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年来的大数据给了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对还未涉足其中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走出去”听起来很美，然而中国企业实际上还在面对着诸多尴尬。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资本逐渐走出国门。初期规模增长缓慢，属于平台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一些区域自贸协定的签署，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的实施将助力中国资本更快地走出去。

无论是政府声音还是媒体论调，中国企业“走出去”听起来总是很美，尤其近两年来，各方数据都显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是无可置疑的大趋势，这让很多还未涉足其中的企业和投资者产生了许多美好的联想。然而“一件事情的成功总比它看起来要复杂的多”，纵然在前所未有的大好环境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不得不面临诸多尴尬。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尴尬一：“走出去”面临高成本

几年前，一家国内基建企业跟美国谈一条铁路线建设，当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资金都已到位，仅剩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中方解决，国内银行一口咬定利率不能低于4.2%，但当时美国贷款成本不高于2%。这个资金价格美国公司难以接受，以至于铁路线最后被别国企业抢走。

融资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企业头疼的大问题，对民营企业更甚。业内人士表示，尽管不少银行对民企走出去项目也很关注，但由于贷款担保问题，抗风险性上不如央企，银行最终只好“袖手旁观”。国内商业银行贷款必须有国内资产做抵押，并且手续复杂，很多民意企业最后只能借道民间融资。

目前的现实是，商业银行只提供1年期贷款，最长不超过5年。而不少投资海外项目，尤其是基础建设类项目周期基本都在10年期以上。这么大的差距让海外投资显得如此不现实。此外，海外项目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额，也不是一般商业银行所能承受的。所以，能与海外大项目匹配的贷款大多来自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此类银行的中期贷款一般10年，长期可达30年。可是对于企业来讲，政策性银行资金成本颇高。

由于政策性银行贷款没有竞争力，只能贷款那些高风险地区的项目。例如给非洲某项目的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20%。

国家的“两优贷款”也是企业“走出去”的资本来源之一，“两优贷款”分为“优贷”和“优买”两种。

“优贷”，指的是中国政府对外的优惠贷款，指定政策性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具有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

“优买”，是指为配合国家战略需要，推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形式对外提供且具备一定优惠条件、由政策性银行承办的特定贷款。

“两优贷款”一般通过央企的项目落地，并且要求有中国企业负责承建。项目、设备采购中“中国成分”原则上不低于50%。然而企业想拿到“两优贷款”项目也非易事，审批部门颇多，程序非常复杂，项目从审批到启动资金落地最快也要1年。现实案例中还有耗时四年多的，投资政策都不知道变了几轮。

尴尬二：助力政策与现实脱离

中国企业需要一个合理的体制、机制，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两优贷款”、丝路基金，还是企业层面的海外投资，中国在资本“走出去”方面尚缺乏整体安排和协调机制，相关部门缺乏配套政策，更无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如何利用外汇储备配合中国“走出去”战略？政府部门一直都在筹划。

2013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表示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运用外汇储备给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提供贷款业务。具体方式是外管局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据悉，该项贷款的利率在4%以下，基本上可以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业内人士表示要贷到很困难，“反正我们没贷到过，至今也没听说谁贷到。”

具体原因是，外管局委贷办只管贷款审批，是否放款又是商业银行的算盘了。商业银行要考虑到走出去项目的不良率，还有收益问题，所以放款的意愿降低。这样一来就起不到政策扶持的作用了。外储自身有长期固定投资的项目，业内人士表示，这与他们每年的绩效考核息息相关，总之有谁愿意动自己的奶酪呢？

尴尬三：东道国政策反复无常

在跨国经营实践中，中资企业和海外华商遭遇的东道国违约和征收风险案例已经为数不少，不仅通常认为“法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转轨国家，就是在欧盟国家也遭遇过这种风险。

东道国国内和对外相关政策调整、法律修订，新政策和法律的颁布实施，以及东道国相关部门在政策和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尺度把握、执行强度等，均会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营和财产损失上的风险。主要包括对外国投资产业限制、税率提高、经营利润的自由流动限制、土地使用成本提高、国家安全等，最严重的如国有化政策，企业产品和设备被征用、征收，甚至企业财产被没收或充公。

如希腊宣布停止向中远集团及其他四家竞购者出售比雷埃夫斯港的股份计划；济州岛叫停中国投资项目；对拉美兴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可能对中国对该地区投资企业形成政策风险；2007年中国平安集团18.1亿欧元，在二级市场上买入比利时富通集团4.18%的股票，后增加到4.99%；2008年又以21.5亿欧元收购富通集团旗下资产管理公司50%股权，共计投入238亿元人民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富通集团被收归国有并迅速转手卖给了巴黎银行，平安集团为此在2008年投资富通上的账面亏损超过90%。

从宏观层次上来看，东道国政府因期望获得更有利条件而违约，这种行为本质上属于实施限制外资政策。这些年的限制外资政策较多地针对采掘业，特别是战略性资源开发行业。我国企业往往不能简单地用撤离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方式来规避上述各类蚕食式征用风险，因为有些上述蚕食式征用风险较高的国家对于我国保证资源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或者属于我国企业西方竞争对手的空白区，我国企业往往有必要承受上述风险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

尴尬四：“新家长”不纵容国内市场养成的坏习惯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东道国与本国在民族、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现在工作交流、待人接物、处理事情等方面会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方法，带来管理理念和行为的不同。企业在境外投资后，直接把在本土经营的模式简单机械地移植到境外企业中，甚至把一些不良的文化习惯延伸到国外，造成文化上的误解或冲突，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纠纷和损失。如中国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后，双龙汽车公司老员工难以接受新公司而不断罢工，5年后双龙汽车公司董事会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回生”流程，但公司经营前景并不乐观。

经历过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或多或少的养成了一些不规范的行为，然而在“走出去”之后，这些行为当然不可能被东道国无视。基于当地保护主义也好，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势必会面临较为约束的政策规范，这也是中国企业的尴尬之一，已经成长到一个规模，然而到了新的地方却要如新企业一般重新确立规范，摸索出一个适应当地的企业文化，融入当地市场。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尴尬，除了企业无法左右的，也有一些能做的。在新的环境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应该着重思考些什么呢？

首先，应该谨慎跟风。比如欧债危机后，到海外抄底的呼声，就在中国企业界风起。尤其最近两三年，一些土豪企业家最常问的就是，“你看我到欧洲买个什么样的企业？”可见对海外并购完全没有概念，对自己企业的需求也不清楚。

其次，海外并购要注重前期布局，长远规划。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布局日本的海尔，在2011年底终于等来了并购三洋白电的机会，打败了竞购对手松下，打了一场翻身仗。从与三洋合作，到自己海外设厂，到两者建立合资公司，最后整个买下三洋白电，海尔走过了一条艰难且成功的布局之路。2010年，当美的去泰国建厂时发现其在国内的敌手海尔已经棋局铺就了。

另外，并购前的尽职调查、法律政策风险规避等也非常重要。海外并购的风险陡增决定了并购前的准备工作是个系统工程。

如果把海外并购比作海上行船，舵手决定航向固然重要，而拟定航海计划、掌握风暴风向和必备的航海经验则更为重要，中国企业改变不了大环境，就先改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