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的发布，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这项倡议得到了沿线众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在“一带一路”沿线，南亚拥有16亿人口，比邻中国西南周边，北上与中亚相连，南下接通广袤的印度洋，正处于“一带一路”发展路径之间。虽存在安全等政治风险，但投资机遇巨大，南亚或有可能创造中国周边战略的新范式。2013年5月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出访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时就已经分别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这或可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声。

构想推出，智库先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日前在北京总部召开‘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亚篇”，与会专家集思广益，从不同国家主体特征及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南亚区域的投资风险和机遇。

投资机遇彰显

与会专家指出，南亚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较弱，对中国的投资需求大，“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将为中国企业投资南亚创造无限机遇。“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贯通”，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推进中国与邻国的互联互通。“中巴经济走廊”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签订了总价460亿美元的能源和基建项目协议，成为中国在海外国家最大的单笔投资。跨越巴基斯坦的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等设施建设不仅为国字头基建中企带来商机，亦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机遇。“在印度做实业很困难，建议在印度搞旅游产业。”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认为，发展旅游业是在印度投资的可行选项，其不主张在印度大规模搞基建。“国之亲在于民相交。”专家均认为，南亚国家旅游资源丰富，该类投资项目不敏感、不易被拒绝，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除印度外，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都是旅游投资的可选之地。“‘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走出去’，关键还要引进来。”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应加强与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印度的高等教育质量很高，IT界人才多，微软、可口可乐、麦肯锡等世界500强企业均引进了大量印度人才，他呼吁有关部门在签证方面对南亚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以便引进南亚人才。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力舟亦表示，巴基斯坦英语人才多，其既了解本国的宗教文化，又熟练掌握西方语言，可助力中企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西南亚主任王世达表示，斯里兰卡正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其与中资企业的合作空间较大。

风险保障机制亟待建立

尽管南亚投资需求大，但南亚国家总体属于政治、宗教风险集中区域，如何防范、规避投资风险是投资南亚的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外交学院副教授、外交部前驻印度外交官林民旺认为，中国企业投资南亚需有风险保障机制保驾护航。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王天星表示，政治风险和自然灾害无法控制，但市场和法律风险可以预防。如巴基斯坦的法规出台频繁，但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前的征求意见期间即是企业的缓冲期，企业可根据拟出台的新法调整经营策略，亦可将企业的关切通过一定的途径反馈给立法机构。“对外投资的基础数据非常重要。”王天星表示，注册、环评、社会保障、工资标准、员工福利成本等投资的基本数据对企业投资至关重要。发达国家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和获取渠道已经较为成熟，但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数据则需要智库、中介机构的努力来建立完善。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群亦认为，要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通过风险评估和保险制度等手段来帮助企业规避风险。

针对遭遇不可抗力等风险时的退出机制，孙力舟表示，一是要积极与国外投资、基金机构等合作减少损失。如中水电、三峡水坝等成立的南亚公司投资巴基斯坦的水电工程项目，丝路基金、世界银行均决定入股，分别持股15%；美国、英国、中东国家资本亦计划投资该平台。即使所在国政权更迭，众多国际投资机构的加入也会使新政权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加大。二是转让建设经营权即BOT模式。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购的项目卡洛特水电站采取的即是BOT模式。建成后30年内建设方可从中获得收益，之后无偿转让给巴基斯坦政府。此时投资早收回且无偿转让可收获民心，培训当地技术人员，是良性的退出模式。三是借助当地律师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力量。孙力舟建议，在南亚可投资公益和盈利兼具的项目，投资额较低，见效较快，亦可降低风险。

文章选自《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