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金融》杂志主编 魏革军

文章|《中国金融》2015年第17期

魏革军: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我国银行业不断加快国际化步伐,在全球金融舞台的作用日益重要。您怎样看待目前的银行国际经营环境?其对银行的海外业务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陈四清: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处于复苏态势,预计全年增长有望达到3%,但不同地区的经济走势存在明显分化态势。受货币政策仍将宽松、能源价格低位运行以及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力度有望增强,但美联储有可能加息的预期将对全球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乃至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将继续受益于QE政策、汇率走弱以及能源价格下行,预计2015年将分别增长1.5%和1.2%,但是,希腊债务问题久拖不决可能对欧洲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在新兴市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最为强劲,中国和印度预计全年将分别增长7%和7.5%左右,东欧和拉美地区分别受到俄罗斯和巴西陷入衰退的影响,经济增速较为低迷。中东和非洲地区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地缘政治不稳和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增长相对缓慢。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监管环境也日趋严格。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实施,强化了对银行资本金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扩大了资本监管的风险覆盖面,大幅度提高了商业银行参与复杂业务的成本;流动性监管标准的加强压缩了西方大型银行在短期负债和长期资产之间实现套利的空间,推动商业银行回归传统业务模式。

经济环境和监管环境的变化对银行海外业务产生了较大影响,大型银行纷纷收缩海外业务,海外资产、员工数量和机构数量增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部分银行更是将业务重心回归本土。同时,大型银行也纷纷进行业务条线的“瘦身”,压降高风险业务条线,如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交易业务(FICC),投行和资本市场业务等。此外,从区域布局来看,大型银行对网点设立及并购决策更加审慎,退出了一些盈利能力较低、风险较大的市场,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大型银行海外策略调整对其风险吸收能力和盈利水平产生了一定影响。截至2014年末,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5.98%,较2009年提高1.5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3.24%,较2010年下降0.14个百分点;净息差水平为1.63%,较2009年下降0.08个百分点。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然曲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银行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综合来看,中资银行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亚太自由贸易区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为中资银行参与国际金融竞争、重塑世界金融格局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魏革军: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等国家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趋严,对我国商业银行是否带来一定影响?对此应如何应对?

陈四清: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等国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法规和措施,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例如,2010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全面加强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2013年,美国财政部出台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实施细则,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向美国申报美国客户的账户信息,同年还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下的“沃尔克规则”,限制金融机构的自营交易和高风险衍生品交易。2014年,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分别提出了强化审慎监管规则和强化监管指引,对大型银行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管理文化和能力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同年,欧盟各成员国在清算机制、恢复计划、存款担保等方面实施了统一监管法案。

国际监管环境的变化将对银行风险管理理念、制度、内容等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是监管理念不断深化,要求银行风险管理理念由局部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发展,由注重单一风险管理向加强系统风险管理发展。二是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促使银行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和管理流程,提升自身风险管理的集约化和精细化程度,有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三是国际监管持续强化反洗钱、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资本监管等领域,促使银行重新检视这些领域的管理机制。

此外,反恐压力增加、欧美制裁政策升级等,也使国际化金融机构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近几年,境外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尤其是美国司法和监管机构对国际银行的反洗钱处罚力度明显加强,巨额罚款从几千万美元到数十亿美元不等。巨额处罚对银行声誉和经营业绩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中国银行是国际化水平最高的中资银行,海内外机构众多、业务结构复杂,面临的海外合规风险比国内同业更大。面对海外经营和发展带来的挑战与影响,中国银行一直秉承“做最好的银行首先要有最好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这一风险管理理念,将严控风险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中国银行全面主动跟踪关键国家和地区以及关键领域的监管动态,与海外监管机构保持顺畅的沟通,深入开展海外重大监管新规的分析评估并推动落实。

经过持续努力,中国银行已经建立了一套符合沃尔克规则、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等国际监管条例的合规机制。特别是在反洗钱方面,中国银行持续完善海外合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强化管控机制建设,重检和明确相关业务的集团合规标准,并制定和执行反洗钱管理三年规划。未来,中国银行将通过完善治理架构、IT系统和控制流程,强化检查监督,开展全员培训,建立与G-SIFIs银行地位、战略相匹配的反洗钱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实现反洗钱管理的“专业化、集中化、自动化”,全面提升集团整体合规水平。

魏革军:您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银行业海外经营还面临哪些挑战,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陈四清:近几年来,中国银行业海外业务进入历史上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虽然我国银行业“走出去”取得较大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当前,中国与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和投资往来。由于地理位置和时差的原因,“走出去”客户的金融需求可能随时随地发生,中国银行业要为之提供服务,就必须做到全天候、全方位的覆盖。虽然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拓展步伐不断加快,但是截至目前网点覆盖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也仅为50多个,远远低于国际大型跨国银行的水平。而且,网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中心,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布局还比较薄弱,已有的分支机构服务能力也有待提升,无法充分满足客户在各个国家的服务需求。

第二,如何满足多元化的金融需求。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已经发生量与质的飞跃,企业和个人“走出去”日益频繁,跨境金融需求的多元化程度不断提升。中国企业日益从采购、销售全球化发展到投资、生产全球化,金融需求不仅仅局限于存、贷、汇等传统服务,相关的投行、保险、融资租赁等需求不断涌现。同时,个人出境旅游、置业等金融需求快速增长,对相关跨境产品和服务提出更加差异化的要求。但我国银行业的多元化服务能力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一方面,参与主体不够丰富,主要依靠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多元平衡的参与主体格局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仍在建设之中,一定程度上导致境外业务收入单一。2014年五大行境外收入中,非利息收入占比不到15%,远低于同期境内收入中的非利息收入占比。

第三,如何加强和完善全球风险管理。国际化经营是银行业务向境外市场的延伸和拓展,风险因素具有跨境和跨系统的特征。由于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体系、商业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风险甄别难度增大、相关数据有效性降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管理面临巨大挑战。同时,中国银行业还要面对部分难以量化的风险因素,比如地缘政治因素、宗教文化因素、社会治理程度等,对风险防控提出了很高要求。此外,海外金融监管环境差异很大,对合规与反洗钱、流动性管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加严格。如何有效控制风险将成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稳健发展的重要课题。

魏革军:商业银行服务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统筹境内外两个市场,提升全球一体化的服务能力?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银行在产品服务、组织架构方面都作出了调整,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具体措施?

陈四清:商业银行服务“走出去”企业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重点是要善于把握境内、境外两个市场,善于利用境内、境外两种资源,善于控制境内、境外两类风险。

一是强化营销统筹,建立全球一体化的营销服务体系。“走出去”企业群体是一个比较优秀、有一定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群体。随着经营足迹遍布全球,大型“走出去”企业往往要求商业银行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一致、高效的金融服务。为此,商业银行需要统筹集团境内外的各项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一点接入、全程响应”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满足“走出去”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金融服务需求。

二是强化产品统筹,建立全球一体化的产品支持体系。为满足“走出去”企业日益多元化、复杂化、高效化的金融产品需求,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境内+境外”“商行+投行”的模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等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在产品拓展方面,要形成总行主导、海外区域中心辐射型的全球一体化产品支持体系,提升产品推送效率,降低业务运营成本。

三是强化风险统筹,建立全球一体化的风险管控体系。近年来,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范围的扩大、涉足领域的扩展、在国外经营的深入,一些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外汇管制风险等事件不断出现。作为商业银行,既要积极支持“走出去”企业正常经营、投资过程中的金融需求,也要发挥自身的专业性,通过提升海外机构风险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强国别风险、监管风险的研究和分析,充分利用外部风险缓释工具,增进境内外机构的信息交流,强化联动业务的合规审查等手段,积极打造全球一体化的风险管控体系。

作为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金融中坚力量,中国银行长期以来在“走出去”业务方面保持着同业领先地位。近年来,中国银行采用“境外业务境内做,境内业务境外做”的方法,在产品服务和组织架构等方面重点推进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构建全球营销服务体系。近年来,中国银行打造了公司金融客户全球服务平台,加快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分层管理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全球客户经理制及全球统一授信体系。通过这些平台和制度的建设,境内外机构既可以共享信息,也可以相互支持,同时有效分工,高效协作,为企业提供全球统一的金融服务。

二是发挥全球区域中心优势。近年来,中国银行充分发挥在香港、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纽约、上海等全球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设立亚太、欧非和美洲三大海外银团中心,已初步成为具有统筹营销能力和核心竞争实力的区域银团专业化运作平台,成为提升环球融资服务能力的重要抓手。利用新加坡、伦敦、上海、纽约大宗商品交易枢纽的地理优势,构建四家大宗商品业务中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银行大宗商品业务的专业化经营水平。积极推动打造香港、伦敦、新加坡等海外债券发行中心和外汇交易中心,提升了中国银行在全球债券市场和外汇交易市场的地位。

三是打造特色产品服务品牌。近年来,中国银行紧跟国家战略,重点打造了跨境并购贷款、项目融资、人民币国际化、大宗商品融资、海外发债等多个“走出去”业务品牌。中国银行成功叙做了中交国际收购澳洲JohnHolland等一批有市场影响力的跨境并购项目,成功支持赞比亚曼巴火电站等融资项目,将人民币服务嵌入境外铁路基建、工程承包、能源开发与贸易投资,为国家电网、宝钢、中船、三峡等一大批企业发行境外美元和欧元债券进行融资,有力地支持了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四是创新海外工作机制。为强化海外重点项目营销服务,中国银行选派业务骨干组成了重点项目营销海外工作组,以境内业务准备和海外短期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从营销拓展、项目分析、授信发起等方面支持海外市场拓展,为推动海外重大项目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魏革军:我们注意到,今年年初以来中国银行组织了一系列中外中小企业撮合对接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种服务模式?

陈四清:中国银行全面推动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务,通过“一对一”的商务洽谈模式,帮助海内外中小企业直接对接商务需求,将国外优质的中小企业与国内中小企业对接,帮助国内中小企业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通过撮合服务,既支持中小企业提升技术水平、扩大市场、转型升级,又帮助企业提升抗风险能力,实现了海内外中小企业的互联互通。

中国银行的跨境撮合服务彻底改变了以往“专家台上讲、客户台下听”的传统论坛模式,根据中小企业跨境合作的特征,事先开展大量准备工作,经过多重筛选挑选出行业对口的目标企业。通过搭建信息库、客户配对、网上“相亲”、对接面谈、现场考察“五步走”的服务方式,保障了企业的顺畅交流与合作洽谈,提高了撮合成功率。中国银行还秉承与客户共成长的服务理念,根据跨境投资进展情况,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在招商引资期、投资建设期、企业初创期、发展壮大期等不同发展阶段提供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等在内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跨境撮合服务自推出以来得到了各方的好评,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有助于解决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虽拥有先进技术,但市场饱和;而我国中小企业拥有广阔市场,但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且能耗高、污染大,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双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跨境撮合服务不仅能够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引入海外低成本资金,扩充直接融资渠道,降低中小企业债务成本。二是契合国内外政府及企业的实际需求。国内外政府高度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期,中小企业不仅能解决社会就业,也是税收的主要来源。此外,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基本是家族式企业,拥有积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专利技术,由于后代不愿承继而面临失传。而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愿意把技术有偿转让给中国的中小企业。

魏革军:国际化早已根植在百年中国银行的血脉中,面对新形势,中国银行在国际化布局方面有哪些新的构想?目前多家银行都在加快海外布局,您怎样看待这样的竞争态势?

陈四清:今年年初以来,全球经济温和复苏,美元走强、国际金融市场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金融市场化改革全面加速。“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中非合作等国家战略逐步推进,资本和产能的输出进一步提速。总体来说,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利于中国银行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面对新形势,中国银行将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海外业务的发展。

一是完善全球网络布局。目前,中国银行在全球除中国大陆以外的4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600多家经营性分支机构,下一步将以“一带一路”地区为重点,完善国际化布局。坚持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运输大通道建设的基本原则,加大对南亚、中亚、中东欧、西亚和北非等“一带一路”沿线重要战略支点地区的机构布局,提升网点覆盖密度,争取成为当地主流机构,加强深度参与的能力。

二是优化境内外协同的综合化金融服务。坚持“境外业务境内做,境内业务境外做”,加强内外联动。强化总行、境外分行的业务对接与协作,做好大型“走出去”企业联动营销,重点关注国际产能合作、高端装备制造、海外工程承包、能源资源引进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开展对“世界500强”海外客户的拉网式营销。灵活运用并购贷款、杠杆融资、高收益债券、夹层融资等跨境并购融资产品,以RQFII为重点联动营销跨境托管业务。完善海外工作组机制,推动重点项目落地。

三是充分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机遇。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银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主渠道,将重点攻坚三个领域:一是在跨境贸易领域,灵活运用境内外两个市场的不同特征,为客户提供全交易链条的综合服务方案,拓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用业务;二是在跨境投融资领域,抓住人民币资本输出机遇,推动人民币在项目融资中的运用,利用好区域性金融创新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及国内外借款,推动个人跨境人民币结算及投资业务。三是在金融市场领域,加快研发推广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离岸市场衍生品,推进人民币债券二级市场交易发展。

四是强化海外业务的风险管理。加强海外信贷资产质量检测和重大风险事项管理,做好国别风险管理及限额管控。强化海内外联动业务信用风险管控,防止风险在境内外机构之间传染和转移。加大对境外分行资产业务的支持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附属公司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管控。利用多边组织担保增信工具、跨境担保机构等多种手段缓释风险。完善海外机构内控评价体系和操作风险监控平台,做好跨境联动业务合规审查,强化反洗钱工作。

当前,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面临历史性机遇,抓住海外市场这片蓝海成为中资银行的战略选择。国内金融同业纷纷加快了海外网络布局步伐,给中国银行的国际化业务带来越来越多的竞争和挑战。作为一家深耕海外的百年老店和国际化发展的先行者,中国银行在跨境服务能力、国际化人才储备、海外机构运营等方面仍具有明显的优势。未来,中国银行将继续紧跟国家战略,围绕“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战略目标,加大在“一带一路”的资源投入和机构布局,同时在已设立分支机构的国家进一步提升网点密度,争取进入当地主流银行之列,形成在海外持续健康发展的高效运转模式,谱写中国金融业海外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