灾小灾，我都要表示爱心，修路，建学校，建敬老院，都要捐赠一点表示意思。”他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还债什么都愿意干，去开餐饮店，去讲课，这些在一个“大老板”看来很细碎的事情，他都不嫌弃。

今年1月，位于塘厦镇的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留下一封绝笔信后自杀，成为三人中最刚烈的一位。在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之后，许多人仍认为高民是个好人，他的一些供应商尽管被欠款，也给予了体谅，没有采取强逼的态度。

兆信通讯成立于2003年，高峰期员工接近2000人，是一家手机代工厂。今年以来，本来利润就很薄的手机行业，市场迅速萎缩，缺乏创新能力的兆信未能逃脱，欠款4000万以上无力偿还。董事长高民准备“以死谢罪”，幸亏抢救了过来。

其实每个老板都会有善的一面，也必定会有铁腕的一面，只是多少不同、底线不同。三个东莞“好人”的受难记，让人不胜唏嘘，也得到一些借鉴。

1、“做大做强”容易坑人，扩张要有分寸。“好人”往往更理想化，追求事业，有时又轻信，容易走上扩展之路。其实所谓“做大做强”，往往只是“做大”而已。扩张意味着订单要跟上，人才要跟上，管理要跟上，只要一步错，造血不成反而失血。

2、资金链要管控好。三个“好人”最后都输在了资金链上，其中一位被一个客户就拖欠了500万，搞得自己顶不住。公司在财务上一定要保持弹性。

3、要扛得住事儿。“好人”常怀自省之心，欠着钱债、人情债就内疚。最悲剧的如高民，竟然选择自杀，可叹！

最后，为三个“好人”加油，感谢他们的坦诚和努力，也祝所有的“好人”老板有好运！

中国制造已经没有未来了？

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制造曾一度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光彩，出尽风头，但随着制造业市场进入成熟期，加之企业过高估计市场的增长潜力，产能过剩的危机就会开始显现。现在的中国制造业就深陷产能过剩的困局而难以自拔。

产能过剩，过去的支柱性产业早已风光不再

产能过剩是资源错配的结果，是消费与产品货不对板的结果，它几乎充斥于所有行业，且常常出现在企业未能预见的市场衰退期，甚至连新兴市场也可能很快进入产能过剩的状态。

过去中国的支柱性产业，是传统制造业，而自2008年起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过剩的产能达到40%左右，大规模的倒闭潮，已经开始显现。传统的制造业已经无力再作为支柱性产业存在了。

指标至上，GDP数据害人不浅

这些年政府以GDP数据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很大程度上只讲产能，不讲成本、不讲销售。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招商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各地划地为牢，使中国资源配置时偏离了优势互补原则，各地政府形同独立王国，一再进行重复生产，导致产能过剩成为中国经济顽疾。

贫富差异，中端消费断层

中国目前制造业的困境，并非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出了问题，贫富分化严重，权贵和富豪阶层的奢侈品消费大行其道，中国以第三世界的穷国之资，竟然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是不正常的。

另外，中国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构成了庞大的低端消费市场，但是“中端消费”却严重匮乏，高端消费也长期被欧美占领。而随着今年来中国人力成本的提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渐渐被东南亚和印度等地取代，中国的低端市场也开始面临严峻挑战。

弥足深陷于，低价值创造的困境

中国制造已经太长时间沉迷于低成本的陷阱，总是习惯于把低成本当作竞争的不二法宝。不是对内剥削、雇佣廉价劳动力加班加点生产，就是对外压榨、采购原材料时将低价格视为首要因素。但价格并不是越低越好，低价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慢性自杀。

今天，重重压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资源价格的上涨、生产效率的低下等等，已经没有太多空间留给中国制造企业继续这种低价竞争的过时游戏。

假冒伪劣，终将被市场抛弃

假冒伪劣一直是中国制造的弊病，这之于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技术和商业层面，更关乎制度、文化和人性等问题。毫不隐晦的讲，中国制造的假与中国社会的假简直如出一辙、相得益彰。

过去40年，中国制造了世界上差不多90%的假货，却能如此浩浩荡荡的逃过监管的眼睛。这是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但如今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随着人们对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警惕性逐渐增强，假货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倒闭潮就已经映证了这一点。

一直处在食物链底端的中国制造

事实上，就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位置而言，中国一直位于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制造环节，即微笑曲线的中段。

在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家电行业，核心的技术却被美国和日韩掌控；在新兴的LED领域，中国企业更是全面受制于日韩；在汽车领域，核心技术也控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手中。而中国号称最先进、最引以为豪的航天工业，实际落后于世界先进十年以上。

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想要实现制造业的转型与突围，必须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但是，它们的发展往往受到核心技术的制约，需要长期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循序渐进的展开，在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链上端，对于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更大，若要打造中国制造，甚至中国精造（Proudly Made in China),除了要想办法强化对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更要提高企业对人才的竞争力。

早在今年的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中国制造2025》，核心就是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希望用10年时间，来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

中国制造业为何难出好企业？

研究中国企业的管理，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中国虽然靠制造崛起，但偏偏在制造业，我们管理学者们可以用来当作正面典型、管理标杆的企业却特别得少，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第一代成为管理标杆的企业来自高科技业，如华为、联想、阿里巴巴等；第二代成为管理标杆的企业来自服务业，如海底捞、顺丰、胖东来等。这些企业在战略上或者文化上、或者同时在两个方面非常强，成长的速度和业界的影响力均鹤立鸡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但为什么就是无法在制造业找到类似的例子呢？

课堂上总得有些制造业的案例。寻寻觅觅，找不到什么合适的中国案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用的都是美国的林肯电气公司的案例。这家位于美国克里夫兰的弧焊机制造企业，以自律、勤奋的蓝领员工著称，出产物美价廉的弧焊机和焊材，价格比同行低一半以上，生产率，包括每个员工生产产品的销售价值，都是相关行业的一倍以上。蓝领员工的薪水可以与律师、会计师相媲美，最终把西屋、西门子、GE统统都排挤出了这个行业。

讲到最后，最核心的问题出来了：他们打得过中国的“血汗工厂”吗？

班上一般都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认为，没戏，挟中国“低人权”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可能被这么一个土里土气的美国乡镇企业打败，林肯电气在中国肯定玩不转；

另一派认为，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最基本的道理应该是普世的，在其他地方有效的管理理念，在中国应该同样有效。林肯电气也应该是这样。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

林肯电气最初确实受到了日系、台系和中国本土企业的巨大挑战。在大陆的营业额长期徘徊在几千万美元的水平。但是，慢慢地，他们通过占据高端市场，发挥自身在质量、研究和行业地位上优势，迅速收复失地，甚至还可以和本土企业、台资企业竞争中低端的市场，五六年时间，林肯电气在中国大陆的营业额翻了六到七倍。

这里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林肯电气尚处在徘徊期的时候，有美国总部的品牌、技术和资金可以支持，如果是一个新创的中国本土企业，没有足够的时间、资金去积累研发和品牌（包扩质量和服务的口碑），他们早就被中国的血汗公司打得满地找牙了。

所以，为什么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却没有一家可以在管理学课堂上讲的制造业案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血汗工厂！低人权竞争优势人为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力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工伤事故的价格、环境污染的价格̷̷当制造业企业靠利用这些廉价生产要素、靠简单扩大规模就能挣到足够多的钱的事情，他们自然没有提高管理、增加效率、潜心创新的冲动，所以，管理学者自然就无法找到可以上课堂的好制造企业的案例了。

有意思的是，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的逻辑不同。

高科技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人才，其他要素帮不到太多的忙；而且，即使是人才这个要素，因为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范围内配置的，不同程度地能够逃脱这个低人权竞争优势，所以我们有了华为、联想、阿里巴巴等明星企业。

服务业，乍看，和制造业一样，靠的也是人海战术，但因为企业在员工身上的投资，相对更容易、更快地能转化为顾客满意度，所以也让一批秉承“你对员工好，员工对顾客好”的理念的企业成长起来。

把发展得比较好的高科技业、服务业放在两边，中间是不太挣钱的制造业，正好形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所谓“微笑曲线”。

在廉价生产要素驱动、产能普遍过剩的背景下，能够走出一条自身发展道路的制造业企业一般都是靠向左右两个方向突围，从而努力逃脱低人权竞争优势的“诅咒”。他们或者通过在研究开发上下功夫，把自身变成“类高科技企业”，或者是通过在品牌、渠道和服务上下工夫，把自身变成“类服务业”。当然，也有两头出击，研发和品牌一肩挑的情况。

所以，低人权竞争优势，看起来是优势，但因为没有平衡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其实同时又是劣势。这其中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靠低人权、廉价生产要素、规模等带来的竞争优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情况下，很多人对管理和管理学，其实报着的是一种叶公好龙的态度。聊聊天，充当谈资可以，但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在管理上下功夫。而认识到了管理的价值公司，以华为公司为代表，光是向咨询公司付出咨询费用，累计就已经有上百亿了。当然，他们靠这套管理系统挣到的钱，更是以千亿来计算的了。

人口结构在改变，年轻人越来越少；家庭结构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是同城里人一样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在提高，为一份工资低三下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例如，同样是外向型产业，原来是，谁有订单，谁就能挣到钱；现在是，谁有工人，谁才能挣到钱。低人权竞争优势的好日子快到头了。率先认识到管理的价值，愿意在管理系统和管理文化上下功夫的企业，势必会在新的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是这样，制造业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

转载来自21财闻汇，综合自鸣金网（mingjin-wang，作者水木然）、仪器信息网、砍柴网（作者：借智图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