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祝华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9期

抗战期间，交通银行利用战前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建立起来的分支机构，协助当时的政府将资金及时调拨至最需要的地方，以巩固后方支援前方，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前后方的资金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

成立于1908年，承载着“收回轮、路、电、邮经营权，振兴民族经济”使命的交通银行，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发挥银行优势，果断采取措施及时调整分支机构，在设法保存自己的同时全力支持全民抗战。在业务经营上采取动态管理，根据战情及时拟定总行和各地行的应变策略，并随时做好撤离上海向内地迁移的准备，以更好地在金融上服务中国人民。

稳定金融市场

上海是日军侵占重要主城区之一，在枪炮声中，上海多家银行因为战争而濒临倒闭。作为国民政府主要经济支柱的江浙沪地区，面临严峻的考验。为挽救上海金融危局，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7年7月29日授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组成联合贴放委员会，总领国家金融财政计划落实。抗战初期，中央银行名义上是国家银行，但其资历尚欠，众多业务还是需要其他银行配合才能开展。当时交通银行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形成，在资金调拨、外汇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初期，交通银行高管层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军采取的“三光”政策。由于上海是日军侵袭重点城市，中国政府将内迁重庆，交通银行审时度势，决定恢复重庆支行，并于1938年1月再次开业。同年，重庆支行升格为分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亦从上海迁至重庆，并在1937至1939短短两年间，先后在西南、西北地区及越南增设35个分支机构，从华北、华中、中南地区撤退行或处38个。同时期，为利于战时金融需要，交通银行在香港设立了总管理处，在菲律宾设立了分行。

抗战期间，交通银行依然坚持办理工矿、交通和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在此基础上，加强国内工商业汇款、公司债与公司股票的经募与承兑业务，以及储蓄与信托等业务。除此之外，为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必须品的生产，稳定后方的战时物资供应，交通银行还积极开展农贷业务。

在当时的中国金融业界，交通银行的许多举措都具有前瞻性和独特性。1941 年，交通银行出资参加中、美、英平衡基金，维持中美、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抵御日伪政权在金融市场上的干扰与破坏。交通银行在香港设立的港总处，承担了总管理处的大部分职能，成为交通银行的管理中枢，依托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与海外联络的便利之际，香港分行通过各种方式吸收外汇资金，以提高应对战争时期各种货币需求困难的能力，给予了中央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由于国民政府战备能力有限，敌强我弱态势明显，中国军队在坚守数月后，上海宣告沦陷。上海作为国民政府钞券的主要发行地，维护着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上海的沦陷，意味着国民政府与上海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在危难之时，交通银行切实担负起国家银行的责任，和中国银行一起，运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外汇经验，在香港组织钞券救援上海，使得国民政府仍可在上海金融市场发挥政府调控作用，从而稳定金融秩序。

抗战对金融秩序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中华民国以来，政治动荡和军阀混战导致金融恐慌和不稳定曾屡次发生。而抗日战争与先前几次的国内战争相比，无论发生的战争规模、波及的地区、还是战争持续的时间，都是以往的战争无法比拟，对金融业的冲击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抗战期间，交通银行积极利用战前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建立起来的分支机构，使得中央政府能及时通过这些机构，将资金及时调拨至最需要的地方，以巩固后方支援前方，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前后方的资金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

承担发钞重任

交通银行曾经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特许，在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发行第一版钞券，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发钞时间长达33年，是我国历史上发钞时间最长的银行。

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至1942年，交通银行先后发行了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法币券。其中有5元、10元、25元、50元、100元、500元6种不同面值的纸钞。为减少印钞成本，交通银行设法向国内印钞厂家订货，组织发行了由商务印书馆印制的5元券和大东书局印制的10元券，以适应战时货币需求。

交通银行凭借发行钞的优势，还执行了改行券工作。所谓改行券，就是原先由某家银行印发的纸币券钞，经国民政府特许，将另一家银行已印制的钞票上印蔽的初始行名改印成交通银行行名而流通使用的纸币。因其大多以“龙马负图”为主要图案，又被俗称为“马票”。与通常的实业票不同，两张较高面额的票子上面加印了“此券由交通银行发行”的字样，而小面额的票子则完全被交通银行的行名覆盖，并在右面加印了椭圆形的行印图案，亦称为“交通银行马票”。在抗战期间，改行卷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沦陷区不断扩大，日军大举进攻的危难时期。为避免了钞券被日军抢夺的危险，交通银行当机立断，号召相关分行窃销库存钞票和破旧地名券钞票。经初步统计，截至1939年8月，共销毁或切销本行及地名钞券达281.4139万元。

稳定战区金融

交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中较早引进西方先进管理制度的银行，因此各级管理层都拥有许多优秀的管理人才，在抗战时期，交通银行派出了一批得力的金融干将为国效劳，为战时的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 年，国民政府基于“调整战区金融，收购物资，促进生产并防止敌人一切经济侵略”的考虑，设立了“战区经济委员会”。交通银行在战区经济委员会中承担了重要责任，并由交通银行协理赵棣华出任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经理李钟楚出任第四战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分别负责两个战区的经济事务管理。交通银行又派出陈光甫、席德懋任职中、美、英平衡基金会，参与国民政府的重大货币、金融决策。

1941 年，在香港办公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唐寿民，得知周佛海密谋将伪中国银行的货币流通于上海租界内，立即电令上海分行：“本行必须始终服从于国民政府，维护金融政策，延寿立场，不准丝毫让步。”拒绝使用伪中国银行货币。

抗战时期，前方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而在后方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场上敌我交锋也在悄无声息中较着劲，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前方枪林弹雨的战场。

为国英勇献身

战争是无情的也是残酷的。在长达8年之久的抗战期间，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事业，以及银行财产的安全，交行人始终以大局出发，竭尽全力，为了国家和交通银行的利益尽职尽责、奋不顾身，甚至英勇献身。

胡笔江就是其中之一。胡笔江祖籍镇江，1881年4月24日生于江苏江都县，天资聪颖且酷爱读书，又在私塾中练得一手漂亮颜体，颇得老师喜爱，这为他日后发展创造了条件。胡笔江早年在泰兴姜堰镇小钱庄和扬州李经楚的义善源银号当过店员，1912年起先后担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和北京分行副理、经理，1921年创办中南银行并担任总经理，1933年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

1932年，日本军队入侵上海，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胡笔江表现出拳拳爱国之心。他在上海电台演讲时发誓：“设使我为此次战争而牺牲，则国家损失不过一贫民之子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序幕，财政部命当时的四大银行董事长共同研究战时金融政策报告，胡笔江昼夜伏案，就敌占区、临近敌占区、距敌较远省份和大后方等的金融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分别提出具体对策，备受重视，后来一一实施。

1938年8月24日上午，胡笔江乘坐“桂林号”自香港飞抵广州上空，遭遇五架日机追击扫射，不幸以身殉国。宋子文、孔祥熙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宋子文在悼词中说：“胡进身之初，仅为钱庄学生，一无凭籍，经数十年之奋斗，以才能德行，见重于时，最后卒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送了花圈，毛泽东在挽联上称胡笔江为“金融钜子”。

交通银行发行部经理刘宗成，无锡分行办事员刘绥之、盐城支行仓库主管沈得钧、南京支行出纳员远奎、厦门支行代出纳主任王豪等员工，都在保卫在工作中遭至日军的枪杀牺牲或致残，表现出以行为家，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他们曾经是金融战线上不拿枪的“勇士”，也因抗战而英勇献身。

抗战胜利后，交通银行由陪都重庆返回京沪。值得一提的是：在回迁之前，交通银行提供三种方案供员工选择：一是随总行一块返回京沪；二是调到京沪一带家乡分支行；三是离行复员。三种方案都作了精心安排，足见当时交通银行高层以人为本，尊重员工意愿之心。

翻阅历史，鞭策后人。交通银行在抗战时期所做的一切工作，在中国金融史册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抗战时期的艰苦创业的抗战精神，也必将一代激励着一代，鼓舞着每位交通银行人，每位金融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