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企业在逐步确立自身全球地位的同时也受到业务发展“平台期”的更大约束。充分认识中国工程的发展状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探索新的空间和方向，无论对企业自身，还是“中国工程”的整体形象，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议题。

 

 

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正挑战各国政府的智慧。危机爆发初期的政策协同有效降低了危机的冲击，但也大幅耗损了政府财力，使得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资金缺口更大，严重制约了经济再平衡的进程。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认为是世纪危机，各国政府协同采取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制止了经济的自由落体式下坠。作为政府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许多国家抵御危机的重要选项：美国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建设，提出建造高速铁路；欧盟从共同农业政策预算中拿出50亿欧元重点支持能源和宽带网基础设施建设；沙特在5年内拿出5000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哈萨克斯坦也投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已刺激经济复苏。一时间，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同和借鉴。不过，由于许多国家的工程施工能力不强，而基础设施对资金持续保障的要求较高，各国政府的财力消耗较快，政府的负债规模迅速扩大，大幅降低了各国对危机冲击的抵御能力。

 

 

事实上，多数国家确实从基础设施建设所创造的工程需求、就业和经济增长中受益，但危机的漫长历程超出各方预期，经济危机对各国政府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对受冲击较大国家的资金救助、因危机扩大的失业人口社会保障需求的增加，加上部分国家因为信用问题而大幅提升的借债成本，使欧洲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显得捉襟见肘。即便能够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也只能集中于投资额相对较低的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升级等，而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周期较长的基础建设上出现力量不足的现象。各国政府应对危机在前期的过大支出不仅挤占了后期政府可以使用的资源，也降低了政府收入增长的能力，财源不足使得基础建设投资难以持续。

 

 

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相对较弱，无法满足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对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形成严重制约。承接制造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经济危机爆发前，各国基础设施适应了当时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危机后，主要消费市场的萎缩和发展制造业的需求共同作用，要求各国通过改进基础设施以适应新的国际分工模式。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希望能够使得美国经济重新获得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以3D打印、大数据等为代表的制造业对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希望能够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在全球价值链上向更高端移动，也需要对其现有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而铁路、港口、通讯和工业等基础设施的不同更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

 

 

作为远距离商品运输的重要方式，铁路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普遍认可。早在1990年9月，兰新铁路、陇海铁路与哈萨克斯坦铁路就实现了接轨，成为第二欧亚大陆桥的主要通道。由于轨距不同，火车在跨越国境时需要把每节车厢吊起来更换转向架。货运列车的口岸换装成为制约货运物流效率的瓶颈，也可能增加装卸过程中的货物损伤风险。俄罗斯在周边推行宽轨标准的铁路，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组成的欧亚经济联盟奠定了硬件基础，但也给采用准轨标准的中国铁路与其对接造成较大麻烦。沿“一带一路”的东南亚国家也有采取窄轨标准，不利于中国铁路与其对接。据测算，由于需要换装，第二欧亚大陆桥货物通过铁路运输过关的时间甚至达到运输所需时间的两倍以上。时间成本和换装成本的增加，使得这条铁路运输线路难以发挥其优势，无法有效实现带动沿线国家发展的设想。

 

 

“一带一路”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是中国与欧洲等西方国家贸易交往的重要通道，现代集装箱技术更为海洋运输提供了快捷高效的运输方式。尽管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深圳、新加坡等少数港口已通过现代化改造，具备了较强的现代物流能力，但其他沿线重要港口的硬件基础设施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港口装运效率不高，港口辐射本国经济的能力不强，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航运通路的不稳定还表现在包括马六甲海域、印度洋、亚丁湾等沿线海域的航路安全不足上，海盗对往来船只造成的威胁，加之美国因自身能源开发力度加大、军费缩减对中东地区的军事投入减少，也需要利益攸关方重新调整力量分布，努力实现更大的再平衡。

 

 

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现代通讯对各国的意义更加重要。但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的通讯水平依然较低，难以满足工业生产和生活消费的需求。通讯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通讯网络覆盖范围不大，受山区较多、地形地貌复杂的制约，很多国家的边远地区没有通讯覆盖；其次，即便在大城市有网络覆盖，许多国家的通讯网络标准较为落后，使用的多是早期的技术，在信号的连通效果、数据通路带宽和安全性上相对较差；第三，一些国家因为通讯网络建设前期投入大、排他性较强，行业服务提供者存在相对较为垄断的问题，因缺乏必要的竞争，使得通讯资费居高不下，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信息社会中，通讯手段不足会造成各方发展的支撑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差距。

 

 

“一带一路”国家多重视发展制造业，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设施基础的薄弱，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工业化进程。电力表现较为突出，沿线国家的电力保障普遍存在较大缺口：或者是本国缺乏足够燃料，需要建立能源进口运输通路并建设电站；或是本国拥有部分燃料或水利资源，但缺乏更具规模效应电厂的建设能力；或是已经建成的电站缺乏足够的电网和输送电能力。除电力以外，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加工配套项目以及工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置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化辅助产业。城市化的发展同样对各国提出新的挑战，城市规模的增加对市政设施的需求增多，更大城市也需要更为有效的工业生产要素（如燃气、热力、供水）的支撑，其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废水对工业处理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可和积极参与、传统的经贸文化纽带和各种合作平台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中国企业自身具有的优势在专项金融措施支持下有望形成更强的竞争力。

 

 

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在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促进国家间产业配合方面已有一些倡议和提法，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则将这些区域串在一起。“一带一路”所反映的互利共赢的理念得到沿线国家的认可，为中国企业在区内参与相关项目创造了更强的政府支持。在包括上合组织、东盟、南亚国家联盟等成员国加大互联互通、发展与本国经济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下，提出相关互利共赢理念的中国自然受到更大地认可，也为中国企业开拓相应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无论在诸边还是双边场合，“一带一路”都获得了沿线国家的欢迎，由此形成的中印缅孟等经济走廊的理念也从设想逐渐走向实践，中国与中东欧在铁路等运输通道建设上的合作也将为沿线国家提供重要的经济发展支撑。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文化联系和交往，为区域内更有效的合作以及中国企业更好理解和满足业主的需求、做好设计，奠定了良好基础。亚洲地区是大多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站，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最为集中的地区。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充分发挥人文网络优势，服务海外华人社区及中华文化辐射地区的经济需求，实现了较好的发展，更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联系，反过来也加强了双边的经贸互补关系。相通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使得沿线国家在发展经贸、人文等方面有更多相似点，更利于降低中国企业参与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沟通成本。同时，中国企业在积极实施本地化发展战略时雇佣大量当地劳动者，相同的历史文化联系也有利于减少企业经营中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有合作平台及机制，为启动合作提供了保障，也为推进合作并解决合作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沟通平台和机制保障。中国与巴基斯坦、东盟的自贸区，与斯里兰卡、海合会正在进行的自贸区谈判，与俄罗斯、哈萨克等国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东欧领导人峰会，大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大量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经贸合作协定为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所涉及的税收减让、市场开放、投资保护等内容有助于减少要素在沿线国家间流动的成本，有助于增强企业开展合作的积极性。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在内新的区域合作机制，则为各方解决各自关注、进一步促进经贸合作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平台。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实力。ENR2014年度榜单显示，62家中国企业入围全球最大承包商250强榜单，中国企业的最高排名更是前进一步位列第九名。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工程承包业务的主要供应商。中国工程企业通过实施青藏公路（铁路）、港珠澳大桥、三峡大坝等项目积累下丰富的经验，能够在高寒、缺氧、热带雨林等各种极端环境和复杂地质环境下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工程。企业不仅能够独立完成施工，更能够通过专业化的协作高效完成各类工程项目。现代化的工程机械设备和高素质的建筑施工人员为完成项目奠定了技术基础，而业务的广泛分布则为更低成本完成配合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近期出现的各类金融支持预计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为有效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受到各方关注，该行侧重为亚洲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供项目资金支持。尽管亚投行是多边的金融机构且接受新的参与方，但是中国的影响相应较强。新丝绸之路基金是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另一重要金融支持，其成立模式类似于国家主权基金，基础设施建设是新丝路基金重点的支持领域之一。此前稍早由金砖国家共同宣布的“新发展银行”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财力支持。新的金融支持措施与原有的政策性金融措施、援助资金共同配合，可以为东道国政府提供更为充分的资金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导下，商业资本将更关注于投资沿线国家，为基础设施业务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一带一路”将带动中国的商品、产业和资本向沿线国家移动，随之形成了广阔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可以为有意愿和有能力的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突破平台期约束、实现成功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舞台。

 

 

关键基础设施指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点工程项目，包括能够提升该国经济发展关键能力、打通瓶颈制约的设施。例如，能够连接各国主要经济城市、解决要素流动瓶颈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增强机场、重要港口等与国外市场资源流动接口能力的基础设施。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应争取参与此类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打造高质量项目，增强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为后续市场的持续拓展加分。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往往也是各国的重点工程，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具备更好的经济效益。中国工程企业应探索转变重建造轻运营的理念，对于预期能够在“一带一路”有良好效益的项目采用BOT等方式参与，获得长期利润稳定保障。

 

 

受地形地貌和气候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都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往往表现在少数中心城市聚集了过多的经济要素，多数地区缺乏经济增长动力且与中心城市经济活动隔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打通要素流动的“毛细血管”，使得要素资源得以更好流动，参与经济发展，有助于避免出现或减少经济发展带来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的问题。例如，重要资源开采加工区域与消费需求区域的衔接对于社会福利的共同上升较为关键；劳动力密集区域内的低成本客运通路建设对于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十分重要。此类“毛细血管”式的项目不仅因为释放要素潜能会有较好的收益，而且也是东道国重视的项目，中国工程企业应积极把握机会。

 

 

由于进入市场较晚且缺乏足够的统筹推进，中国标准在全球工程承包市场上的影响力还很小，与中国工程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不匹配。中国工程的标准本身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不仅标准水平较高，能够满足各类复杂的要求，也与“中国制造”相互支持，标准相对较为稳定且在后期维护上有较大的成本优势。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应积极推动中国标准的应用。中国标准的推广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降低工程施工成本，更快完成相关建造流程，在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国工程承包的整体对外形象，符合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地位，促进沿线国家与中国经济的更好接轨。

 

 

与制造业的微笑曲线相似，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有提升价值链的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从较高的基础水平起步，面向更高标准做好设计和施工。在现阶段，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同质化相对较为严重，企业在竞争中比拼价格的做法对行业整体造成损害。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以努力探索向着前端的设计和后端的运营方向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价值链上向高端移动，提升企业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的利润、竞争力并力争形成资本优势。同时，企业应加大本地化发展的力度，雇佣东道国当地劳动力，完成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基建环节。

 

 

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量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两轮共同驱动经济发展，为参与该进程的企业创造了巨大空间。一般而言，如果一国规划的发展模式恰当，伴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此类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可以持续数十年。为支撑工业化的进程，许多国家在工业（制造业）生产设施建造、能源、化工、工业三废处理等方面需求旺盛；为支撑城市化的发展，与城市产业生产、居民生活布局、交通出行和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保障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参与相关业务中，需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以较高标准规范项目设计和实施，为基础设施使用者提供高水平的设施并预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升级接口。

 

 

正确处理好多元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关系，在提升竞争力的同时做好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发展中的协调，避免造成恶性竞争，维护整体的利益。与多元化相比，专业化更为难得。在传统领域具备了较强工程施工能力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积极关注新兴领域，对于包括危险废弃物处置、环境污染治理、碳捕捉、绿色可持续工程建造、可再生能源等中国企业涉足较少的“蓝海”领域加大关注和参与力度。此类领域的服务提供者较少，而工业化的发展可能在此类业务领域创造更大需求，能够满足需求的企业因此可以获得相对更高的利润。中国企业可以加大新技术研发投入的力度，或者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获得此类新技术的应用能力。

 

作者：周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国际工程与劳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