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首都金融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时，年轻的博士后们并不认可组长王力的观点——北京应定位为金融中心。

　　那是2002年，王力所在的中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站，承担了首都金融业战略研究的政府委托课题。

　　一位博士后试图说服王力：房贷有两种还法，一是每月按固定比例还，二是月供先多后少。如还贷期限为10年，贷款总额30万，后者比前者少支付利息2万。

       调查显示，上海市民多选后者，而北京市民却嫌麻烦，宁可多花钱选前者。

　　北京的金融空气似乎比上海稀保

　　在政府委托下，进行了一年调查后，博士后们竟写下了“北京应以金融立市”的标题。

　　据王力提供的材料，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课题报告上做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后形成一个意见”。

　　此后北京决策层一直未发声。上海则不断传递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既定国策的信息。

　　直至2008年4月3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对外宣称北京要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2009年2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将在全国首设金融局级单位---金融工作局。“很明显，北京决心很大，出拳很重。”王力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北京团、上海团会场，金融中心的“双城记”也在轮番唱响。

　　高规格金融局

　　2009年2月，北京公布了中央批准后的机构改革方案，其中金融工作局广受瞩目。

　　王力说，近年来，北京市金融行政管理部门已换了几次牌子，但人还都是同一拨。

　　2005年初，北京市撤销了金融工委和金融办，其相关职能并入北京市国资委增设的金融处。

　　一年后，首批申请在大陆开展业务的9家外资法人银行，将注册地全部选在了上海。

　　2007年，北京市重新组建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吉林任组长，各相关委办局和市属机构的19名领导任组员。

       小组设办公室(简称市金融办)，挂靠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霍学文兼任办公室主任。

　　阵容不可谓不“闪亮”。但王力认为，办公室多负责临时性或阶段性的工作，领导是兼任的，虽然会照开，但工作力度和落实程度可能会打折扣。

　　建立之初，北京市金融办为副局级，领导配置是一正二副，主任为副局级，两个副主任为正处级。下设3个室，编制为24人，在编16人。

　　对比成立于2002年的上海市金融办，其领导职数为一正三副，下设7个处室，公务人员有数十人。其中4个处室专门联系“一行三会”相关机构，而在北京，相同工作由一个处室承担。

　　在一定意义上，政府机构的人员配备、级别设置，与城市的发展导向休戚相关。

　　一位长期报道北京经济的媒体记者称，2008年中，金融工作局就开始酝酿了。

　　“设金融工作局是为加强北京市政府对首都金融业的服务能力、研究能力和掌控能力，必将对金融业发展起很大作用。”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告诉记者，目前金融工作局“三定”(定岗、定员、定编)工作还未完成，但领导职数一定会增加，公务人员数量也会增加，将与已有的局级单位看齐。

　　上海机构改革方案中并未涉及金融办。

　　王力很激动：“进入政府序列后，金融工作局会有长期目标和具体工作。按要求，北京市各区县政府在机构调整时要做到上下衔接和政令畅通。如各区县都设金融局，首都金融业大发展就来了。”

　　金融立市没被采纳

　　2003年，王力就曾向北京市政府建言“金融立市”。

　　当时对北京到底走哪条路，有两种不同看法。王力回忆，一种建议以现代制造业领跑，比如汽车制造业；另一种建议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比如银行、保险等产业。

　　200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北京GDP的比重为61.3%，这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又是发展最快的行业，占三产增加值的25.25%，占北京GDP的15.5%,这说明金融业已是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

　　“一行三会”、“四大国有银行总部”都在北京，北京的金融资产总量与上海相当。有人形容，走在1.18平方公里的金融街上，头顶是亿万资金飞来飞去---全国80%左右的金融资产在这里结算，“金融中心是北京的现实选择”。

　　课题报告上列出了20条建议，“金融立市”，字大醒目。市政府金融办特地发来致谢函，认为报告“为首都金融业的发展思路提供支持”。刘淇书记批示后，当时主管金融工作的常务副市长翟鸿祥要求金融办整理汇报材料。

　　汇报材料里没有采纳“金融立市”，王力说，“可能是因为比较超前。”

　　金融“市值”再发现

　　2005年，“金融办”在全国遍地开花。北京却撤销了金融办，王力不能理解。

　　原来注册地在北京的金融机构也纷纷外迁，富国、博时等4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中信证券[23.91 3.33%]都迁走了。目前仅有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留守北京。

　　当时北京收的企业所得税为33%，深圳只收15%。在上海金融高管可申请在本地落户，子女可入读重点中学；而在北京，同样的优惠措施给了高新技术产业。王力回忆说。

　　“金融机构迁出北京是个别现象，”吉林说，“当然一些省市出台土地、税收优惠措施吸引机构入驻，这也是北京需要学习的。”

　　“对于金融规律的把握和金融业发展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这样告诉记者。

　　2005年，北京市发改委牵头下发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同样使用了土地、税收、户口等政策资源。

　　2007年北京市发改委又发布支持金融后台发展的意见，继续使用税收、奖励等政策杠杆。“后台建在北京，就能把总部留在北京。”张工说。

　　2008年，北京首次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金融业发展指导意见，提出用财政资金支持金融功能区的发展。

　　“政策资源的使用力度、密度都在加大。”王力说。

　　金融中心的形成无外乎两种形式，自然形成和政府主导，伦敦、纽约等属于前者，新加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王力认为，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自然过程决定的，但在其婴儿期，政府的政策资源很关键。就我国而言，政府的主导力量不可小觑。

　　对于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71%以上的北京市而言，金融产业愈加举足轻重，2007年金融业对北京经济贡献率为10.1%。后奥运时代，一部分工业调整出北京，金融业也将是北京经济新的兴奋点。

　　吉林告诉本刊记者，金融中心既是水到渠成的选择，亦是政府有意为之。

　　北京与上海是“兄弟”关系

　　北京回避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字眼。

　　与此同时，在全国两会上海团的开放日上，面对90多家媒体，上海市市长韩正公开表示，上海刚刚就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向中央做了汇报，今年还将出台重大举措。

　　到底谁能做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

　　“提出建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北京想说明，金融产业对首都的重要性，同时北京也有优势。”吉林对本刊记者说。

　　优势不言而喻。国家金融决策机构、监管机构都在北京，金融决策中心、信息中心、管理中心，这些名词放在北京身上，无可指摘。

　　然而对于金融业来说至关重要的市场交易中心，却在上海。

　　“上海是金融中心毋庸置疑，上海有优势和基础，”吉林并不讳言，“北京和上海关键是要错位发展，北京的优势在于综合实力，高端人才和科技创新一向是北京的长项。”

　　对此，韩正的看法是，两个城市是“兄弟”。

　　在当今经济发展强调好字为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中心已不仅仅是发展方式之争，更是经济主导权之争。这对京沪两地都至关重要。

　　而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土地、税收等政策资源已日渐贬值。

       沪上一位外资银行行政人员告诉本刊，现在各地政府给的都差不多，总部落户在哪，还要看城市的气质。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是“气质”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