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2015年第8期

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局面靠政策调节来维持和改变，而政策措施的背后支撑因素是理论，理论形成又靠思想，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局面最终还是取决于决策层的思想。

从中国近一年多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看，的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其主要表现为：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产能过剩消解困难、金融体系资源流动偏向非实体经济和泡沫经济、地方政府发展自发冲力大幅下降、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宏观调节节奏和效力有待改善等等。针对这种局面，我们的决策层实际上有两种理论在影响政策，一种是习近平的新常态理论，另一种是克强经济学。从观察到的情况看，习常态理论目前主要是引导人们去理解和适应新形势，而克强经济学则旨在推动政府部门的调控和发展政策的制订。这两种理论给人的印象是一宏一微，相辅相成。

习常态理论最详尽的阐释，是2014年12月9日习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常态在经济领域九个方面的表现。而克强经济学，我们只看到2013年6月北大教授黄益平在巴克莱银行内部刊物《全球资本客户》上发表的那篇首提Likonomics概念时给做的三个概括，所谓“不刺激、去杠杆、搞改革”是也。其他我们还了解到的就是“克强指数”（用电增长率、铁路货运增长率和银行信贷增速）和克强总理在一些会议上关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的重要讲话。所以，与习常态理论相比，克强经济学在体系上和框架上似乎还不甚清晰完备，还须在今后若干年的政府执政操作实践中去发展完善，而习常态理论从总书记于2014年5月第一次使用新常态概念开始到现在也不过一年多时间，而且，作为一个新发展时期的指导性理论，兹事体大，需要理论界加大研究力度，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完备化、体系化和科学化。

与新常态对应的概念是旧常态。正象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习常态与美国经济学家口中的新常态涵义不同一样，中国经济的旧常态与美国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旧常态也具有不同的内涵。美国的旧常态通常是指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所谓黄金岁月特别是1990年代。而中国经济的旧常态通常是指经济高速增长、外需和投资需求强劲、地方政府扩张冲动难以抑制、制造业建筑业空前繁荣的年代。这样的年代在中国持续了30年，它直接创造了中国经济神话。旧常态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由旧常态转向新常态是一个时点还是一个有一定期间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不是谁人说到了什么阶段就到了什么阶段，这其中总要有一定的阶段经济内生推力和结构特征分析才能使我们的立论看起来象科学。

按照《人民日报》2014年8月5、6、7日连续发表的三篇阐述新常态问题的系列评论所说“中国经济新常态”基本表现就是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实质内容就是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近两年来的经济运行状况说，GDP增速确实是下来了，但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却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创新因素在现阶段还远未成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力。

在这里，有必要对创新因素进行简单的说明。经济学中的创新因素其实就是“索洛残差”。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他195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分析了20世纪前49年美国经济增长数据发现在剔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因素外，还有一个剩余值，他就把这个余值定义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此，后来的经济增长分析就变得简明化了，只要识别资本、劳动力和效率提高在各国的贡献度似乎就构成了完美的经济增长分析。这是学术界的一般方法。但从实际情况说，经济增长除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要素外还有体制制度改善、生产组织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增长潜能释放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改革红利说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以中国为例，1978年之前，中国的TFP基本为负值，改革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TFP贡献度大幅提升，近10多年来，TFP增长率明显下降，因此才有了18届三中全会的改革60条才有了今天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中国的决策层的着眼点都是TFP的提升。这里的问题在于：制度改进对生产力促进是一个过程，要经历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不可能出现中国经济一下子就从旧常态转变成了新常态的现象。准确概括中国经济现阶段的特征也许用“旧常态已难维持，新常态有待确立”这样的话比较贴切。那么，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态”之下呢？我认为既不是旧常态，也不是新常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过渡态”，我们正在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如果在这一关键点上能达成共识，那么，在政策选择上我们也许能有若干共同的想法，其要点大致有三 ：

一、要素驱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不仅现在如此，多少年以后甚至所谓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正式确立之后，仍然如此。中国无论是国民储蓄率还是家庭储蓄率都在世界上排名前3位，高储蓄就得高投资，在一定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只有用高投资来消耗高储蓄才能有经济的良性循环。这一点让世界上其他国家艳羡不已，我们自己也不必去听一些国外经济学家们发出的那些隔靴搔痒式的劝说，在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就强力拉动国内消费去搞什么“经济的再平衡”。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它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前都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经济增长，其消费占GDP的比例都曾经下降至20~30个百分点。中国目前以提高生产率为着眼点就必须重视要素投入和要素驱动，如果错误地过早地走向着眼于经济再平衡的消费驱动，那中国就真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二、在过渡态中，金融体系将发挥重要作用。旧常态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充分发挥了水库的功能，通过蓄水放水调节经济温度，使中国经济旱涝保收式地走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路。在新常态尚未确立的过渡态中，金融体系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还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还要在防危机保稳定调结构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关键作用得以实现的要点是中国金融体系自身不能成为破坏稳定甚至是制造不稳定的源头。从目前情况看，中国金融领域中并不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体系中那种衍生品市场畸形发展、金融体系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目标而自我空转的现象，但中国自今年以来也出现了自我助长股市泡沫又言之凿凿说钱流入股市就是流入了实体经济这种奇谈怪论。我们见证了相关部门长官助推牛市的高论，看过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牛市鼓劲的相关文章，也领教了1600支股票跌停后当局的仓促救市举措。所有这些，其实都让我们思考中国金融体系如果是体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平台的话，那我们的金融政策到底该做哪些调整呢？按照一般的逻辑，（1）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应当有效地解决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问题；（2）金融部门的价格信号能够反映实体经济部门资源稀缺状况；（3）不为虚拟经济空转和助长行业泡沫服务；（4）对系统性风险和危机有一定的自控能力。中国的金融政策在新常态尚未确立的过渡期应当按上述四条标准进行有目的的调整，而不应当常常处于一种心血来潮式的稀里糊涂状态。

三、今年年初克强总理提出的双引擎构想（打造新引擎，改造传统引擎）在政策落实上重点欠妥。从实践情况看，全国各地在宣传上都将打造新引擎当成了重点，我认为，科学合理的安排恰恰是应当将改造旧引擎即将提供公共产品搞基本建设当成双引擎构想中重点工作，这也就是毛泽东当年说过的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意思。因为只有在改造传统引擎中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关键衔接点，这个衔接点决定着内需扩张的有效性和必要强度。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总是在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总是在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决策层没有注意到政策着力选点不准的问题，政策重点适当切换一下，经济运行局面很快就会改观，这就是过渡态下应重视的有切实操作意义的政策应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