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2014年10月，美国重要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了由三位作者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和西恩·迈纳（Sean Miner）联袂撰写的专著《跨越太平洋：迈向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中美关系》（Bridging the Pacific:Toward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本书第一章题为“迈向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中美关系”，是全书核心观点的展示，从宏观视角论述了中美之间达成一项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必要性、需要克服的障碍、经济背景、该协定可能涉及的内容、如何启动并推进谈判、在正式启动谈判之前的过渡期可以采取的步骤，还提供了韩国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自设想到达成历时七年（2000-2007年）的案例。本期【全球智库观察】选编其摘译在此，供各界读者及专业人士参考。本期刊发下半部分，敬请阅读。

　　文/弗雷德·伯格斯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荣休所长）、加里·赫夫鲍尔（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恩·迈纳（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副研究员）；译/李听桥（《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一.经济背景

　　支持和反对CHUSTIA的思考之间的论争，将在非常丰饶和强劲——如果可以，也可说是引起争议并通常是具有宣传性——的经济形势下逐步展开。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并且在不确定的未来仍将如此。如果将欧盟排除在外，两国就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一年已达6000亿美元以上，并且，合理预测显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即便没有签订任何新的自由化协定，在未来十年时间里这一数字也将几乎增加两倍。这样，中国和美国携手做什么，或者彼此之间爆发冲突，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要后果。两国已经清楚决定了大多数全球贸易和其他经济谈判的结局，以及国际性经济机构的命运；很难想象，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同意，能达成有关任何全球性经济事务的有效解决方案。

　　但是，世界经济对中国和美国的影响，至少与两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样大。就贸易占一个国家GDP的份额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它大胆接受了全球化，以之作为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并将其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削减至大大低于任何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19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早期，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领导下的中国当局深思熟虑，以贸易自由化推动国内经济改革, 要求全国的地方领导和党的干部遵循新的国际规则。加入WTO时，中国较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更多让步。对内直接投资成为技术转让、提升出口实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核心驱动力。中国在接纳世界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在过去十年中的多数时候中国严重依赖巨大且不断增加的贸易盈余以维持其增长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在过度运用全球化。

　　当下的一个关键问题涉及中国改革与中国国际地位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些改革措施，特别是致力于促进消费和服务业部门发展的措施，应当允许并鼓励外部的自由化。如同在更早期那样，通过支持国内经济的这种再平衡进而支持中国的外部经济地位，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或将推动领导层的改革议程。中国近期更加深度介入到一些国际贸易活动中，比如展示了对TPP和绿色商品动议的兴趣，与美国就BIT进行了有意义的商讨，并启动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迹象显示出中国内部和外部改革的一些一致性——尽管在ITA2、GPA，并且可能在TiSA谈判中展示的不情愿立场也暗示，中国尚有犹疑。

　　我们猜想，这样的相互影响将走得更远，决定中国对与美国商定更紧密经济关系的态度。假如中国领导层决心推动结构改革，并且外部自由化由此能够成为重要驱动力，那么之前被认为非常不可能的一些动议或会变得相当有现实意义。国内兴趣总是决定关于这些事项的国际立场，在CHUSTIA一事上也并不例外。

　　对美国而言，在现代历史上，美国实现全球化的速度快于任何高收入国家。1960年到2010年间，包括投资收入在内，贸易占美国经济的份额增加了三倍，达到大约40%的水平，高出欧盟和日本很多，但仍低于中国大大超过60%的水平。美国全部制造业产出的大约五分之一用于出口，在那一关键部门形成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在服务业部门，通过增加海外销售，潜在增加的就业数量是巨大的（Jensen，2011）。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在2005年估计，在同样的五十年间，美国与世界贸易体系实现了一体化，结果是美国经济每年增加产值一万亿美元（以2004年美元计算），家庭平均收入增加一万亿美元或者增加10%（Bradford，Grieco和Hufbauer，2005）。那个小组还估计，清除仍然存在的贸易壁垒后，每年另外获益5000亿美元也是可能的。该项研究认为，假定与中国实现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收益可能占5000亿美元总额的多达三分之一。

　　CHUSTIA达成后，诸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样的非TPP成员国或将无法在美国市场有进一步的作为，除非它们与美国商定各自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在中国尚未加入的时候加入TPP。诸如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样的非RCEP成员国或将不得不商定它们自己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增加它们在中国市场的机会。

　　美国迫切需要再平衡和进一步扩张其贸易，以推升其平缓的增长率并帮助减少失业，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高企状态。至少在若干年内，财政政策将保持约束态势，以恢复其国债的可持续面貌，并且在长期内，因人口走向老龄化带来预算成本，财政政策也将没有太大刺激空间。货币政策非常接近零利率底限，量化宽松已在逐步降低，所以，当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时，利率可能上升。同时，美国一年大约4000亿美元的对外赤字会继续让美国经济白白浪费大约两百万个就业机会。贸易似乎是少数能加速美国经济增长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途径之一。

　　奥巴马总统设定了一个五年期目标：到2014年将美国的出口增加一倍。尽管以大萧条短暂压低对外销售的那一年（2009年）为基数，该目标仍将遭遇重大挫折。奥巴马政府现在正寻求通过TPP和TTIP这样的重大贸易谈判来推动出口。CHUSTIA或将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该战略的精神，并且如第二章所示为美国带来出口扩张，扩张规模甚至比TPP所能带来的还要大。如上所述，CHUSTIA若附带对两个经济体进行再平衡的措施，或会更加妥当。

　　中国和美国均可以从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中获得重大收益。若干进路包括：在WTO框架内复活多哈回合（Doha Round）谈判或采纳某种全新动议，以实现多边自由化；达成诸如TiSA和ITA2这样的复边部门协议；达成诸如RCEP、TPP，或者可能是FTAAP以及TTIP这样的地区性机制；中美之间或与其他国家达成双边协定；或单边行动，中国过去在无数情形下是这样做的。

　　由于成功的“竞争性自由化”动议常常同步推进（Bergsten，1996），这些进路之间是相互加强的关系。甚至在其间能建立直接关联：某一双边谈判的伙伴国可能同意在涵盖更广的地区性和多边论坛中携手，以推进它们的一些双边目标。美国通常坚持，与其进行双边谈判的伙伴国应支持其在范围更广的国家群体中的动议。

　　本研究主要讨论双边性质的替代性方案CHUSTIA，但也着眼于替代性的机制，经由这一机制或许能达成实用的等价方案。比如，中国加入TPP、TPP与RCEP或可能是FTAAP间的融合，就是这样的替代性机制。本研究将我们的分析植入当前存在并正多方向建设的涵盖更广的贸易架构之中，所要追问的是，CHUSTIA能为这一架构增添什么，该架构将面对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困难。

　　二.中美贸易和投资协定包含什么

　　假如中国和美国当局下决心寻求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两大系列问题随之出现。首先，这样一份协定可能包含什么巨量内容？其次，两国可能寻求什么谈判模式，来为两国介入的其他贸易协定提供参照，并为两国或将于其中展开工作的更广阔政治背景提供解释？我们提出了一定范围的选项，以帮助在两国推动深思熟虑的讨论，并在决断时刻到来时提供可能的出发点。

　　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在两国做出发起CHUSTIA动议的任何决定都具有严肃性和政治敏感性。因此，我们想为逐步推进提供备选方案，而整个过程或许会从关于15项议题中的一两个议题的独立协定起步；我们研究认为，这15项议题可能构成最终达成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在结构安排上，我们对一些事项的讨论，或是指向一个综合性协议的单独一章；或者会更加审慎也是更加直接地指向一个独立的协调机制，该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自我平衡的，因而单独运作也行得通，不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是否会被整合到涉及面更广的框架中。

　　中国和美国或会在一个涵盖更广的复边协定框架中寻求就一些事项（如WTO中的GPA）达成一致意见。基本设想是，将这些个别议题以及就这些个别议题达成和解的努力，视为建造更加宏大的建筑可能用到的铺路石或构件，也视为就其本身而言值得处理的事项，即便最终可能没有实现更宏大目标。谈判在个别议题上取得成功，可以形成积极势头，以达成涵盖更广的协议，并帮助克服威胁两国关系的那种猜疑。

　　目前的中美BIT谈判就是恰当的例子。我们的分析显示，中美两国的FDI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未来一些年中可能迅速扩张。投资活动大幅扩张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大大增加源自CHUSTIA的经济回报。两国一致认为，双方之间的投资是优先议题，并正寻求商定BIT，达成这项条约或将改善两国国内的投资气氛。

　　至于可能达成的CHUSTIA的内容，我们分析了可以被考虑包含在其中的15项分立的议题。我们的议题清单利用了先前两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记录，外加在三个案例中中国、美国或中美双方均表示了强烈关切的事项：出口控制、货币与再平衡、网络间谍。毫无疑问，该过程的最初阶段或将确定这份议题清单中哪些项目可能被列入谈判议程中，而不论这个议程是全面性的还是逐项进行。

　　每一章会概述涉及被讨论议题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及WTO条款，甚至与被讨论议题无关的条款也会提到。然后我们会从美国和中国各自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追索有指导意义的条款；当TPP、中韩FTA、中澳FTA以及RCEP达成，上述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得到加强。个别章节强调了美国与中国立场的迥异。在这样的早期阶段，阐明潜在的棘手障碍以提供关于未来局面的现实主义观点，是有价值的。

　　双方各有一些部门，能在其各自限定范围内提供高度互惠的机会，在这样一些部门实行小步渐进的增量方式，或将在政治上更加可行，实质上也可能更令人满意。这正是BIT谈判背后的理论，在谈判中，对巩固前往对方国家投资的通道并加强对其投资的保护，中美双方均表达了强烈的兴趣。另一个可能性或许在政府采购方面，在这个领域，双方均寻求参与对方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在国家以下级别即美国的州一级和中国的省一级的项目），并提升参与能力。我们首先会讨论那些可能被单独协定接受的事项。

　　考虑中的一些部门会顺应某一潜在伙伴国家的要求，从而发生不平衡的情形。美国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严格执法，在紧要性方面，这一要求远远超出了中国对美国任何执法工作的互惠性兴趣。中国希望获得来自美国的能源供应，而美国方面没有类似诉求。在这些领域实现大规模的自由化，预料或将是一项涵盖更广、在多个议题之间进行权衡的协议必须涉及的内容。

　　大体而言，我们会区别潜在可接受部门内部互惠的部门或是仅能接受部门间互惠的部门。自由化可能在单一基础之上推进，而在部门内事项上更容易推进。部门间候选议题或将需要被纳入涵盖更广的一揽子协议当中。在评估每一部门的前景以及该部门在哪里安顿才可能契合一项中美贸易协定的整体图景时，我们都牢记这一准则。

　　第三组事项或许得通过平行协定——可能是在涵盖更广的多边背景下，而非包括在CHUSTIA甚或一项单独的双边协议中——才能更妥当地加以处理。这方面最明显的候选议题是网络间谍和货币。我们是在独立的群组中讨论这些议题，同时承认，假如替代性的协商无法及时达成一致意见，这些议题或许必须被包括到CHUSTIA之中。

　　三.中美贸易和投资协定如何推进

　　我们设想，不论其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或是采取有选择的分领域逐个突破的方式，或是介于两者之间，中美经济谈判都可能在两国中任何一个政府的广泛授权之下取得进展。

　　对中美领导人来讲，更有雄心的举动或许是，在完成适当的国内程序之后，公开设定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并指示其谈判者着手实现。两国还可以设定一个达成协定的固定截止时间——过去，利用国会批准的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的截止期，美国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作者注：例如，韩国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2007年在美国的快速审批贸易协定授权（fast track authority）过期前差不多十分钟达成的。或者如同对待当下所有谈判那样，将此事搁置，观察这项谈判如何进展。

　　对两国领导人来讲，能取得更大进展的战略或许是，指示其团队就特定事项展开谈判，具体情形如：单一议题或多议题，从一开始就具体指定或留待将来做决定，明确被视为一次性的协定，与未来达成涵盖更广的协定的演变有关，或是将棘手决定简单搁置。

　　国际方面，有三个基本选项。最直接的选项是达成一项双边协定，两国已与无数贸易伙伴之间执行了这种协定。其好处或将在于简单明了，双方都轻车熟路。对中美这样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来讲，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并潜在具有开创意义的协定，可能是最妥当的做法了。这项双边动议，对两国关系或将潜在具有最为深远的影响。

　　一项替代方案是，将中美自由贸易协定植入一个涵盖更广的协议中，此协议会将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包含在内。中国可以加入TPP，它对TPP已展示出越来越多的兴趣。因当前关于RCEP和TPP的谈判本质上代表了实现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双轨过程，这两项协定可以在今后融为一体。

　　鉴于中国将成为RCEP的发起国，而美国将成为TPP的发起国，任何融合之举或将至少代表那两个国家之间迈向更自由贸易的一步；而所谓更自由贸易，其含义会由产生于RCEP-TPP谈判的无论何种混合经济协定予以明确。第三个可能是直接进行FTAAP谈判，同时TPP及其预料会更高的标准（可能RECP也会有更高标准）保持不变。中国在2014年早些时候召开的APEC会议上已提及这一选项。

　　在两大重要经济体之间间接实现自由贸易或者大规模自由化，至少有两个先例。TPP经济效益的大约一半将是美国和日本之间会有更自由的贸易。在更早时期，由最初的共同市场（由法国和德国领导）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由英国领导）构成的战后欧洲双轨贸易自由化，最终融合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之后的欧洲联盟。

　　不同方案之间的选择，大约将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对上述当下诸多事项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评估。在美国，1980年代广泛存在对日本的抨击和对日本支配地位的恐惧，相形之下，对美国通过TPP与日本实现更自由贸易的批评一直非常平和。就一项可能会对双方整体关系造成重大负面反响的中美动议来讲，通过间接路线加以实现，相较于通过直接双边路线加以实现，失败风险或许要低。而且，对该地区众多其他国家来讲，两条不同路线的影响或将也是相当不同的。

　　CHUSTIA达成后，诸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样的非TPP成员国或将无法在美国市场有进一步的作为，除非它们与美国商定各自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在中国尚未加入的时候加入TPP。诸如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样的非RCEP成员国或将不得不商定它们自己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增加它们在中国市场的机会。这些国家大致将试图影响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决策，方向是融合TPP与RCEP，形成FTAAP，而不是达成它们各自的双边协定。

　　四.过渡期步骤

　　中国与美国会否决心加强经济合作以及如何加强，大约在未来某个时候两国才会就此事做出决定。在这一过渡期内，并且在它们能够确定牢靠的行动路线之前，两国或会启动非正式协商，借由这样的途径，它们可以更广泛地分享有关它们当下的地区性谈判和贸易政策的观点，更清楚地了解其潜在伙伴国的想法。基辛格（2013）暗示，中美两国展开任何合作努力时，“对我们认为国际体制正走向何方以及应该走向何方，都会有常识性的分析”。

　　这样的交流可以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双边方式推进。假如那会引发对其他国家反应的关切，或者引发两国中任何一国国内的焦虑，那些交流也可以在APEC这样的地区性论坛推进。就现存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对APEC茂物会议上提出的实现“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这一长期目标的意义，APEC一直支持展开讨论。非官方交流可以通过两国间形式多样的非正式对话进行。美国商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的美中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US-China CEO and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Dialogue）迄今已最直接和正面地处理了这些事项。

　　时机也可能被证明为具有重要意义。两国目前正参与到非常活跃的谈判议程中，美国有TPP和TTIP，中国需要与韩国和澳大利亚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还需要进行RCEP谈判。一些观察人士相信，两国在不远的将来若要启动新的重大贸易动议，或将面临不小的难度。但是竞争性自由化显而易见地表明，被排除在外的伙伴国或许期盼尽早而非推迟弥补它们贸易模式中的最初差距，甚至排除任何差距，这意味着，趁热打铁可能是更好的选项。在这一点上不可能有明确的判断，但在思考如何推进的战略时，这些时机方面的考量应牢记在心。

　　本书现在将转向对每一关键事项的细致分析，对于在中美之间启动新的贸易动议的任何决定来讲，这些事项具有核心意义。第二章中，彼得·佩特里（Peter A.Petri）、迈克尔·普拉默（Michael G.Plummer）和翟凡（Fan Zhai）评估了未来十年里两国间的整体贸易及它们全球贸易地位的前景，这个评估也涉及两国目前的政策及它们会否大力推动在彼此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他们将研究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对地区内其他重要国家、对世界以及对中美各自的经济影响，以大规模的部门解聚效应（sectoral disaggregation）来展示贸易协定在实际中可能如何起作用。他们评估了可能达成的CHUSTIA与宏观经济再平衡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再平衡过程目前正在进行中，大约将持续进行。

　　最后，本章系统比较了实现中美自由贸易的替代性路线，并对CHUSTIA、TPP、 RCEP和 FTAAP之间潜在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追加评价。

　　由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Z.Lawrence）撰写的第三章讨论了CHUSTIA或将对美国提出的调整性挑战。本章评论了若干对过去二十年间中美贸易之影响（特别是对就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影响）的突出分析，以及那些研究与两国之间实现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前景的关联。其后，就美国对那些调整性挑战的政策回应，本章提出了若干建言。

　　除了最后一章，余下几章讨论了每一项特定议题，这些特定议题可能被包括在一项全面协定、诸多并行协议中，也可能作为独立组成部分，用来达成涵盖更广的协定。然后，最后一章梳理了这些讨论，就该设想的价值以及两国政府可能如何推进做出结论。

　　但在转向这些议题之前，我们要岔开一下，简要讨论最近有关美国与另一个亚洲重要国家之间实现广泛贸易自由化的案例。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案例与思考CHUSTIA的前景有关，并且因为该案例提供了看待一项开拓性协定之可能性的视角，而且这一视角比在当前两国中的任何一个所能找到的都更加乐观。

　　五.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之路

　　2000年，后来成为韩国总理和驻美国大使的时任韩国贸易部长韩德洙，请国际经济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前称）准备一份关于在韩国与美国之间达成一项可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初始研究。

　　韩德洙大方承认，在韩国，对此事缺乏活跃的讨论。在美国这也是事实。他还指出，人们对这一设想思考得较少，就这一点来讲，韩国农业界存在巨大的敌意，商业界也存在广泛的反对意见。但是，韩德洙的展望是，实现后来所称的KORUS这个设想的时机可能已经到了。他认为，开启讨论的方式是进行充分的分析，看看这一设想是否有道理，以及实现它的主要障碍可能是什么。如果初始研究结论是正面的，或许会刺激其他人关注这一事项，并且这一设想在两国都可能进入政策讨论阶段。

　　本研究所认为，韩德洙的请求恰好提供了一个引领思想的机会，这是一家智囊机构理应做到的，因而将这一议题视作其研究议程的完美附加。对拟议中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言这尤其是事实，因本所研究者先前已就早些时候的美国自由贸易协定（通过NAFTA与加拿大然后是与墨西哥达成）做过一些开创性研究。本所贸易谈判领域的专家、高级研究员杰弗里·斯科特立即同意接手这一项目，为提供韩国人的平等视角，他还说服了在韩国智囊机构有研究经历的贸易经济学家、前政府高官Inbom Choi加入研究小组。

　　这些作者全力以赴，深思熟虑，完成了他们的研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于2001年4月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报告（Choi和Schott，2001）。KORUS很快成为在韩国和美国举办的一些研讨活动和会议（其中有些是在本研究所举行）的主题，也开始进入政策讨论中。在2003年的一次活动中，大多数韩国与会者继续表达他们对其政府的怀疑：政府是否能克服国内对这一设想的政治反对，特别是来自农业界的反对？但其他人也在问：是否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回报会足够大，从而可以允许有突破？在2004年于本研究所举办的另一次活动中，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他可以考虑将韩国加入一份不断壮大的国家名单中，他正与这些国家商定自由贸易协定，只要韩国表明其已准备好将农业议题郑重纳入这样的谈判中。同时，韩国与多个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在国内启动补充政策，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使得那些贸易协定最终能在韩国的国民大会赢得必要支持。在为他的国家构造这一辉煌战略时，贸易部长金铉宗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才干。

　　2004年和2005年，有关KORUS的非正式预谈判举行，正式谈判在2006年开始。2007年，最终协定差不多是在给予美国政府的贸易促进授权（这一授权尚待重新获得）即将过期的那一小时的达成。因为新一届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不会接受，即将卸任的布什政府不打算向国会呈送新的协定或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达成的类似协定寻求批准。但奥巴马政府最终做到了这一点，2011年，在经历一次重大耽搁和少量修正后，KORUS获得正式批准。

　　KORUS于2012年3月生效，目前是美国在亚洲（也可能是在世界范围内）已商定的最重要一份自由贸易协定。对韩国来讲，显而易见的是，KORUS的重要性与韩国和欧盟之间达成的协定旗鼓相当。韩德洙部长的设想用了12年时间才得以实现。KORUS始于本研究所从事的一项研究，当时真是无人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整个概念有兴趣，甚至也不曾有过值得重视的反对意见。耐心是需要的，但最终收获了回报，等待是值得的。

　　可以想见，类似的演化可能发生在关于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设想上。很明显，这样一份协定或将是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曾参与商定过的最重要协定。目前，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对这一设想的讨论还极少，并且就目前已有的讨论来讲，至少在美国，多数意见是负面的；人们不情愿思考中国的TPP成员国地位，更不要说让美国与中国达成一项双边协定。为将这样的怀疑情绪转变为支持的声音，强大的领导力在两国都是必需的。

　　然而，在中美两国均有至少一位富于远见卓识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士有这样的愿景：将中美之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视作应对两国间不断发生的贸易摩擦，并将两国整体关系置于更强大基础之上的不二法门。前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现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R.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是与中国有来往的最有经验并且广受尊敬的美国商界领袖之一，他在2009年最早提起了这一讨论，当时他指出，“这一设想付诸实施或许得花十年”。该设想后来由中美交流基金会及其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及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重提。中美交流基金会2013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十年：迈向更深层次的互惠合作》呼吁严肃的智囊机构在未来一些年研究这一设想，该报告还呼吁，假如相关研究形成了正面结论，两国政府应启动就这一设想进行谈判的步骤。美国商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当时已推动了这一项目；2011年两家机构携手启动了非官方的美中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来讨论两国间的经济关系。

　　本研究试图完成2013年那份报告的第一部分托付。如同在KORUS的案例中一样，我们希望这一研究将在中美两国均促成有关中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设想的严肃思考，并可能促成最终的政策动议。在伙伴国家并且整体来看在全世界范围内，因风险巨大而回报可能远远高出更多，CHUSTIA甚或比KORUS的意义更加重大。我们随后的分析以及提供的结论和建议，意在触发关于一个设想的积极辩论，而这个设想的实现时机可能正在到来。（完）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