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渐增强，未来美国货币政策将逐渐趋于常态化。欧洲方面，虽然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警告暂时解除，但未来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近来国际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会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外汇局将对这种变化有怎样的政策调整?

王春英: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和影响一直都是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外汇局对此也保持高度关注，并实时评估这一因素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产生的影响。在以前的数据发布会上也曾经就此问题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仍然可以维持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但目前依然是总体可控的。 2014年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性退出，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普遍冲击，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双向波动也进一步加大，但没有改变全年跨境资金净流入、国际收支口径外汇储备资产增长的局面。今年一季度，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带动了美元较快升值，一季度美元指数上升9%，并在3月中上旬突破了100，这是我国跨境资金流出的一项重要推动力。但二季度随着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资金流出的势头明显放缓，外汇供求趋向基本平衡，说明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第二，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有挑战也有机遇。 挑战方面：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可能影响境内企业的财务运作，加大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并且给人民币汇率政策带来一定挑战。机遇方面：一是改善外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是渐进的过程，影响将是逐步释放的。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较好，有利于改善我国外需。二是推动改革。可以把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带来的压力看成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动力。举例来讲，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会分化人民币汇率预期，有利于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有可能会增加跨境资金的流出，但这是对前期长期大规模流入的一种纠正，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有可能造成全球流动性收紧，但有利于倒逼国内企业更加重视风险管理，减少货币错配等。比如2014年下半年企业已经开启了“资产外币化、负债去杠杆化”的财务调整进程，也就是说大家更愿意持有外币资产，而希望尽快偿还或者更少举借外币债务。

第三，中国有信心、有实力、有能力应对外部冲击，但对相关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我国经济体量较大、货物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抵御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能力较强。但即使宏观层面的风险可控，微观个体的风险也需要高度重视。如不排除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债务负担较重、期限或者货币错配比较突出等问题，需要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积极调整。

第四，进一步应对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挑战，关键还是要做好中国国内自己的事情。 应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妥善处理和化解经济运行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问题，不断巩固和提升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继续大力发展外汇市场，扩展市场广度和深度，更好地吸收内外部冲击。二是要进一步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预警，加快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充实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工具，完善有关应对预案。三是要继续加大对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教育，通过各种方式督促和引导企业更好地管理自身风险，企业自己要有意识去运用市场上已经提供的工具或渠道。四是要继续提高数据透明度，完善数据的发布和信息披露制度，为市场全面、准确地判断和分析形势变化提供更多帮助。

此外，从目前来看，希腊债务问题还没有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近期希腊政府和国际债权人就新一轮救助计划达成了一致，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压力暂时缓解。但是，当前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形势仍较复杂，未来希腊债务问题如果有新的变数，可能通过影响国际汇市，间接影响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因此还需结合欧元、美元的其他影响因素进一步观察。未来，我们将继续跟踪希腊债务问题的发展演变以及对外传导渠道，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市场作出的相关反应，及时评估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产生的影响，做好各种应对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