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在北京发布。

自2014年以来，政府加强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加快完成从核准制向备案制的转变，提升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便利化，大大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背景下，从政策沟通到设施联通，到货物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领域将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新的国际区域合作的机制和国际合作的平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迎来新一轮的热潮。2014年中国不仅成为国际对外投资的最大吸收国，而且首次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

本报告研究了中国企业2014-2015年对外投资现状与特点，发现民营企业成为“走出去”主力，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集中在中小规模，区位选择也呈现出新趋势等。

蓝皮书预测，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持续快速增长，基于三点原因：第一，国家宏观因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提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基本条件。第二，“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开展，成为“走出去”新载体。第三，全球经济和市场需求的推动影响。

自中国加入WTO，历经15年，中国享受了开放红利，并迎来资本输出的新时代。中国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能够以全球视野整合世界资源，占据全球价值高端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助推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对于我国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希望通过CCG持续的研究和推动，为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便利化，增强海外竞争力，发展培养更多的跨国公司，做合格的全球公民贡献一份力量。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规模集中在1亿～10亿美元的投资案例数高达407起，其次是10～100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比较多，达到121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领域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及制造业，同时，对这些传统行业的投资呈现下降趋势，对基础建设和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的投资有明显的增长。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在发生改变，更有选择地吸收外资，重视提高本国的科技和信息化的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深入推进，各国企业将享受区域开放的红利。

蓝皮书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具备，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通过发挥中国与当地开发区和产业园的合作经验，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板。同时，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

蓝皮书指出，应该利用华侨的天然优势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途经六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宗教文化各异，民族关系复杂，发展程度不同，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加上这些国家多为小语种国家，在语言上对中国企业构成一大挑战，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经营，将面临严峻考验。要克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华侨的力量尤为重要。

蓝皮书指出，受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环境压力等因素影响，中国民营企业近年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同时，相关部门修改了对外投资审批办法，放宽了对外投资的限制，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积极性。民营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渠道，进行全球采购、生产、销售，积极建立国际产业价值链。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库，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相当于2013年的三倍，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从2014年的数据看，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主力，这虽然与国有企业反腐、海外资产审查等导致对外拓展步伐放缓等因素有关，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的壮大。

从2010年开始，尤其是2012年6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之后，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在数量和金额方面突飞猛进，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库,到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相当于2013年的三倍，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无论从投资案例数还是投资规模方面，中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差距较大，尤其在投资规模上不能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但近年来，民营企业投资活动频繁，涉及领域广泛，经过多年的海外市场历练，民营企业增强了自身竞争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早期的获取技术、立足国内市场向发展品牌取得海外销售渠道、获取当地市场转变。从2014年的数据看，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主力，这虽然与国有企业反腐、海外资产审查等导致对外拓展步伐放缓等因素有关，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的壮大，将掀起中国对外投资的新一轮高潮，迎接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新时代。

蓝皮书指出，同国企海外并购偏好资源领域不同，中国民企的海外投资更加多元化，注重对技术、品牌等的获取。最典型的“蛇吞象”并购案例成为民营企业进入高端产业价值链的主要方式。如联想并购IBM，通过其品牌影响力开拓国际市场；长电科技通过并购全球排名第四的新加坡星科金朋公司，提升自身在全球半导体封装测试行业的领导地位；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获得技术的同时也通过其品牌效应塑造自有品牌。目前，吉利首款由国际团队打造的高端、豪华车型“博瑞”已面向全球市场推出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增强了中国消费者对自有品牌的信心。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案例数为2018起，其中跨国并购案例数为1817宗，占总案例数90%，表明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跨国并购案例数直线上升，2014年创历史新高，达到325起。

跨国并购是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捷径，87%的中国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形成规模经济，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典型案例是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以年销售额1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生产企业。5%的企业通过纵向并购完善上下游价值链，获得品牌或技术并进入高端市场。8%的企业通过混合并购整合全球资源，典型案例是复星国际的一系列并购案，进入房地产、医药、体育等不同行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获得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动权。

同时，由于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或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数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总成功率是40%，高于全球25%的平均水平。[]对并购成败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有前期的并购目标选择、并购后的整合及国际化人才获取等。蓝皮书认为，中国企业应该不断总结经验，重视与当地的专业机构合作，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文化，留住并购企业核心的人才，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数据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从单一寻求控股转向战略合作。在跨国并购活动中，从2002~2007年，中国企业年均并购案例数在占股30%以下的只有4起，控股投资高达11起。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非控股的并购案例逐年增多，表明中国企业更关注交易双方的业务合作及获得技术、管理、品牌等多元目标的实现，对提升企业竞争力有很好的效果。

复星集团自2011年以来披露股份比重的并购案例数有22起，其中获得30%以下股份的并购案例为7起，其中，2014年3月，复星国际以1.04亿美元收购德国BHF银行19.18%的股份，完成在上海、香港、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五大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部署，为复星的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作出了贡献。而上海电气以4亿欧元成功收购意大利燃气轮机生产企业安萨尔多能源公司，主要原因就是获得40%的股权成为产业股东。跨国并购完全控股容易引起工会的负面情绪，同时不能确保获得并购目标的核心技术，因此，如何实现投资后的双方利益最大化是中国企业长期的战略目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整理了中国企业2002～2015年上半年进行的投资案例，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投资规模集中在1亿～10亿美元之间，大约占总投资的63%，如表4所示。其中2014～2015年，民营企业年均投资案例数为256起，是2008～2013年的年均投资案例数的7倍，呈现爆炸式增长。国有大型企业的10亿美元以上的大规模投资有明显下降，可见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活跃导致中国企业小规模投资增多。

同时，1亿～10亿美元的投资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如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及房地产业，而1亿美元以下的更小规模投资分布在TMT行业[]，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重视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综合实力。中国企业小规模投资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及韩国等少数国家，10亿美元以下规模的投资平均比重高达84%。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前十名国家分别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德国、俄罗斯、巴西、韩国。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制造业占总对外投资案例数大约为33%，同比增长14%，投资案例数为160起，其中35起未披露投资交易金额，披露投资交易总金额为329.62亿美元。如图10所示，美国作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中国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占总投资数量的41%，同比增长24%，中国企业大规模投资美国制造业，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迅速上升，已经接近美国的制造成本，差距缩小到5%以内，促进了中国企业到美国新建工厂。

在众多投资美国制造业的中国企业中，除了中国纱厂外，代表中国制造更高水平的福耀玻璃也在美国积极建厂。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买下原通用汽车公司七年前关闭的厂房，投资建成世界一流的最大的单体生产车间，为美国重要的汽车企业如通用、克莱斯勒等提供高质量的汽车玻璃，使一个一度废弃的社区重新焕发生机。

蓝皮书指出，随着我国成为净投资输出国地位的确立，规模扩张将让位于质量提升。传统的投资模式需要做出改变，最初的单打独斗、分兵出击等方式在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投资环境时，单靠企业自身能力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集群出海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例如，中国五矿集团携手国新国际和中信金属投资建设的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成为秘鲁投建的最大矿产项目。

目前，我们有大批的优秀民营企业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众多小微企业也在国际化道路上稳步前进，跨国统筹兼并的能力也持续上升。现在，这些小微企业都采取集群式走出去，实现协同发展，企业的效益、风险防控能力得到同步提升。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苏纺纺机联盟（SUTEX），由江苏省纺机协会牵头，无锡丝普兰喷气织机制造有限公司、常州市宏大电气有限公司、无锡新联印染机械有限公司、博路威机械江苏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等5家纺机企业共同发起，其是纺机行业“集群出海”的践行者，充分利用产品差异，实现优势互补，在印度、越南、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塑造了知名度。

蓝皮书认为，中国资本联合出海将有效改善与海外项目对接上长期存在的代沟，帮助更多中国企业家抱团“走出去”，实现全球资产配置。

2014年中国TMT行业共发生跨国并购58宗，投资规模为234亿美元，处于所有细分行业之首。TMT行业跨国并购有20起案例发生在美国，金额高达86.4亿美元，投资主要集中在游戏业以及半导体方面。其中联想集团、阿里巴巴、中国移动、巨人投资和浦东科投位列投资金额的前5名。同时，阿里巴巴并购案例数多达7起，表现最为活跃，典型的案例是以2.4894亿美元入股新加坡邮政，以2.5亿美元投资美国拼车应用Lyft等。

国家半导体基金拟以7.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技术半导体公司股份，使半导体在中国TMT行业海外并购中拔得头筹。百度拿出6亿美元与硅谷新兴创业公司Uber进行战略合作，这将对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BAT的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房地产市场逐渐回暖，并呈蓬勃发展之势，中国房地产市场受国内宏观调控加剧、土地价格持续走高、消费者观望加重等众多因素影响，房地产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如图所示，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数据库，2013年海外房地产投资金额猛增到219.27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88%，投资案例数创历史新高，达到49起。而2014年投资规模高达398.87亿美元。同时，2015年上半年投资案例数已经接近2014年全年的投资案例数，预计中国房地产企业海外投资将进入全新阶段。

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数据，2014年中国人美国购买了286亿美元的房产，远高于加拿大人的112亿美元，成为美国房产业的最大购买者，同时是出价最高的购买者。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在联合发布的《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超过30%的高净值人士进行境外投资。其中房地产是中国高净值人群的主流投资类别。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放宽个人境外投资限制，这将促进投资海外房地产的快速增长。

蓝皮书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新的经济环境。为应对全球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巩固市场地位，企业十分重视在技术上的革新。创新体系尤其是技术创新不仅会使中国企业在国内生机勃勃，也会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推动力，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2014年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排名中，上榜中国公司有8家都是科技企业，均在对外投资中表现不俗，在全球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形成了全球品牌影响力。专利申请量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衡量标准，进入专利申请量前十名的公司，如华为、阿里巴巴、联想集团、腾讯公司、比亚迪等也同样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

以华为公司为例，技术创新为塑造华为品牌形象、提升全球影响力、开拓海外市场做出了贡献。华为十分重视技术创新，研发队伍占员工人数的48%，从1992年开始每年拿出销售额的10%作为研发经费，在全球设立了16个研发中心，为2G、3G作出了重大贡献。2013年，华为向欧洲专利局共申请1077项专利，专利申请数量已跻身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EPO）前十五名，位列第11位。截至2013年底，华为在欧洲的专利数量已达到7300项。华为公司的技术创新造就了其技术优势，技术优势又促进了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进而获得在全球市场上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可以说，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华为公司成功地开拓了全球市场，提升了其竞争力和影响力。

此外，三一重工拥有授权有效专利3310项，凭借自主技术研制的66米泵车、72米泵车和86米泵车，一次次刷新长臂架泵车世界纪录，不断推动“中国制造”向高端迈进。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发现，践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全球化管理的重要因素。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导致中国交建承建的科伦坡港口城被叫停；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等，表面上看这些项目的失败是由政治因素导致，其背后中国企业投资活动的不规范、缺乏与当地社会的沟通和融合成为负面的推动因素。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与完善，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问卷调查与调研，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界与外国企业界、学界在有关中国企业是否已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上存在较大分歧。受调查的中国企业普遍认为自身在东道国已充分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接受调查的海外学者、研究专家、企业家及律师、咨询师等中介服务机构人员则表示，中国企业不太注重自身形象，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调研，海外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上存在以下误区：一是平等与尊重。在非洲等不发达国家，很多中资企业及员工以援助者自居，而不是将企业在该地投资视为一门平等的生意，导致中方管理人员及员工缺乏对当地工人、民众及文化的尊重，招致当地居民反感。二是合规框架下的变通。部分“走出去”中资企业为了获得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支持，目前已基本能在当地法律框架下运营，但部分行业企业，如部分资源开发企业，不严格按照相关规程开发，对当地环境造成隐患，遭到当地环保组织的反对。三是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视为捐钱、捐物等，以保护和尊重职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而忽略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诸多风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总结了十大风险，其中海外安全风险不断上升成为最重要的风险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进行投资和经商旅游。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已达2.6万家，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年出境人数已达11659万人次。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及出国人员的增多，全球有关中国公民的安全案件也在不断增加，据外交部统计，2014年中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全年受理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达59526件，涉及中国公民73107人，涉及伤亡1955人 。据统计，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7年来，随着暴力和恐怖主义盛行，全球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世界越来越不安全。根据研究，在全球162个国家中有111个国家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虽然我国相关部门对海外安全做了很多工作，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仍然面临准备不足的困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员工与财产造成潜在影响。相关部门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应完善安全风险应急机制，对于安全事件发生后的善后处理也应建立常态化的机制。

蓝皮书指出，虽然我国外交部在2000年就开始发布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6年发布了中国首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商务部2008年开始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这些信息帮助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了解，避免了一些陷阱，但其在时效性、准确性及针对性等方面，有些信息已难以适应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需要。

根据中国“走出去”信息服务现状，蓝皮书认为，相关部门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对“走出去”的信息支持：一是建立“走出去”数据库，收集各国投资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对信息进行提炼和整理，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二是公开信息，政府所掌握的有关海外投资的信息，除涉及国家机密、企业商业机密的，其余均应作为公共信息，通过一定的途径向有“走出去”需要的企业公开，提高企业及时获取海外投资信息的能力。三是建立海外突发安全事件信息通报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局变化、地缘政治冲突、武装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恐怖袭击与治安犯罪等原因，对在东道国的中国企业员工与财产安全造成潜在影响，政府部门在及时掌握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要对这些安全因素进行评估，并在第一时间通报给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及员工，帮助企业与人员做出风险判断。

针对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为促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顺利进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1)加快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

标准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国际竞争的话语权。要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促进国内标准的统一与更新升级。目前中国国内标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等，部分标准较为宽松，与欧美发达国家标准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部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落后于国际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应该推动中国标准的升级，促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二是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政府应加强与国际各标准组织的合作，安排中国员工到各标准组织任职，在国际标准制定中体现中国意志。三是与欧美标准大国合作，开展标准互认工作。欧美国家经济发达，除这些国家本身外，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采用欧洲或美国标准，中国应与这些国家的标准委员会合作，拟订标准互认清单，开展标准互认。四是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成为国际标准。通过对外援助、贷款、对外工程承包等附加条件方式把中国标准带出去，形成中国标准的突破。五是通过样板工程推广中国标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是未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可以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样板项目，建成中国标准的示范工程。此外，国家也要做好中国标准的翻译等服务工作，提供不同语言的中国标准，助力企业“走出去”。

（2）加大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

纵观欧美地区对外投资大国海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各国的金融政策在促进对外投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虽然我国已出台了很多规定与意见措施，但目前能满足企业对外投资需求的金融政策制度还很不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可操作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从四个方面促进中国金融业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一是积极参与推进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实现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二是大力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的便利化，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中国应当首先推进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亚洲的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与存量最大的区域，以亚洲为基础，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有利于促进中国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投资，同时需要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参与国际结算，逐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范围。三是加大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开放力度，建立大型国有银行、中型商业银行与小银行相结合的银行群落，增强银行金融机构对“走出去”企业的信贷支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走出去”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市场化的保险体系，为“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提供风险保障。四是建立更多的“走出去”政策性基金，推动国家主权基金、政策性基金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

（3）提升海外投资信息服务水平

虽然我国外交部在2000年就开始发布了《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6年发布了中国首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商务部2008年开始发布《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这些信息帮助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了解，避免了一些陷阱，但其在时效性、准确性及针对性等方面，有些信息已难以适应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的需要。根据中国“走出去”信息服务现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认为，相关部门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对“走出去”的信息支持：一是建立“走出去”数据库，收集各国投资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对信息进行提炼和整理，保证信息的权威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二是公开信息，政府所掌握的有关海外投资的信息，除涉及国家机密、企业商业机密的，其余均应作为公共信息，通过一定的途径向有“走出去”需要的企业公开，提高企业及时获取海外投资信息的能力。三是建立海外突发安全事件信息通报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局变化、地缘政治冲突、武装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恐怖袭击与治安犯罪等原因，对在东道国的中国企业员工与财产安全造成潜在影响，政府部门在及时掌握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要对这些安全因素进行评估，并在第一时间通报给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及员工，帮助企业与人员做出风险判断。

（4）加强“走出去”的领事保护机制建设

海外投资跨越国界，必然引发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利益调整，没有政府的外交推动，很难长期持续发展。尤其是中国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少数西方国家舆论重拾“中国威胁论”，将其视为中国的新一轮扩张战略，这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丰富“经济外交”的内容，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针对中资企业及人员面临的不断上升的海外安全风险，应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保护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与人员安全：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海外应急及快速反应机制，在国内需要与相关部门理顺关系时分工合作，协调一致，一旦发生涉及中国的海外安全事件，快速启动应急机制，实施救助；在国外，需要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签订安全联动保护的双边协定，为海外应急机制快速发挥效用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强领事保护能力建设，领事保护主要通过外交协调实现，外交协调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事保护行动的成败，因此要求提升我们的外交协调能力。另外，领事保护机制应着重风险预警提示，加强对“走出去”企业与人员的指导，要求他们出国后要合规经营，遵守当地法律，加强自我安全保护，尽可能减少需要保护的事件发生。此外，在海外也应建立相应的国际司法合作，一旦领事保护行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就应启动海外司法保护程序，最大限制地保护中国企业与公民的利益与安全。

（5）以企业为主体积极推动海外园区建设

海外园区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群体优势，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在“十三五”时期将有更多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各类性质的园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外园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带动作用，提升海外园区的效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建议：一、发挥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企业主体作用，减少海外园区建设的指令性任务，弱化海外园区的政治意义，以市场为导向，以营利为目的，海外园区建不建、怎么建，企业说了算。二、发挥政府在海外园区开发建设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对海外园区的整体规划、园区的产业定位等做宏观指向。三、加大对海外园区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是加大对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的资金支持，目前虽然国家对审核批准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海外园区的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政府的补贴远远不够，对于没有通过审核批准的园区，面临的资金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对中资企业较为集中的海外园区要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尤其是对于恐怖主义高发、政治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应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四、加强双边政府间的协作，对于企业自主确定要开发建设的海外园区，政府应通过外交等途径，助推中资企业开发建设的园区与东道国开发计划接驳，协助企业解决海外园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不畅的问题。

（6）加强海外宣传，塑造有利于中国“走出去”的舆论环境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在“十三五”时期将加速增长，西方媒体有关中国对外投资的负面解读会增多，这将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不良影响。中国应该加强海外宣传，鼓励国内媒体到海外投资，参股海外大型媒体，改变舆论竞争“西强我弱”的态势，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好服务。目前，受新媒体等的影响，国外传统媒体也正加剧分化重组，日经新闻（NIKKEI）收购金融时报（FT）就是很好的范例，中国国家级媒体也应学习其他国家媒体集团的经验，主动走出去。具体而言，可以设立媒体海外发展基金，鼓励中国媒体到国外进行收购，到海外布局；鼓励企业在东道国成立文化传播基金，集中进行推广，加强对中国企业正面形象宣传；鼓励互联网及新兴媒体企业到海外投资布局，提升中国在全球新媒体领域的话语权；鼓励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改变西方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对中国的认识。

（7）有所为有所不为，规避“走出去”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几乎经过或辐射了世界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几个地区，一方面，沿线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甚至有一些国家国内长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另一方面，少数国家与中国因地缘关系存在领土利益分歧，当分歧不能被管控在理性磋商的范围内，就容易被激化成不同层级的外交事件，对双边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的投资造成影响。如2014年5月越南部分民众对华人企业打砸，2015年菲律宾数次爆发大规模反华游行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都给在这些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针对近年来日趋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以前，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政治风险高发国家，要采取灵活措施，规避风险。对于政治非常不安定的国家与地区，可以选择投资回避；对于政治风险相对较高的国家与地区，可考虑在该国与地区周边投资，以商品贸易延伸的方式覆盖；而对政治风险存在高发可能的国家，要注意规避投资回收期限长的项目。

（8）打造样板工程，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

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具备，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通过发挥中国与当地开发区和产业园的合作经验，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板。同时，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

（9）利用华侨的天然优势推进“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沿线途经六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宗教文化各异，民族关系复杂，发展程度不同，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加上这些国家多为小语种国家，在语言上对中国企业构成一大挑战，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经营，将面临严峻考验。要克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华侨的力量尤为重要。

从历史上中国移民的走向看，过去华人正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我国海外华侨华人中约有三分之二居住在东南亚，包括印尼、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恰恰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近年来，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政治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这部分人士积极承担投资经商等经济活动，成为国家“硬实力”的载体，又在无形中不断传播着中华文化，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载体。

（10）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担当。“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将帮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50年的发展提供支撑，并对未来的经济走向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一份公共产品。美国搭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万维网，被全世界采纳和使用。万维网是虚拟的，“一带一路”则提供了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网络，是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因此，我们建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形成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意义重大，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11）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智库主要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发展较早，成果斐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发挥思想库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应该为中央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我们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国家较多，各国政府领导人事务繁忙，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深入研究“一带一路”问题，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寻求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良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会更明确。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就曾与印度尼西亚的八个智库做过研讨，印尼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印尼的智库对“一带一路”怎么看？印尼国家政府与民众怎么看？如何推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都与印尼智库专家做了交流。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中国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提供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以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12）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过4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巩固海上货运通道、加强沿海国家经贸合作、推进降低贸易与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港口城市建设等重要意义。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内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可以考虑沿线港口与城市联盟合作模式，以新加坡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者城市的经贸和港口合作需求为出发点，以国际海运航线为纽带，对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内港口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中的港口城市，以及沿海港口航线到达的国家和港口为起步，整合沿线港口资源，发起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通道和通往亚洲、欧洲、美洲的必要门户，港口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重大，同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认为，港口需要加强软件能力的建设，要重点发展服务功能。

（13）推动海外先进制造技术并购，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分析了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收录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事件为176起，披露的投资金额为194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从规模上看远远小于能源领域的对外投资。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水平与我国的经济规模极不相称。 2015年，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根据目前我国制造业技术落后，研发能力薄弱，对国外技术依赖性强，与国外制造业水平差距大，被动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状，我们认为，要提升中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研发与生产水平，推动制造业海外并购无疑是一条可行的捷径。中国应当鼓励企业对海外先进制造技术实施并购，甚至通过二级市场或者其他形式对优秀制造企业实施并购，以充实我国企业的技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供好的服务。

（14）加快国际化人才的开发和利用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除进行长期的教育培养外，整合人才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好已有的国际人才，是短期内解决我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缺乏问题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我们建议参考以下途径开发和利用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一是充分发挥中国前外交官和商务参赞的作用；二是加大使用海外华侨华人的网络力量；三是充分利用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资源；四是充分利用外国在华留学的优秀人才；五是用好曾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优秀人才；六是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本土化”人才战略；七是加大全球招聘的力度，提高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八是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吸引海外研发人才。通过这些措施，来加快我国国际化人才的开发和利用。

（15）加强海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截至2014年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约占总资产的12.1%，境外资产总额近4.7万亿。然而近年来，央企海外资产流失亏损事件频出，如中石油腐败窝案的落马者也频频涉及海外资产流失。这背后反映出国企在境外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较多，相关部委也出台了较多的方案措施。

自2011年以来，国资委先后发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但这些办法主要针对中央企业，对于大量的国有非中央企业仍无有力约束。因此，有关部门应科学界定海外国有资产的范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惩处力度。

王健林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云 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曹德旺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正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杨元庆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郭广昌 复星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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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福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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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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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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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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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5.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6.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7.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8.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9.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10.复星国际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