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邵平（平安银行行长）

文章 |《财经》2015年第28期

2015年8月，上市公司半年报先后披露，16家商业银行的业绩表现十分低迷，净利润同比仅增长2.4%，而2013年、2014年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12.8%和7.7%（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增速，来源于16家上市银行的财报汇总；后文提及到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则来源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几为断崖式下跌。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移到2003-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年均复合增速高达49%，可谓是“黄金十年”。然而短短两年时间，中国银行业光环不再。

我们不禁想问，在中国经济总体还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形势下，为什么中国银行业却已感受到阵阵寒意？这是萧瑟之秋，还是肃杀之冬，抑或只是乍暖还寒时节？“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不知道为什么成功，或者相信了错误的成功理由，是非常危险的。由此回首“黄金十年”来时路，探幽发微，厘清商业银行过往发展的理路演进，或许可以照亮未来的行程。

“共生共荣”的三个阶段

1978-2003年，是我国现代银行体系建立与发展的初步阶段。这一时期商业银行总体呈现出“规模快速扩张，亏损不断加大”的特点。1978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仅为1876.5亿元，2003年达到27.7万亿元，增长了147倍，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速达20.3%，远超过同期GDP名义增速。但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与其紧密相连、以不良贷款形式承担了大部分改革成本的银行业，自然难以跳出持续亏损的怪圈。1978年银行业亏损为-16.6亿元，1988年扩大到-679亿元，1998年更扩大至-1026亿元。直到2000年之后，银行业剥离巨额不良资产，经营状况才开始扭亏为盈。

2003-2013年的十年，是中国银行业历史上的辉煌十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利润从322.8亿元增长至1.74万亿元，飙升为十年前的54倍，盈利能力已经跻身国际银行业一流水平。与此同时，商业银行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从17.9%降至1.0%；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98%提升至12.19%，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都显著改善。按照资本实力排名，我国进入世界前1000的银行从2003年15家增加到2013年的96家，全球前10大银行，中国更是独占四席。不少银行从被国际有关专家认为的“技术破产”，发展成为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投资人广泛认可的对象，可谓是云泥之别。引起此种变化的内在逻辑，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

2003-2007年：银行业同质化大发展时期。这期间，各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盈利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提升。五大行每年的规模同比增速基本在10%-25%的区间内浮动，最低也超过7%；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增速更高，绝大多数每年都超过25%，个别股份制银行有些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多数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也都远超规模增速，行业中几乎不存在发展掉队的银行。然而，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却高度同质化，营业收入来源单一，几乎全部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占比都在90%-95%的水平。

2008-2010年：银行业表内信贷“大跃进”时期。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极大加速了银行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表内贷款维持超高增速，2009年2季度曾一度达到34.4%的历史高点，2009-2010年的短短两年，银行业新增近30万亿贷款。这其中，房地产相关贷款收益高、风险低，成为银行最为青睐的贷款行业投向：仅2009年投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就达到1.14万亿元，而2008年这一数字还仅为0.76万亿元；按揭贷款的增长丝毫不逊色于开发贷款，2009-2010年新增个人购房贷款1.6万亿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在这一时期也急剧膨胀。2008-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从4.33万亿元增加到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2010年末的平台贷款规模，尽管没有公开披露，但据机构估计超过14万亿元，规模近乎翻番。

2011-2013年：银行业表外业务“大跃进”时期。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余额为48.65万亿元，相当于表内总资产的36.4%。这期间理财业务和同业业务规模扩张的速度远比4万亿时期表内信贷扩张的速度要高。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从2011年初的3.2万亿元，飙升至2013年末的10.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33.6%。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含应收款项类投资）从2011年初的7.31万亿元增长至2013年末的13.74万亿元，增幅88.1%，年均复合增速23.4%，高于同期总资产增速9.2个百分点。与2008-2010年表内信贷大跃进类似，这次表外的飞速扩张，支撑点仍在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银行借助表外乃至表表外业务通道给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

十年繁荣的理性反思

产权改革和资产剥离，是商业银行这十年快速发展的原始动力。从2000年开始，政府“刮骨疗伤”，先后3次剥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总量超过2.6万亿元，使当时处于“技术破产”边缘的银行业终于甩下沉重包袱，从而为接下来低不良、高增长的浴火重生奠定了基础。另外，2003年开始的股改上市，极大地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制度基因。通过为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外部约束机制，解决了信息不透明和经营目标异化问题，促使商业银行摆脱行政控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自此，现代公司治理在商业银行内部落地生根，治理结构的优化充分释放了银行业的增长动力。

GDP高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红利为商业银行十年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2003-2013年正是我国经济发展千载难逢的机遇期，期间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速高达16.8%，实际增速也有10.1%。十年内，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越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总量增长，为银行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在经济上升周期，信贷需求较为旺盛，商业银行纷纷选择“跟随战术”，将资金投向相关的行业，与之共荣。另一方面，经济上升周期内企业财务状况较好，银行不良资产率下降较为明显。

房地产长期繁荣为商业银行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投资是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2009年4万亿投资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90%，而房地产投资一直是主要贡献者。在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发展路径之下，商品房销售额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5.6%一路上行至2007年的11.2%，5年之间整整翻倍，截至2013年时，占比进一步突破13.8%，房地产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支柱。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不仅是政府和开发商，还有商业银行——政府赚土地出让金，银行赚利差，房地产商赚财务杠杆。从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看，2003-2009年期间，表内贷款占比约为20%-25%；2010年房地产贷款窗口指导后，表内渠道不畅，这一数字区间降至15%-20%，但商业银行不断创新理财、同业业务，通过表外、表表外通道继续给予房地产商和地方融资平台授信。

利率管制、利差锁定的政策环境，是中国银行业能够出现“黄金十年”的政策红利。十年来中国的利率始终受到严格管制，存贷利差稳定在3个百分点左右。在经济景气周期内，银行仅需要按照官方制定的贷款利率发放贷款就能获取不菲的收益。曾几何时，国内多家银行纷纷提出战略转型目标，但面对利率严格监管加上持牌经营的政策环境，做大规模从而做快利润增速的诱惑太大，这促使商业银行的客群向规模大、固定资产投入高、资金吞吐量大的行业和企业集中，商业银行缺乏产品创新和客户拓展的内在动力，经营模式高度依赖利差，反映在利润表上的结果就是净利息收入占比畸高，非利息收入占比过低。2008年之前银行业整体的中收占比基本在16%以下，直到2009年才堪堪突破20%的水平，这与国际先进银行普遍40%以上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高储蓄率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也为商业银行发展提供了结构支撑。高储蓄率是导致银行资产规模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2003-2013年十年内，居民储蓄率水平徘徊在50%左右，长期排名世界前3，而全球储蓄的平均水平仅为19.7%（2005年，IMF统计数据）。巨量的储蓄在国民资产负债表中沉淀下来，并最终转化为了投资。然而，从储蓄向投资的转换过程中，由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而间接融资的市场主体又过度集中于银行，于是企业和居民投融资需求都向银行信贷集中。持续的超高储蓄率，为银行提供了不竭的庞大负债来源。

旧模式必然终结

经济决定金融。如今，银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正处在剧烈而又深刻的变化过程中，过去的“发展红利”已经转变为“发展负债”，粗放激进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一是竞争加剧、风险上升使得“跟随大流”的同质化经营模式难以维系。西方商业银行已经形成了多样化、差异化的银行生态体系，既有像汇丰、花旗等以综合化、国际化为特色的全能银行，也有像富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等以小企业、资产托管为特色的专业银行。与此不同，中国商业银行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征，各家银行竞争主要依靠价格战、规模战等“常规武器”来“贴身肉搏”，这是在低压力市场环境下粗放经营的重要表现。在市场增量扩张放缓、客户需求不断升级、存量争夺日益激烈和信用风险愈加严峻的形势下，转型迫在眉睫。

二是产能过剩、产业调整使得以传统行业为主的业务发展模式难以维系。政府平台、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由于具有较强的背书和抵押能力，是商业银行的天然服务对象。过去十年，基于政府的隐性背书，商业银行将大量的信贷资金投向相关领域，如今，由于经济持续下行、产能过剩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这些行业迎来拐点，利润率下滑，现金流压力加大，系统性风险可能随时暴露。在这种风险形势下，以政府融资平台、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为主、风险系数大、资本消耗大的重资产信贷模式必然难以持续。

三是利率放开、金融脱媒使得以存贷利差为主的商业盈利模式难以维系。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步入尾声。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是巴西、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市场集中度明显上升，中小银行普遍遭受较大冲击，破产倒闭、重组并购层出不穷。中国也极有可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中小银行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更为严峻的，利率市场化完成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存款利率会在高位区间运行，叠加存款同业化、理财化以及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储蓄搬家趋势，将进一步提高银行的负债成本。

旧常态下银行发展逻辑与经济金融“新常态”大环境的背离，使得中国商业银行迎来了行业性的分化转折点。2014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放缓4.1个百分点，自此进入了个位数增长的时代。单年不良贷款增加额度超过了过去三年增加的总和，不良贷款率比2013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达到1.25%的高位。2015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从半年数据来看，五大行的净利润水平目前仅有1%左右，8家股份制银行中4家银行已经滑入2-5%水平以内，上市银行整体增长仅为2.4%，中国银行业正在并将持续接受经济周期的严峻考验。

转型升级的策略思考

中国银行进入三十年未有之变局。站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作为与经济金融形势高度共振的银行业，必须摒弃过去传统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构建起差异化的竞争能力，方能确保可持续发展。

一是牢固树立商业银行的正确信仰，坚持稳健发展。中外商业银行的发展史一再证明，稳健经营是商业银行最核心的逻辑，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浮躁的、盲目的、一哄而上的短期行为，只会最终酿成苦果。长期以来，中国商业银行处于经济上升的景气环境中，没有经历完整的经济周期，因此对盈利目标与风险成本在不同时期相对错位的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近两年商业银行净利润“断崖式下跌”，其实才真正反映出经风险调整后的真实收益。

回顾中国经济，经历过改革开放这短短30多年后，2014年的实际GDP已经是1978年的28倍，蓦然回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GDP年均复合增长并不足10%。中国商业银行业如果能够维持7%左右的增长水平，30年后体量将是今天的八倍，全球1000大银行的排名中中资银行将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稳健发展叠加时间积累的指数效应。然而，“历史给人们的教训就是，人们从不接受历史的教训”，纵观世界金融史，真正能够行稳致远的银行寥若晨星，多数都在金融的大潮中折戟沉沙。商业银行追求百年基业，稳健是经营的基本方式，也是转型升级的基本遵循。有了稳健发展的理性回归，升级才能真正做到蹄疾而步稳、勇毅而笃行。

有效控制风险恰是银行稳健发展的生死线。风险管理的技术、制度、文化是商业银行的基石，商业银行必须要有资本金防御风险，同时要有良好的风险控制工具和手段。随着银行多元化、综合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同业业务占比的提升，资产效益和质量对经济波动和经营环境越来越敏感，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都在不断上升，不同风险之间越来越容易交叉感染。对此，商业银行应当建立起统筹表内、表外和表表外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注重“风险”条线的队伍和技术建设，根据经济和行业形势变化动态调整风险与市场的平衡，适度将风险防线前置；探索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大数据风险监测新手段，对风险在银行各个业务当中的运行机制有更清晰的了解，更准确把握降低风险成本的关键点。

二是真正走向战略管理之路，推动商业银行变革转型。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到以人为本的组织管理，再到目前阶段的战略管理，这是商业逻辑演进和管理发展的大趋势。近年来，随着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向纵深推进，战略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银行开始加强对行业发展趋势和经济金融形势的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战略发展方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转型成效越来越显著，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新形势下强化战略管理，已经逐步成为行业共识，商业银行战略管理工作也正在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运作的阶段。

随着新旧常态下银行发展逻辑的切换，商业银行对战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架构体系和实施举措都应该有全新的认识。战略管理将成为新常态下商业银行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战略管理的内涵应该比过去更丰富、更充实。商业银行应强化战略组织建设，通过持续、动态、闭环的战略管理，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战略合力，保障战略制定的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和战略执行的集中性、连续性、一致性。

三是认清银行业战略趋同大势，依靠精细管理突出重围。自2013年起，银行业进入密集的换届期，各家银行都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我们发现这些战略基本可以用国际化、集约化、综合金融、互联网金融、小微金融、智慧经营等来概括。在银行业的战略又一次高度趋同的形势下，强化战略执行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便成为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执行比战略确定更加重要。只有全面提升资本、成本、流程、风险、定价、客户、人力等方面的管理水平，转型才能取得成功。

事实正是如此。近些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其实都在按照国外的经验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小微业务和中间业务。但即使是聚焦于一项业务，行与行之间的表现迥异，转型效果不尽相同，部分银行发现投入大量资源的所谓战略性业务，在实际中创造的价值远不如预期。转型并非简单的业务发展方式的转变，其背后实质是一场管理的革命。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同业与跨业竞争日趋激烈，在业务发展的背后，管理的价值更加凸显。精细化管理是超越竞争者、超越自我的需要，是强化战略实施和战略管控的需要，也是银行谋求基业长青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应当把精细管理当作战略的一部分，把关键性的执行点、管理流程，都作为战略范畴考虑进去，引入高效的战略管理工具，崇尚工具理性，使组织管理单元精确、高效、协同和持续运行，从而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可以断言，未来十年商业银行将进入管理制胜的时代，管理亦能创造价值。

四是以史为鉴，根据形势变化科学理性选择新的业务方向。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上升时期，许多行业进入了成长的狂欢期，这一阶段，机会是普遍性的。银行的战略选择只需紧跟主流行业、主流客户，就能够共享繁荣，如果不采取跟随战略，为了转型升级而刻意为之，势必掉队。过去十年的同质化竞争，正是彼时理性的不二选择，这是由旧常态下的发展逻辑所决定的。

新常态下，机会是结构性的。中国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位于世界前列，中国的商业银行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面临着“东升西落“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我们也共同迎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但是，在国家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我们也同样告别了普遍性的增长机会，期间风险将如影随形。我国这两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在利率市场化、资金脱媒、互联网金融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银行纷纷向财富（资产）管理、投行业务、金融市场等轻资产的中间业务转型，但是各家商业银行需要更多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历史传承、风险偏好、文化基因出发，确立各自的业务发展方向和业务策略，商业银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经营时代已经来临。如果再一次选择同质化竞争，不仅将带来更大的风险，还将与这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回首十年来时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依靠同质化的经营模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下一个十年，在增速换挡、产业转型和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必须不断提升战略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并最终形成差异化的竞争能力。然而，差异化发展是一条漫漫长路，需要一代银行人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不为一时的市场浮躁所动，深刻洞察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的逻辑和内在规律，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方能开启中国商业银行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