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商报@齐晓彤

2011信用崩塌大地震，造成几十位鲜活生命永离人世，它给这座城市的血淋淋的记忆是永远不可以忘却的。大多数银行吐出了以往二三十年在温州赚取的所有利润，重回本世纪初银行业整体技术性破产的尴尬境地……

3年前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令举国震动，实体经济因多种原因被迫率先硬着陆。盘点其中得与失，记者发现受伤最深重的并非敏感但极具韧性的实体经济、民间金融，而是有意规避风险却深陷泥潭的银行业，温州正成为国家多年苦心构建的正规金融业的滑铁卢。

记者向很多上市银行总部求证温州银监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准确真实，统统被坚决否认。浙江主管金融的朱从玖副省长确认了银行业不良远超预期的事实：“我记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几十，个别股份制银行的不良也很高，两三成是有的。但银行的名字请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银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是否硬着陆 央行地方不同调

2011年秋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周小川刚接获温州求援报告，直接致电人行温州支行，商讨如何施救。美国次贷和欧债危机演变扩散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央行行长敏锐意识到温州几十家企业主跑路之后风险蔓延的破坏力，并提出两种对策：一种是紧急救助，大事化小，将金融风波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种是不给钱，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这样做温州有硬着陆的风险。

很快，央行确定600亿有条件救助温州，并与浙江省政府沟通，600亿再贷款期限一年，必须归还，省财政为温州快速处置金融风波进行担保。

相比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1998年临危受命处置的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浙江省面临的情况是企业家群体跑路，并没有出现金融机构的挤兑，而广东省当时面临1000亿人民币支付的硬缺口，已经在香港上市的广国投的资产负债率168%，资不抵债147亿元，境外投资者让广东省政府兜底的舆论压力也很大。审视了广国投和粤海的财务状况后，王岐山果断决定前者破产、后者重组，一年后为快速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兑付危机向中央借款380亿，紧接着央行增拨70亿的再贷款额度，紧急调集全省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2000多人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关闭了2000多家城信社、信托公司分支机构和农金会。原本计划9年时间偿还的借款，得益外贸出口复苏，一年后税收增加700亿，很快就提前归还完毕。

但央行救助温州的方案曝光后，舆论哗然，浙江银监局激烈反对，认为应该让高负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倒闭，实现自然淘汰，接着各大主流财经媒体充斥能否用大量公共资源救助私人老板的质疑声音，浙江省政府选择了沉默与放弃，即便10月初温家宝总理带领众多财经高官亲临温州现场允诺实施民间金融改革，温州的流动性迅速消失，已错过救助最佳时机，去杠杆变成现实，到目前为止超过万家企业大面积洗牌，银行业基本确认的损失总额高达1600亿。

银行替地方政府买单

600亿救助和1600亿损失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事后看一目了然，但是浙江省拒绝担保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国家金融业两个独立行政体系的矛盾与冲突。浙江省对温州危机烈度判断也许和央行基本一致，但救助即意味承担实实在在的损失，全省连环担保链的普遍存在让多个城市的损失预期更加悲观。不救助仅仅意味私营企业的洗牌(不是大面积关闭或破产)和银行出现坏账，央行和省政府对后续损益的权衡标准不同，态度自然迥异，金融系统盈亏对地方官员完成短期GDP各项指标考核的权重影响微乎其微，中央和地方对贷款资源的博弈中，只有贷款投放的大幅增加对地方政府有诱惑和吸引，贷款巨额损失引发的信贷增速骤降、信用崩塌对地方经济的长远负面影响、诚信企业与逃废债企业的甄别处置，地方政府往往重视不足。

反观中央政府即便600亿到位，如何救助才能达到及时、有效、损失最小化的目的，是更现实严峻的课题。征信系统缺乏公安、司法、抵押评估等多部委大数据有效支撑的前提下，债权人快速识别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的能力非常有限，中央政府与其寄希望地方政府兜底，不如尊重地方金融监管和银行一线人员的判断，堵住区域金融危机关键的出血点，建立城市、省级、中央三级风险分担联动机制，防止区域危机深化蔓延。否则单纯注入流动性，有可能因道德风险的增加和大面积逃废债而产生更大的损失，温州地区银行业2011和2012两年1500亿贷款增量的注入反而扩大了坏账损失总额，就是惨痛的教训。迁就短视的舆论导向或者民意，漠视快速果断处置的客观需要，往往贻误时机，让微小的皮肉伤口溃烂伤及骨骼或神经系统，造成持久的被动。

影子银行式企业隐患大

温州金融风波与广国投事件爆发的最大相同点，都是企业的过度借贷，以及民间投机资本将资金价格炒高到30%以上，广国投、粤海是地方政府组建的窗口上市企业，连带全省小微金融机构出现挤兑苗头；而温州陷入危机的是非上市民营企业，后者的财务状况更隐蔽，企业掌门人主动负债、运用高杠杆更大胆，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700%到1000%，比如立人集团、信泰集团、海鹤药业，这3家公司是通过破产程序才完整暴露了真实的资产和负债全貌。高杠杆企业的倒闭，比中小型金融机构挤兑有更大的破坏性，后者至少有被接管的可能，债权人或存款人的本金尚有部分安全保障，温州影子银行式的企业倒闭，除却抵押物进入拍卖渠道回收极少量现金，银行和个人借贷资金往往血本无归，没有倒闭的影子银行化身“僵尸”，随时侵吞吸嗜任何外来的资金。

两起事件后期处置最大的不同点是广国投借的是外债，涉及很多国家，由省政府邀请境外会计师和投行公开透明进行快速破产清算和重组，最终省政府、央行及境外投资者三方共同承担了损失，同时关闭省内上千家小型金融机构防止挤兑向全国蔓延。温州企业借的是内债，以民间债务和银行债务为主，2011和2012年危机最严重的阶段，银行业继续输血使温州地区贷款增量保持在1500亿规模，温州市政府组建15亿的应急转贷基金，浙江省政府没有分担损失，贡献流动性最多的银行业成为企业呆账的唯一承担者。另温州有1800多家各式色各样的小型放贷机构，目前仍然合法生存，他们和高负债运行但躲过危机的企业一道，成为金融系统血管壁上最微小但是最薄弱的节点，随时可能溃破并演绎新一轮危情。

温州化解流动性枯竭和改善信用环境的现实需求，被温家宝到温州视察后的区域金融改革的呼声掩盖和淡化了，公众和学者把焦点集中在利率市场化和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放松民营资本金融准入管制等等脱离温州救急实际的宏观长远命题上，似乎多拿到几个民营银行牌照就能为危机解困，央行希望的自下而上改革、允许试错的改革思路，被信用崩塌、担保链引发的二次灾难的呼救声淹没。

经济好了 银行烂了 失信人多了

3年过去，硬着陆究竟给温州经济带来哪些影响？记者翻看了近10年温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将历年来的多项统计数据进行了模拟，发现这个历来重视民营经济的地方，公报中劳工人员数量统计缺失，而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数据危机期间一直保持正增长，这和企业倒闭潮非常冲突。据当地金融办介绍，与鄂尔多斯等鬼城空城不同，“硬着陆”通常导致的巨量人口失业和消费极度萧条，在温州并没有出现。只有2012单个年份的几个数字显示温州工业受到重创：GDP的增速从之前增长12%下滑到5%，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全部出现负增长，工业最困难的年份当地政府税收仍然增长了近7%。比较令人惊奇的是工业和出口的负增长瞬间即逝，2013、2014温州工业即全面复苏，今年一季度温州工业用电量增加8%以上，显示复苏的步伐加快。

银行业的表现出人意料糟糕，截止发稿时得到的消息，温州法院受理的银行借贷案件攀升速度依然不减，银行系统的风险不断暴露，最终损失有可能突破2000亿元，2013年坏账核销总量竟占到全国银行业的28%，一个曾经最具活力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最受追捧的城市，风波骤起后坏账处置额占到全国总数近三分之一，这个数字令许多人始料不及。大多数银行吐出了以往二三十年在温州赚取的所有利润，重回本世纪初银行业整体技术性破产的尴尬境地，只有极少数坚守差异化经营和独立审贷原则的银行逃出生天。

温州真实不良惊人

温州近4年银行业平均放贷余额7000亿元左右，减去3000亿个人贷款余额，相当于公司贷款的坏账率高达50%，随着后续更多金融案件的审结，受制连环担保“处置一千、新增一万”的放大效应，银行业的伤亡统计更加不乐观。只是目前公司坏账损失的绝对数值被贷款总额稀释，再进行4个年度的分摊之后，平滑缩小成几个点的不良率。记者向很多上市银行总部求证温州银监分局公布不到5%不良率是否准确真实，统统被坚决否认。

浙江主管金融的朱从玖副省长向记者确认了银行业不良远超预期的事实：“我记得有一家大行的不良率很高，百分之几十，个别股份制银行的不良也很高，两三成是有的。但银行的名字请不要公布，要尊重各家银行自身的披露意愿。”

外界普遍预计规模庞大的民间金融折戟崩盘后，其损失金额应该会大大超过银行业，但是近3年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标的金额只有银行系统的四分之一，即500亿左右。据浙江司法系统统计，银行在破产企业的总负债额度中占30%比例，果真如此，民间金融才是温州企业的真正保姆，危机过后民间金融的损失应该在6000亿左右，何来500亿就慢慢平息了？

曾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刘明康曾提示：“企业家宁可跳楼、跑路，也不愿申请破产保护，是因为没法透露很多借贷资金的真实来源，说明官商勾结。”

某大行行长直指：“破产企业的负债畸高至8倍到10倍，怎么可能保证日常运营？一定是破产之前把很多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转移到亲戚的名下。”

金融危机蔓延 温企公开逃废债

温州民间金融的市场容量究竟是被个人热钱还是银行资金喂大的，或是隐蔽在人民银行能够监测的货币体系之外，又成悬疑。大额借贷强制登记条例实施之后，浮上水面的和仍盘踞地下的民间资本的比例，直接影响业已发布数年的温州指数或综合民间利率的可信度及有效性。

温州银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金融风波最严重的年份，温州居民个人存款的数量没有下降，反而一直上升。有监管部门官员和司法系统庭长直指，温州企业逃废债从刚开始的个别偶然、迫不得已，到后来普遍自觉自愿，甚至出现频繁聚首、小范围公开探讨如何逃废债。比如将企业应收账款转到其它可信赖的个人名下，或者对外宣告严重资不抵债，让亲友用低价购买成为新企业主，资产转移到海外后再合法回流等。企业流动资金绕道通过个人账户流转，才能解释温州企业存款近三年持续下降而多项工业指标表现持续走好的矛盾现象。

温州危机期间法院借贷纠纷起诉案件是正常年份的10倍左右，个人与个人，银行与企业，银行与个人多方激烈对质博弈的结果，是四万多失信人的黑名单在今年初进入最高法院和央行征信系统，有偿还力而拒不履约的典型老赖被媒体曝光、限制出行高消费。温州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度只有0.68%，被甄别出的失信人总数超过全中国的5.59%。后者的数量级是前者的8倍之多。

民间借贷纠纷的案发高峰期比银行业诉讼高峰期提前了一年多，银行与民间借贷在法院的交集是争抢抵押物的运行时间。

温州的房价从2011年上半年一路走低，目前平均价格比最高峰期间拦腰斩断，银行业要出清积压的大量住房、厂房抵押物，对温州二手房市场是巨大压力。

实体经济受阻信用环境崩塌

随着时间推移，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名字，将逐渐被温州金融危机代替，后者是前者的深化蔓延，银行业的溃烂背后是当地信用环境的崩塌，是众多企业主为保护私有财富对诚信的出卖。信泰集团胡福林有效资产4个亿，债权人申报总额42亿，其个人16套房产记在胡恩圣名下，海鹤药业等关联公司账面资产2.5亿，但全部股东个人的民间债务超过15亿，为温州中院破产审理过程中界定企业债务增加了很大难度。

温州危机的各项数据表明实体经济即便经受了银行抽贷的短期折磨、政府救助不力，其强劲的活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十分强大，反而是吸收了实体排泄的全部毒素的银行业，极易重演技术破产的悲剧。上世纪和本世纪初期是全体国民将银行信用等同国家信用的高额储蓄年代，大量的银行坏账始终没有引致国有银行的大规模挤提，但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的今天，商业银行有限偿付存款将推动风险意识、逐利意识快速强化，坏账激增的银行业如果经不起大额存户和投资者的严苛审视，它的衰落可能是缓慢的过程，更大可能是瞬间的倒塌和挤兑风险传染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