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雷  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

经济趋势发生变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做出相应调整：一是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二是努力保证充分就业，容忍短期的结构性失业；三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加大出口型投资量能。

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应遵循相应原则：一是把握好经济内部因素，不必过分在意外部因素；二是保持和加强战略定力，把握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在的两大平衡关系；三是努力发挥市场的微观协调功能，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

在目前经济发展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应如何协调实现最佳调控效果？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顾雷博士接受《理论周刊》专访。他认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PPI短期内难以企稳，CPI也面临着一定的下跌压力，通缩趋势仍会延续一段时间，但符合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速换挡的实际情况。由此，我们应密切关注国际国内金融最新动向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适时适度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行有效的财政政策，注重松紧适度，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长期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客观认识通缩趋势和潜在风险

记者：结合上半年的相关数据，对于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你的总体判断是什么？

顾雷：总体上看，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大致平稳和健康。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7％，好于市场预期。这说明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已完成探底，并开始企稳回升。

第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3％，投资增长1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4％，新增城镇就业718万人。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60％。特别是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6.8％，这是该数据连续第4个月回升；社会零售数据总额增速进一步提升至10％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升至49.5％。这些数据都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效果，为今后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第二，市场预期比较稳定，发展信心有所增强。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呈现小幅扩张态势。其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反映出生产和市场需求均有所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53％-54％的区间运行，持续处于景气区间；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14.5％，仍位于景气区间。

第三，经济结构日益趋好。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比第二产业高5.8个百分点。这说明国民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再从需求结构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所提升。上半年，国内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这说明拉动内需初见成效，国内经济正在稳中缓升。

第四，经济运行质量较好，能源消耗逐渐下降。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3个百分点。社会最关注的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也达到17.1％，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这说明能源消耗结构日趋合理，未来空气质量有望进一步好转。

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虽然美国经济积极迹象继续增多，但欧元区不少经济体实体经济面临较多困难，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的同时也面临通缩风险。国内经济形势的错综复杂同样不可低估，目前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仍显不足。上半年，消费品市场虽然能呈现出的平稳增长态势，但消费品市场比较活跃的因素主要还是由政府政策性因素所至，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性作用并不明显，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较为严重。根据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对我国600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分析预测，上半年我国供过于求的商品达到88.2％，比去年下半年扩大了2个多百分点。这种供给总量相对过剩的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全国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走低的趋势，实质却是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资源状况与产业结构和布局的矛盾。由于这种供给过剩的矛盾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逐步加大，将使未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前几年放慢，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加之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今年以来也在不断下跌，因此，未来我国经济缓慢进入通缩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好通缩”还是“坏通缩”

记者：按照你的前面判断，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有可能步入通缩阶段，那么这是“好通缩”还是“坏通缩”呢？

顾雷：我们知道，生产消费萎缩、社会需求不足等都是本轮通缩的几大特点。但是，通缩也并非一定都表现出“洪水猛兽”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通缩也有其积极向善的一面。

首先，由于PPIRM到PPI的传导较为通畅，社会总体生产成本在逐年下降，产业更新日益频繁，降低了工业升级换代的机会成本，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盈利状态，抑制而不是促进了过剩产业的扩张。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角度看，本轮通缩恰恰是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能够推进金融财税市场化的改革，不仅有利于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也有利于通过供给层面上的扩张，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较大的助力作用。因此，它又像是一轮“好通缩”了。

其次，在通缩初期阶段，低利率、低通胀可能更有利于企业进行新一轮的设备更新改造。因此，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创业型企业，完全可以利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下降的周期，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这个层面上看又应该是一个“好通缩”。

再次，鉴于互联网技术、工业4.0、3D打印等新技术革命已逐步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主力军，由此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生产成本也因此大幅下降，并带来社会总体物价的总体下降。这时产生的通缩应该不具备太大“恶性”。

记者：鉴于通缩强大的破坏力，理解通缩对经济的作用机制将有助于控制其危害，你认为有哪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顾雷：第一，通缩扭曲价格信号,从而扭曲资源配置。通缩意味着原来的价格体系被打破，带来产品绝对价格、相对价格在一定时期的混乱和扭曲。原因在于核算性偏差和体制性压抑造成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扭曲，而这种扭曲的价格信号可以反过来影响需求和供给结构。这是因为价格体系变化带来的大量资金和财富不能有效配置，只能在传统工业制造业中过度竞争，压抑了增长最快的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导致资源更多地流向“夕阳行业”，加剧产能过剩问题，阻碍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二，通缩降低企业盈利，加剧工人失业。通缩一旦形成，消费需求减少加剧通缩。由于工人的工资需求是刚性的，企业只能选择大幅减少劳动人数，势必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从以往通缩发展过程看，基本上是按照如下走势运行的：通货紧缩→信贷收紧→投资消费总量降低→企业生存压力变大→失业率升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这种通缩发展规律尤其要引起我们警惕。

第三，通缩加重企业债务负担，恶化投融资环境，或导致流动性短缺。2014年末，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攀升至211％，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65.17％。显然，通缩可以造成企业资产价值下降，经营风险进一步提高，同时使得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加重，导致企业流动性短缺，社会信用崩溃，最终陷入价格下降与经济衰退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状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的相应目标及运用原则

记者：经济趋势发生变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做何种调整呢？

顾雷：一是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状态，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造成了环境日趋严峻。显然，环境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生存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保持适度经济增速，不能通过牺牲环境去换取一公里经济提速，更不能毁坏人民身体健康去追求所谓的GDP高速增长。

二是努力保证充分就业，容忍短期的结构性失业。目前，我国经济现在正处于战略转型阶段，新旧动力转换尚未完成，产业、地区、行业分化明显，结构性调整可能会在去老旧产能过程中导致结构性失业，加之通缩也将导致一些因总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短暂失业。因此，在社会整体稳定、充分就业基础上，我们可以容忍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之间，保留一定程度的短暂的结构性失业。

三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加大出口型投资量能。从世界范围看，在量化宽松政策支持下，美国经济二季度有所好转，欧元区经济出现企稳迹象，日本经济也开始走出通缩，全球贸易往来趋于活跃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我国进口需求就会保持强劲势头。由此，只要我们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加大出口型投资量能，出口增速就有望保持增长态势，有助于企业走出去，并逐步实现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升级。

记者：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应注意遵循哪些原则？

顾雷：不论环境怎样变化，我国经济体内部基础结构的改造、升级和换代始终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最重要的任务。因此，财政、货币政策运用必须与经济改革步伐一致，可参考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把握好经济内部因素，不必过分在意外部因素。诸如美元回流、制造业回归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些都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我国财政、金融政策一时难以改变局面。但是，只要我国经济保持在平稳增速的水平，对华投资就一定具有吸引力，加上我国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和严格的资本管制，美元回流、制造业回归等外部因素不至于对我国经济产生太大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必过分在意域外经济影响，认真做好国内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其二，保持和加强战略定力，把握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在的两大平衡关系。首先，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调结构则可以为微观经济创造出更强大的消费需求。这意味着在新旧经济动力转换过程中，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必须找出最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点，切实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关系。其次，多年积累的产能过剩、企业融资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和房地产集中度过高等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导致全社会杠杆率进一步提高，引发金融风险。因此，我们既要保持适度流动性，又要消除系统风险，把握好保持社会货币流动性与防范宏观经济（金融）风险的平衡关系。

其三，努力发挥市场的微观协调功能，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通缩趋势不会是一个短期现象，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完全解决所有问题，要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市场力量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依靠市场参与者共同维护市场发展；同时，还要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围绕稳增长、强实体，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包括适时降息降准、减税降费等财政金融政策，进一步配置好市场资源。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提出三方面的相应建议：一是对于消费者，财政政策应完善税收、分配结构，货币政策降息、提高资产价值，增财富，促消费，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处理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不能纠结于经济指标的一时起落，而应以“长病短治”的策略方式着力清除沉疴；二是对于企业，我们应以“降准、降息和降成本”货币政策为主，以“调税、贴息和调结构”财政政策为辅，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引导合理投资，深耕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以激活企业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三是对于政府自身而言，我们应优化调控工具，通过市场提高调控效率，要立足稳增长，着力调结构，拼力促改革，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格局，适应引领新常态，扎实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