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效益问题，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盈利下降以后财政就会出问题，财政压力比较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实现新的平衡，需求端放缓了，供给端也要减，和需求端能够平衡，这就叫作转型再平衡。

●中国经济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达到平衡，企业普遍都盈利了，而且具有稳定性，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出席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和第十二届北大[微博]赛瑟(CCISSR)论坛并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就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再平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必须要发生的。经济将在今年或明年探底成功，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增速的下降，而是企业盈利水平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此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再平衡。

经济增速由高速到中高速符合规律

刘世锦首先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一个最重要变化是增长速度放缓，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几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经济规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必须要发生的。

“2010年，我带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曾经做了一项研究。我们分析了一些国际经验，提出了一个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到2015年左右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事实也确实如此，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应对经济危机，经济出现回升以后，呈回落态势。”刘世锦表示。

不过，刘世锦也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处在调整过程中，速度逐步放缓，但表现还是相当好的。“我们不要光盯着增长速度，还要看看速度背后发生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变化。就业总体上不错，企业效益前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趋稳;财政收入有所降低，但增长也还可以;风险控制有些问题，但是还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节能减排也有新进展。取得这些成绩都很不容易。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由过去以投资、工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和劳动力投入，正在或者已经进入更多地依靠服务业、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依靠消费、更多地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的轨道。这些好的变化具有长期意义。”

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可能探底成功

针对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经济下行到何时结束，刘世锦判断，中国经济增长阶段仍处在转换过程之中，今明两年很可能探底成功。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完成探底需要满足三个必须条件：

第一，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中主要包括三块，基础设施大体占20%到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是中国投资的80%到85%，其中制造业投资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中国的高投资要调整到位，就要有三个“落地”，通俗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要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这两个靴子已经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

“到目前为止，对于房地产调整还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是周期性的，但是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因为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大概是1300万到1400万套，这个峰值去年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甚至以后一段时间，基本上房地产将逐步走平或者还会向下走，房地产整个拐点出现回落到一定的程度。”刘世锦强调。

第二，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过去一些年，由于基础设施、房地产高速增长，拉动了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一系列重化工业的增长，所以当高投资速度放缓以后，供给端的这些重大工业也应相应减少速度，但是这个调整速度很慢，于是出现了所谓严重的产业过剩。这些行业里面，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7个月负增长，所以需要实现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的PPI指标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第三，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

高增长能够触底，过剩的产能能够调整到位，新的增长点能够逐步起来，在这种状况出现以后，中国经济所谓中高速增长新的平衡点基本上就找到了。找到以后，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再增长五年、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到那个时候，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到2020年，中国按照现在美元计算的国民GDP的总量将会赶上超过美国。

2015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GDP同比增长7%，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那么，应该如何怎么看待这种压企业盈利水平下降是最大挑战力呢?刘世锦指出，增长速度放缓，大家都很在意GDP增长速度是多少，其实比7%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都是次要问题，只是表象，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效益问题，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盈利下降以后财政就会出问题，财政压力比较大。这个能维持多少时间呢?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2014年8月份开始到今年一季度，企业的利润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份，利润率下降的态势相当明显，尤其是石油、煤炭、石化、钢铁、铁矿石等这些重化工行业。这五大行业占到利润下降的大部分，如果剔除这五个行业，整个工业的盈利水平与去年大体持平。这些行业是什么行业?我们称其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刘世锦说。

过去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一些相关行业，增长速度很快，把钢铁、煤炭、石油、石化、建材这些行业拉起来了，这些行业也是以很高的速度增长。而且，重化工业发展当中有一个自我强化的机制，比如，钢铁不够了，就要提高产能;产能不够就要建新的钢厂，而建新钢厂本身也需要钢，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在过去10多年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的这一特点有一定关系。最近几年，需求端已经遇到了历史需求的峰值，这是不可抗拒的，这是规律。增长速度放缓了，但还在增长，不过不可能保持以前那么高的速度了。供给端下来了，需求端也得跟着下来。但是，需求端下不来，因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很难收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做减法，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要减产量、去产能，比如煤炭行业、钢铁行业减产10%、20%。

减产以后价格就会回升，价格回升以后盈利状况就会改变。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减产很难。一般来讲，企业不愿意关门，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它关门。为什么?只要企业还开着，就能算GDP，还可以收增值税。“我做过一些调查，煤炭行业，一些最好的企业现在都到了亏损的边缘，有些亏损很长时间的企业又关不了门，为什么?地方政府帮助他在那扛着，在亏损的边缘或者亏损状态下熬着。价格起不来，地方财政收入还是要下降的。”刘世锦说。

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再平衡

刘世锦建议，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实现新的平衡，需求端放缓了，供给端也要减，和需求端能够平衡，这就叫作转型再平衡。

“我们必须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能够实现，可以想象，比如说刚才讲的五大行业如果都不亏损了，都盈利了，其他行业问题不是太大，有一些行业日子过得还是挺好”，刘世锦指出，他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通讯行业，他们说从来没有感到冬天。如果大多数行业日子过得不错，都能够保持一个相当可以的、可持续的盈利水平，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我们还害怕什么?那个时候哪怕速度低一点问题也不大。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其实核心问题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企业能够持续地盈利，和它相对应的那个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就是一个好的速度。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淘汰低效企业靠的是市场竞争，但在我国目前体制条件下，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摆脱当前这种困局，也要用一些行政性办法，再加上市场性办法，形成合力，在较短的时间内争取在去产能上有实质性进展。“光靠市场的力量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当年增长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市场的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点行政性的办法，比如当年OPEC在全球也搞了一个减产协议，我们得想一些办法。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解决以后，中国经济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达到平衡，企业普遍都盈利了，而且具有稳定性，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即使增长7%或者再低一点，每年的新增量最少7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排在第20位国家的经济规模。全世界每年新增量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

经济发展最后还要靠实体经济

最近，部分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因为资金链紧张而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引起政府高度关注。那么，实体经济怎么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刘世锦指出，出现融资贵的原因一是资金本身的价格高，另外是因为PPI是负的，造成企业压力很大。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改变PPI为负的状况，也就是解决通缩问题，主要是结构调整，减产能。另一方面要降低真实的资金价(1213.50, -4.70,-0.39%)格。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作无风险利率。在经济活动中，总有一些把利率水平抬得很高的点。比如前些年，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时候，企业融资以百分之二三十甚至更高的资金成本获得资金。此外，地方融资平台因为有政府信用担保，可以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这种无风险利率是有很大问题的。全社会的资金价格是由出价最高的人决定，当有这些无风险利率很高的时候，整个全社会的资金价格下不来，实体经济谁能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最近两三年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房地产告别高增长期，中央政府对一万亿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置换。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冒出来，就是股市，央行[微博]降准释放了上万亿的流动性，实体经济资金价格就降低吗?

刘世锦认为，不论金融领域还是其他方面，经济发展最后还是要靠实体经济发展，金融说到底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当务之急是限定泡沫性的投机性的来源，给整个经济创造一个真正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推动创新发展的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