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原文标题：“郑永年：中国外部崛起不可逆转性”。

中国的“走出去”的确具有很大的风险。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和控制风险，而已经不是要不要“走出去”。说到底，所有大国的大国地位是斗争出来的，并非从天上掉下来。

首先，随着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发展，外部崛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实际上，从世界历史经验看，在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过程中，政府是一个角色，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资本的角色更为重要。今天人们把世界视为“地球村”，但这个世界之所以变成这样，从一开始是资本造就的，政府只是配角。从最早的“海盗”到近代航海大发现，再到最近一波的全球化，都是资本逐利驱使造就的。这一点马克思看得最清楚。诚如他所言，资本的本质就是盈利，资本会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任何障碍，流向任何可以盈利的地方。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把自身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转型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从其本质而言，中国的资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资本都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盈利而得到生存和发展。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资本已经超越所吸引的资本。随着中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和企业在全球的扩张，资本“走出去”的速度会呈现增长的趋势。资本的“走出去”是中国外部崛起的经济基础。除非再次出现明清那样的闭关守国政策，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从现有的内外部条件来看，闭关守国几乎已经不可能。在资本大举“走出去”的情况下，政府要维持早期“请进来”和“接轨”阶段的“韬光养晦”政策，已经变得不可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辅助资本更有效及和平地“走出去”，而这也是多年来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近年来内部经济增长减速，也是资本“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这也曾经是西方资本“走出去”的最重要因素，即由资本从国内市场扩展到国际市场。资本的国际扩张，是西方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述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但西方资本的扩张过程，演变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说，政府以暴力(军事)征服的方式，对外倾销资本和商品，而置被殖民国家永远处于不发展状态。中国的资本要“走出去”，但必须避免老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方法;中国必须寻求自己的“走出去”方式。对中国来说，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资本的“走出去”，来推动资本接受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走出去”并不是资本的一厢情愿，而是具有资本接受国的客观需要。以“一带一路”为例，沿岸沿线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贫穷的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这些国家急需发展，摆脱贫穷状态。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帮助它们发展。

从当今世界的资本分布状态来看，这些国家缺少国内资本(如同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一样)。哪些国家可以提供资本呢?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对外投资的话语权，但实际上已经力不从心。美国经济有所恢复，但在实现结构再平衡之前，很难有像二战之后“走出去”的动力。实际上，美国的恢复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即资本和产业的回流，即“再工业化”。欧洲诸国仍然深陷危机，看不出能够在短时期内恢复到正常状态。日本经常处于和中国的竞争状态，但其资本“走出去”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并且因为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很难达到从前的水平。同时，即使西方各国经济能够恢复经济常态，其资本也不见得能够大规模走到急需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西方的资本已经“民主化”，必须做到“政治上正确”才能到达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情况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西方“政治上正确”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说，很多西方国家本身也需要外来资本。

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呢?人们关切的是所谓的“金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不过，在金砖五国中，其他四个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相加，还远远少于中国一个国家的。同时这些国家仍然处于比较早期发展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是扩展国内市场，把资本“请进来”会是主题，“走出去”则相对不重要。在没有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国家之前，“走出去”没有实质性的动力。

对中国来说，这些方面都存在着西方所不能比的优势。就能力而言，如上所说，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并且中国在很多方面产能过剩，也拥有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无论是过剩的资本还是产能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走出去”是一个和资本接受国互惠的过程，是一个共同发展的过程。

这就涉及中国“走出去”的方式。中国要避免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路线，就必须寻求自己的发展国际经济的道路，那就是包容和共同发展。在西方，中国的“走出去”经常被视为是“新殖民地主义”。不过，实际上中国资本的行为方式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老殖民地主义开拓海外市场，在经济层面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市场，二是原材料，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对被殖民国家的政治统治来实现的。西方现在把中国和老殖民地相提并论，则是对它们自己那段历史的有选择的“健忘”。毕竟，西方殖民地的统治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牺牲甚至屠杀了多少被殖民的人民，只不过现在西方人“方便地”把这部历史忘掉了。

中国的情况是如何呢?尽管中国也有开拓市场和购买原材料的需要，但中国已经避免了老殖民地的方式。中国“走出去”不仅仅局限于贸易，而是通过资本“走出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例如体育、医疗卫生、公共活动设施等)，而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中国也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例如早期中国倾向于雇佣本国的工人，而非所在国的工人，容易忽视环保问题等。但不管如何，中国并没有任何野心和企图，来实行早期殖民者那样的“殖民统治”。恰恰相反，中国所需要高度重视的就是，在没有“殖民统治”的条件下，如何保障自己海外资本的利益。

在国内，中国资本“走出去”遭到了质疑是因为“走出去”遇到很多困难。这些困难无非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既得利益的阻碍。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西方殖民，西方利益已经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中国资本要“走出去”，势必构成和西方既得利益的竞争，遭到他们的抵制很容易理解。

第二，受制于西方压力的一些国家。尽管这些国家有需要和中国合作，也在从中国崛起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来自西方的压力，使得它们不敢公开出来支持中国。

第三，对中国崛起仍然抱有不确定的国家，对中国持犹豫不决的态度。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力量。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多希望和欢迎中国的资本。不过，很多国家都具有反对党或者反对派力量(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其中也不乏受西方或者其他大国政治影响的政治势力。在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过程中，这些反对力量都会拿中国说事，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不过，一旦执政，这些力量也势必调整其政治话语。很现实的是，如果需要发展，外来资本是必需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资本提供国。

第五，中国本身缺乏“走出去”的经验。中国“走出去”开始不久，较之西方国家，缺少有效的经验。这些不足很明显体现在例如上面所说的雇工、环保等问题上。同时，这和中国的“走出去”的规模也有关系。中国所承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对中国来说是经济项目，但对很多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战略性，它们需要评估这些项目对它们的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

缺少经验发生在中国本身的认知层面，最显著的就是所谓的“文化走出去”。为了克服外在的阻力，减少外界对中国的担忧，多年来中国的有关当局一直在宣扬文化“走出去”，以塑造软实力，让外界了解和接受中国。从宏观层面看，这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出在文化如何“走出去”?文化必须“走出去”，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在文化“走出去”过程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一旦政府卷入，文化很容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些年来，政府所推行的那些文化“走出去”项目，使得国家形象越来越成问题的根源。文化更多的是个体层面的事情，中国文化会随着中国的资本、企业家、旅游者等等而传播到世界各地。政府应该改变策略，把重点放到“走出去”的个体之上，而非用国家力量来推行文化。实际上，西方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经验，成功的文化推广发生在个体层面，而失败发生在政府层面。例如，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随着西方个体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而政府组织的推广，只要看看今天中东的局面就知道如何失败的了。中国必须避免西方失败的道路，而从西方成功的方面学到经验。

中国的“走出去”的确具有很大的风险。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减少和控制风险，而已经不是要不要“走出去”。说到底，所有大国的大国地位是斗争出来的，并非从天上掉下来。成功的例子有大英帝国和美国，而德国和日本则是失败的例子。这些国家都是通过斗争而成为大国的，但成功还是失败则取决于斗争的方法和方式的不同。在明朝，航海时代刚刚开始，中国有个大好的崛起机会，但放弃了。之后实行封闭政策，最终失去了海洋时代，演变成封闭的陆地国家。失去了这个机会之后，中国便衰落和积弱，受到了惩罚，而且是严重的惩罚，即被西方列强所征服。今天中国再次面临崛起的机会，尽管有困难和风险，但中国别无他路。选择只有一个，即在困难和风险中继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