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几天，“高学历可生三胎”的言论引发了全民吐槽。嘉丰瑞德理财师认为，这样的言论被提出来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计划生育工作确实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也造成了中国现在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老龄化严重，性别比例严重不对称，养老问题突出。于是“增加有效人口的素质”就变成了现今的主要言论。“提高人口素质”当然不错，但是通过让高学历生三胎这种方法，实在过于粗暴，也有失妥当。

首先，“成才”和“高素质”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高学历生子一定是高学历”未免过于血统论，且不说智商在遗传上一定能“等额传承”，即使两颗一样的大脑，如果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本身也可能碌碌无为，况且成才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其次，高学历与高素质本身也并不划等号。素质包括德智体美劳多个方面，将高学历等同于高素质，等同于对社会有用的人，其划分方法也过于武断。

最重要的是，高学历生三胎也违反了人权。是否所谓精英阶级就有超生的特权？按照这样的想法，“种族论”会否抬头？低学历低收入者是否就没有生育权了？细思极恐。

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高学历生三胎”也不具备经济上的可操作性。

首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可以明显看到，在发达程度较高的，接受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中，普遍存在出生率低下的情况，因为“优生”的思想和对于自我价值的全方位实现是主流的价值观，那么，我们要求“高学历生三胎”也很可能像对于大城市的“双独家庭生二胎”一样，落实不到执行的层面；

其次，根据我国的教育情况来看，所谓的“高学历”一般都指硕士乃至于博士以上学历，按照正常的升学速度，硕士毕业的年龄大约是25—27岁，博士更是在30岁以后，若以三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看，一个女硕士生完三个孩子年龄大约是34—36岁，而博士就要到40岁了，可以说都是“高龄产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孩子和高学历产妇的健康状况？即使都可以保证，“高学历”父母也已经在养育三个孩子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而无法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建设，这是否是对“高学历”的一种浪费呢？

但是孔委员的话我们也不应当一棍子打死，毕竟，委员有发言的自由，而且他所反映的也是他对如何调整人口结构、如何提高人口素质的思考。在教育制度没有全面深化的前提下，这种粗暴的解决方案看上去确实简单又直接。只是人口问题的解决绝不简单，他遗漏了很多调查和取证，也缺少对现实的判断。

嘉丰瑞德理财师认为，培养人才的关键是为孩子创造最良好的教育环境，用心栽培他们，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我们可以通过理财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比如寻找到专业的第三方理财机构为孩子的未来作财务上的规划，或是给孩子购买海外的类似于理想人生终身保障计划的保险产品等，与此同时，给孩子做好榜样，教给他们正确的三观，坚强乐观地面对人生，这些方式都可以让平凡人也培养出素质高的，出类拔萃的人才。

解决社会人口的问题不应该人为地划分三六九等去制造等级障碍，这是一种时代的倒退。培养人才需要每一个父母去努力，每一个社会的人去关心。用心培养的孩子，就算很平凡，也至少很善良，社会需要的不仅是高学历，也需要很多普通的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