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融资2015年5月刊

Song Xiaowu talked about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本刊记者李路阳 李留宇 实习记者陈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并取得长足进步。然而,长期过分追求GDP增长也带来了经济效益、社会发展、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转型已是不得不做的选择。经济转型的着力点在哪里？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政府又应如何鼓励民企的投资与创新？为此,《国际融资》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先生,为您解答中国经济转型之道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ince the openness and reform. However, there comes a series of severe problems such 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s high time to practi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at is the focu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ow should we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What should we pay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How should government encourag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To find the answers, the report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r. Song Xiaowu, Director-General of China Reform Foundation.

不应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应重视高质量发展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主要问题有哪些？

宋晓梧: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年均GDP增长达到了9.4%,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成绩的前提下,我们也要看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这在当初物质财富十分匮乏的国情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GDP只是增量不是存量,国民财富才是存量,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近年来GDP增长很快,但国民财富的增长则比GDP慢得多。例如2002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GDP增长了54%,但人均国民财富只增长了34%。同期美国、日本的人均国民财富增长率都高于人均GDP增长率。

我们以往的经济增长是在高消耗、高污染、低劳动力成本的背景下取得的,到一定程度就很难持续下去。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着质量不高、投入大、效益低等问题,给社会和环境带来了很大影响。过于追求GDP的增长,特别是地方政府GDP的竞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很多后遗症,尤其是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积累的矛盾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记者:那么,在经济层面上,我们面临着哪些困难？

宋晓梧:从经济层面上看,中国的GDP增速很快,但投资效益却没能得到提升,一方面是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是资源消耗过大。中国每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三倍左右,是日本的四倍以上,与此同时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此外,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够平衡,差别也很大。尽管我们实施了很多的区域发展战略,但总体上看,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绝对水平还在扩大,西部、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其中主要问题是中国仍然以行政区划为竞争主体,产业结构的扭曲和地方间盲目GDP竞争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此外,以往我们的外向型经济过多地依靠出口来拉动,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影响,虽然今年前两个月有所恢复,但是长期看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大量的产能积压在国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消化过剩产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我们在很多方面都面临着转型。

记者:在社会层面上面临的困难又有哪些？

宋晓梧:从社会层面上看,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社会问题积累更为严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比落后了15年。我们的社会流动存在阶层固化问题,社会应该是一个活跃的体系,有本事的人可以从下层走到上层,但现在人们感觉这样的机遇越来越少,很多甚至要靠“拼爹”。

在一次分配上,我们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尽管这几年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提高了,城乡差距表面上看起来缩小了,但中国的基尼数还在0.47左右,远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于所有发达国家,仅仅低于南美和少数南部非洲的几个国家,这也造成了社会上低收入人群的强烈不满情绪。

在二次分配上,我们近期推出了养老金的并轨制度,这是一大进步,但我们还存在着大量的逆向转移问题,比如越富裕的地区社会福利越高,这是不合理的。一个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必须统一,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条件应该是公平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应该是公平的,基本福利待遇也应该是公平的,否则就会造成竞争起点的不公平。

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的断裂。有调查研究显示,中国的社会分配既不是金字塔型,也不是橄榄形,而是一个倒丁字形,几亿的农民工和普通工人都在社会的最底层,只有少数高收入者在顶端,这对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文化氛围都会有很大影响。

记者: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今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应注意什么？

宋晓梧:中国的经济要换挡减速,不应盲目追求增长速度,而是要追求质量效益。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我们要特别注意环境保护问题,不要造成过多的污染,不要对能源、资源造成过多的浪费。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大家就已经认识到了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转变。所以“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抓手是调整经济结构,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所谓“新常态”就是要从原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到追求质量效率的层面上,在“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相对弱化GDP指标,把注意力放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方面。

经济转型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记者: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峻,您认为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

宋晓梧:今年初,民企的投资有所下降,央企的投资有所上升。我认为,政府和央企不应再往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民企可以做的事,要给他们留下足够的空间。民企投资下降说明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使得民企不敢再往里投资。在服务业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针对老龄化高峰的到来,与老年护理结合的养老产业就有极大的需求。但是民企反映他们想进入这一领域,在用地、融资等方面困难很大。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千万不要再推波助澜,不要盲目提供优惠措施来吸引投资,现在中国光伏、风电、水泥、钢铁、平板玻璃等产业的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就是前几年地方政府盲目上项目甚至违规上项目造成的。

解决产能过剩只能靠自身结构的调整转型或者对外输出,我看主要还是靠国内的结构调整。比如京津冀地区污染最严重,“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压缩过剩产能。据估算,仅河北一个省压缩过剩产能影响的就业就在40万人以上,困难很大,还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一带一路”规划是外向型的,改变了过去板块式的区域发展结构,既有“块”又有“带”,这是新的区域发展布局。借此,我们可以帮助处在“带”、“路”上的一些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铁等项目,如果做得好,这将能消化国内的一部分过剩产能。实施“一路一带”战略,不仅仅是跨国的经济合作问题,还要看到地缘政治、宗教势力以及大国角逐的复杂国际影响。如果一厢情愿地输出资本,搞不好可能会事与愿违。

记者:在您看来,经济该如何转型？如何让市场发挥作用？

宋晓梧:从深层次看,经济转型有两大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来看,以往我们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政府起主导作用。前些年,中央对地方的考核主要是以GDP为指标,但是这容易走偏,我们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等都和这个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上,经济绩效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依据,比如地区GDP、财政收入、出口创汇等经济指标都成为了官员必争之地。每年的GDP增长、投资增长、招商指标等甚至会层层分摊下去,分解到每个干部的考核上。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形成的一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行为模式,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很多地方政府忽略了政府应有的职能和定位,变成了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

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往往会给企业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少地方推出了零地价、免费建厂房、免费使用资源等措施。有些污染企业,因为是地方的纳税大户,没有当地一把手的批准,环保部门甚至不能进去检查。这种行政干预市场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好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这是令人欣慰的。要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公司化”无论在前阶段对推动GDP增长起了多大作用,今后都不能再搞下去了。

许多地方官员担心,淡化GDP指标会造成考核失去目标,工作没了抓手,他们一时感到很不适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我们经济、社会存在着很多问题,很多方面都可以成为抓手,比如养老、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还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政府欠账很多,宏观调控也有大大改善的余地,怎么能说淡化GDP指标就没事可干了？发达国家其实很少以抓GDP增长为目标,中国政府应该超脱点儿,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就不要管。

记者: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发挥市场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呢？

宋晓梧:长期以来,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三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行政控制、行政分割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以劳动力方面为例,现在存在的问题,一是城乡的行政分割,二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分割。像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差别,同样的工作,但因为身份不一样,工资能差到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近年来,这一状况得到了一定改善,主要是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民工荒的出现和劳动力上涨等原因,迫使企业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但从总体来说,是户籍制度的行政分割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同工同酬无法实现。另外,如果真正按市场竞争来确定职工工资水平,行业的工资差距大概在两倍到三倍,而在中国却达到了五六倍,远高于其它国家,这不是市场合理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土地和资本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也都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分割与干预问题。

现在大多数消费品基本上都是市场定价,但是生产要素还没有实现市场定价。一般消费品与要素商品的这种二元配置,也是腐败得以滋生的体制性原因。土地由政府管制,但开发商拿到后以市场价出售,有多少官商勾结的土地腐败案件由此而发。这方面,政府不应过分干预,如果政府能够放开一些限制,市场自然会发挥配置作用,包括要素的配置作用,当然政府的监管要跟上。

新型城镇化应以人为中心

记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不断加快,也出现了不少“鬼城”,未来要使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城镇化的着眼点究竟应放在哪儿？

宋晓梧:目前,新型城镇化进程如火如荼,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现在很多地方的城镇化建设没有从实际需求出发,很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比如一些地方盲目上马开发房地产项目,很多新城都是比照国际化大都市的样子去规划设计的,但他们却忽视了真正的需求,这也导致了许多地方出现了“鬼城”,不少新区都是空荡荡的。要消化这些过剩的地产项目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可能需要五年或十年的时间,甚至更长。这是不可取的。

从某个角度可以说,中国前20年的城镇化是创造了将近两亿农民工的城镇化,而今后的新型城镇化则是两亿农民工及其家人市民化的城镇化,不围绕这一点,而去盲目修路、盖楼,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现在有很多农民工已经在城里工作了十几年,20多年,中国四五十岁的农民工将近四五千万人,他们本应当是产业工人了,还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技能,然而却没有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务,老了以后在城里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只能被迫回到农村,这是熟练劳动力的极大浪费,也是当前城镇化面临的社会问题。

总的来说,新型城镇化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主要的是让现有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能在城市里生活,并享受到城市人的各种待遇,真正实现市民化。如果我们在思想上明确了这一点,而不是盲目追求国际大都市的气派,50年不落后的时髦,就能探索和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记者: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有哪些？

宋晓梧:由于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政策也不一样。目前,农民工的流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一些农民工输出地,很多人已经选择了在当地就业,这一部分人实现市民化的成本相对比较低。而对于农民工输入地,实现转移的过程就比较麻烦,且成本高。比如,目前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是按照当地户籍人口拨付的,那么,外来农民工子弟就无法纳入当地的统计中,在入学教育上就会受到影响,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农民工市民化的异地转移过程中,不仅要解决户籍问题,还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面对的主要是转化成本问题。我看了多个相关调研报告,按测算,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大约是十几万。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有两亿多人,扣除就地转移的那部分不算,异地转移的农民工大概有1.7亿人,假设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十万元,那么,总成本就是20多万亿元,中国的GDP也才60多万亿,这么大的一笔转移费用从哪里出将是个问题。当然,农民工转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应循序渐进。另外,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建筑、基础设施、炼钢、煤炭、水泥等行业工作岗位上,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集中在“苦脏累险”的岗位上,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理应得到回馈。

政府应开放更多投资领域,营造创新环境

记者: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不断加深,在开放民间投资和鼓励企业创新上,您有何建议？

宋晓梧:在投资方面,很多领域都需要政府进一步开放。现在,我们的很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还没完全开放,一些社会上有极大需求的领域,民企都不能投或不敢投。比如刚才提到的医疗和养老领域,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客观需求。现在医院都不愿意上门服务,这对于老年人而言是非常不方便的,即使有社区医院,很多服务也实现不了。一些民企其实是可以解决这方面需求的。比如,有些民办医疗机构已经开始尝试流动医院的服务,解决老人在家就医的问题。但目前民企想要投资这些方面,总体上还是有很大困难,企业往往遇到土地拿不着,贷款贷不到,人员招不上等问题。再比如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民企面临的头号问题,大银行不放贷,小银行又没足够的资金,所以它们只能进行民间借贷,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有些金融机构不知道该把钱往哪儿投。近期,国家在民营企业进入中小银行方面已经有所改革和开放,这是一个好的转变。其实,只要政府能够真正开放这些领域并给予一定支持,民营企业自然会进来。

在创新方面,要承认风险的存在,就要允许企业失败。我们既要营造一定的创新环境,也要让创新失败的企业有一定的退路,比如完善失业保险和其它基本保障制度,并且还能给创业者再次创业的机会。现在互联网的发展非常快,“互联网+”的提出,能够增加很多就业机会,比如淘宝网,就解决了众多卖家和快递员的就业问题,这方面我们还是有潜力的。与市场贴近的、集成性创新的项目,政府不应该过多参与,而应放手让企业去做,企业最能贴近市场的需求。乔布斯、马云这类创新企业,没有一家企业是政府规划出来的。

记者:对于今明两年的经济形势,您有何预判？

宋晓梧:今明两年的经济形势很严峻,今年中国GDP增长如果能达到7%就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因为我们原来的问题积累得比较多,这两年消化过剩产能的任务也很严峻,还有很多经济社会问题需要调整、解决。我们的发展正在转向“新常态”,或者说有了一些“新常态”的苗头。但应当看到,转型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既然认识到了多年来积累的问题很严重,相应就该有过一段艰苦日子的思想准备。(摄影 王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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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先生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也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保30人论坛成员。他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宏观体制司司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兼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宋先生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的实践,基于对企业改革,劳动、就业、社保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深入调查研究,他撰写了一系列有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论著、文章。有关研究成果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劳动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他的学术成就被收入国家“十二五”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第三卷)》,主要学术观点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