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易纲表示：“我国正在试图创造这种环境，比如我们在和美国、英国谈BIT（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时候有一个达成一致的共同前提，就是我们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来谈BIT，这就是说中外资企业应当是平等的，我们应该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让更多的投资可以自由准入”。

在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董事长田国立看来，金融创新已是必然之举。他谈到，新常态下更需要金融的创新，市场要求我们必须用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同时，创新必须有所作为，但又不能过度。田国立从“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创新谈起，认为未来的创新不仅仅包括产品的创新，更多的是战略上的创新。另外，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除传统商业银行需加强创新以外，还需要基金、保险、投资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共同推进，才能实现改革。

金融创新受到关注的同时，与之对应的金融风险监管也同样成为焦点。易纲认为，资本金、杠杆率、系统性风险以及信息方面的收集、系统的建立和对统计数据的监测，是监管者最为看重的。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陆？嵩在发言中称，有些银行非常具有创新力，但创新的同时面临了太多的风险。他认为，金融有序运行的前提是安全，安全意味着可控、可管理，意味着透明，也意味着可预见性，而银行的职责就是要把创新与安全这两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

资本项目开放应审慎推进

对于备受关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2014年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比较快，未来，资本将拥有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权利。“今年我们很可能会推出深港通，在自贸区，特别是上海自贸区，可能开展更大程度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业务”。不过陆磊也表示，任何的资本流动或要素配置都自然而然地会产生风险，所以在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审慎的、稳健的、渐进式的安排应该是符合逻辑的。他透露，未来可以预见的政策取向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转变境外资本的流动管理方式，在推进便利化的同时，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二是推动资本的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取消资格和额度审批。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投资便利扩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严格建立QDII；三是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条件下的外债和流动管理体系，提高可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

陆磊还谈到，如果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一个非常强健的、审慎的、微观的金融体系，包括市场体系和机构体系。在市场发育、机构发育层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即基础设施建设，所以，要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主要地区高效安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支持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对外贷款和投资。另外，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可以更加便捷地识别整个资本流动的流量、流向，实行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