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引领跨区域发展
《支点》记者林楠4月16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4月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为主题的“首届长江论坛”,在湖北武汉召开。长江中游城市群,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
《支点》记者 林楠
4月16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这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4月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为主题的“首届长江论坛”,在湖北武汉召开。
长江中游城市群,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新常态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应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它们之间要如何协同发展?
借助该论坛,《支点》记者特邀多位专家对此作出解答。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
《支点》:长江中游城市群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徐匡迪:刚刚获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国家战略。我国经济已进入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的新常态,现阶段迅速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创新驱动的新增长极。
2030年以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重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化和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从四川宜宾以下一直到长江口,分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类型和区域特点各有不同,而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三大经济带的重要支撑点。
长江中游城市群一旦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之间发展起到连接作用,并将市场统一起来,就会形成带动超过1/5国土面积、约6亿人的发展新动力(310328,基金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部崛起。所以,整个长江经济带未来发展的关键还在长江中游,中游畅则长江畅,中游通则长江通。
张兆安:对长江经济带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意义非凡。以前长江经济带还欠缺点什么,虽然长三角经济规模大,但往中下游走并不对称。长三角率先起来了,现在成渝经济群势头很猛,长江中游城市群后劲十足。流域都动起来了,长江经济带才能更好地发展,形成三大板块——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就好比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
潘家华:不仅如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对于推动中部全面崛起,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均有着重要意义。
新常态下,在国家统筹实施的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战略组合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所起的支撑作用尤为明显,会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支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家华: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经济发展和生态屏障的双重功能:和西部相比,它是产业转移示范区,也是城镇化“三个一个亿”的主要载体,发展功能非常突出;和东部相比,它是生态屏障,是下游地区和南水北调生态品质的保障,能够产城一体化。
而且,长江中游城市群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虽然经济体量稍微要差一些,但长江中游城市群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比长三角、珠三角都要高约两个百分点。这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增长态势非常明显,发展潜力空间比长三角、珠三角更优,并拥有群内聚集和群外拉力的双重驱动。
一方面,是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群内集聚力;另一方面,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对于它的一种群外拉力,这是它双向开放拓展的优势。
“一带一路”的结合部
《支点》:都说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新常态下崛起的城市群,那么,它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
徐匡迪:上世纪80年代,国际资本寻找出路和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是珠三角兴起的背景;长三角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速发展,主要靠原国有企业、集体经济和国外著名大公司合资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崛起,发展路径的选择尤为重要。
我国经济正处于减速换挡的新常态,主要驱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向改革要红利;二是创新驱动,以信息化、智能化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三是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大中小城市分工互补的城市群,使农村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能就近转移进入二、三产业。可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也将在上述三个方面发力借力。
《支点》:在这个大的框架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毕竟有别于其他城市群,它具体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贺培育: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好在“一带一路”的中间结合部。“一带一路”把中部地区推到了一个开放的前沿,所以要对接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一是要把产业转移平台建设好;二是要把“一带”和“一路”之间的联系对接平台建设好;三是要把前沿开放对接平台建设好。
潘家华:现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三个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的地位都非常突出,但要成为一个全国性乃至世界级的城市群,要提升经济等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应该是智慧型经济增长,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来扩大经济体量。
万里茶道经济带是中部城市群非常独特的优势,可以非常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并不是简单地搬迁工厂,还要转移资本、人才,才会形成投资、生产和产出;中部地区农产品(000061,股吧)丰富,农业生产水平也较高,可以扩大农业规模,并加强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在加强像武汉光谷高科技优势产业的同时,还要发展新兴产业,比如航天产业、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等;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教育资源丰富,现在又提倡大众创业,可以进一步鼓励创新。
总之,要成为知识产权密集区、新兴产业集聚区、有中国特色产品品牌的原产地区。
张兆安: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不仅要做原来的传统企业,比如武汉、长沙、南昌的高新技术都做得比较好,但还要更多关注新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如果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要有跨越式眼光和思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假如长江中游城市群能在这个方面走在前面,一定大有可为。
产业趋同并非都是负面影响
《支点》:作为一个跨区域的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要从哪些方面加强协同作用?
潘家华:其实也就是说要从各方面推进一体化进程,要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三大城市群为基础,通过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同步,将长江中游城市群有机贯通融合。
这其中包括,基础设施一体化,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水、陆、空立体交通大通道;社会保障一体化,比如就业、医疗、生活、教育等方面;政府服务一体化,在审批、检验、管理等方面联通;产城一体化,也就是以人为本的就近城镇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创新,也就是强化生态屏障、文明制度建设等。
麻智辉:产业方面也可以加强合作。三省都有自己的独特产业,江西有航空,湖南有交通运输设备,湖北有光纤光缆,各省可以据此在相关配套方面寻求合作。
《支点》:尽管如此,三省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产业趋同现象,这要如何避免?
麻智辉:某些传统产业方面同质竞争确实比较严重,所以产业合作最难。要形成产业合作,需要对一些布局进行合理调整,从而形成分工、互补合作的产业布局。比如钢铁,我认为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或者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在中部地区组建几个大的集团从而增强竞争力。
潘家华:产业趋同并非都是负面影响。产业趋同也可以形成产业聚集、资源共享,并产生人气。你看,商场为什么都喜欢扎堆?产业趋同与同质竞争是两个概念,同质竞争是说产品无特色。都生产钢铁,也可以是普通钢、特种钢等多种品类,所以我认为产业可雷同,但产品要多元化。
倪鹏飞:这个问题应该交给市场解决。在竞争初级阶段都是恶性竞争和重复竞争,因为比较优势一样,但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才能够实现分工。比如说三省都有港口,你能让某一地方不发展港口经济吗?既然有港口就有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市场竞争会优胜劣汰。这也就说到市场一体化的问题,不单在这方面,其他市场有关行为都应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行政壁垒要打破,市场准入机制要公平,产品流通不应该设置边界,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行为。
张兆安:这就需要弄清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股力量,即政府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政府层面的协调主要在制度、规划层面,以及改革政府的服务体系层面,市场没法调节的就需要政府去做。至于产业定位、产业发展、资源要素流动都是市场在配置资源,并不是你要企业到哪去它们就会到哪去。这其实也是长三角过去发展的经验,敞开大门之后,资源并不是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流动。
城市群不是“一城独大”
《支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哪些难点需要攻克?
麻智辉:其实这些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有一些合作,比如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在旅游、教育、人力等11项领域签署了合作协议,现在还在联合申报自贸区,这些工作推进得还可以,但这还不够。如果要进一步使合作加强,我建议国家发改委牵头或者三省政府合力设立一个协调小组,做好顶层设计,以助推长江城市群更好、更快地发展。
倪鹏飞:大家都知道合作共赢的好处,但利益协调起来很难,有的时候总是需要有一方先作出牺牲。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总会存在“谁先赢谁后赢”,谁“赢”得多一些谁“赢”得少一些,甚至是“你赢我不赢”的情况。我认为可以事先形成一种协议补偿机制,也就是事先把“讨价还价”的工作做好。比如,“先赢的”要给“后赢的”一些补偿,“赢得多的”要给“赢得少的”一些补偿,这样双方的积极性都会调动起来。
张兆安:长江中游城市群首先是三个城市群,即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在城市群的发展中龙头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的情况是武汉还不够强大,长沙、南昌规模都还比较小,长江中游城市群要一下子旺起来很难,但是可以先把这个小三角先做起来,再去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这个大三角。
《支点》:但是现在长江中游城市群里本身就有很大的差距,这样会不会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局面?
倪鹏飞:重视中心城市的发展没有错,但如果导致大量资源要素仅向中心区聚集,不仅会使中心城市出现城市病,还会使得边缘变得凋敝和衰落。网络化的城市发展,可以使每一个区域都得到相互之间的外部经济效益,所以要在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基础上,让城市体系布局网络化。而且,要使公共服务均能化,政府要给予城市群的边缘地区一定服务和资源的转移支付。
贺培育:大城市再大也有天花板效应,推进城市群千万别把眼光只放在武汉、长沙和南昌上。比如发展水上经济就是要让沿江人气旺起来,沿江城市并不是只有那几个。尽管他们就像是长江黄金水道的血液循环,但光有血液循环还不够,还需要沿江的岳阳、宜昌、九江、黄石等血脉纽带城市的人气旺起来。全部旺起来,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才能真正活跃起来,否则,长江中游城市群就可能只是一句空话。
潘家华:均衡配置公共资源属于城市群发展里非常重要的环节,城市群不是“一城独大”。京津冀的协同进展不大,就在于北京没有壮士断腕的气派,把所有优质资源垄断在手,长江中游城市群一定要避免这种格局发生,需要将三个中心城市的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进行适度疏解,从而使城市群的每个城市都找到相应的位置。(支点杂志2015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