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可观的双向贸易和投资关系正迅速成长。在横跨国际经济、货币、金融、贸易和环境事务多个领域的宽泛议题上，两国越来越多地寻求合作。它们已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协商网络，有超过60个工作组每年就一批大范围的议题召开年度会议。它们联合领导了全球经济从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

　　但在很多事项上，双方也发生了龃龉，并且发生龃龉的事项还在不断增加，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方都表达了对另一方政策的关切。它们频繁因贸易争端而将对方诉诸世界贸易组织（WTO），间或报复对方设置的壁垒。它们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中弥漫着猜疑的情绪。它们巨大的外部盈余（中国）和赤字（美国）构成了全球不平衡的重要一环，全球不平衡是二十国集团（G20）为支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一再寻求纠正的一大问题。

　　这样，考虑如何改进未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是自然而必要的事情了。一个改进途径是商定一项全面的中美贸易和投资协定（China-US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CHUSTIA）。这样一份协定或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会用一种对地区和全球稳定来讲至关重要的整体性关系，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及一对地缘政治对手维系在一起。

　　从经济上讲，在CHUSTIA框架下，中美各自的全年出口可能增加差不多5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目前远低于正常经济关系下应该达到的水平（Baily and Bosworth，2014），未来可能增加几乎一倍。国民收入方面，中国可能增加大约2%，美国可能增加大约0.6%。生产力水平方面，中国可能提高差不多2%，美国可能提高差不多1%。这对两个国家来讲都可能是重要的经济刺激。

　　相较而言，中国未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令中国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的全年收入和出口。中国的两大重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盟之间特惠性质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也将令中国蒙受巨大损失。美国将因中国自己略欠雄心的特惠贸易协定经受最低限度的损失。CHUSTIA或能补偿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的这些损失中的很大一部分。

　　中美之间达成一项协定还可能帮助中美各自实现其内部再平衡的目标，即中国的消费和服务更加壮大，美国朝向更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这两个目标之间是高度互补并互相加强的。决定CHUSTIA可行性的一项关键因素，将是中国实现其改革计划的能力，以及当下的中国政府会否像其前几届政府一样，将贸易自由化视为一种对实现改革计划的过程有助益甚至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支持。总括起来，达成CHUSTIA并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或能有助于显著减少这两个经济体全球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以及两国间的双边不平衡。这或将在美国创造大量新的工作机会。美国应当以中国承诺加速实现再平衡，作为美国加入该协定的条件。

　　对美国的服务业和农业以及中国的制造业来讲，分配效应或会是轻微正面的，而对美国的制造业来讲则是轻微负面的。相较于体量庞大的美国经济中持续进行的转变，就业受到的整体影响特别是净影响会非常温和。在美国，每年大约有5000万个工作机会发生轮替，其中大约2000万个工作机会代表非自愿性离职。我们的估算表明，新增就业岗位或将在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工业部门中形成，也即每年17万个额外工作机会，在十年准备期当中会累积创造170万个工作机会。

　　CHUSTIA的不利调整效应或许在于，每年有10万到17万美国工人非自愿离职但无法迅速再就业，这一效应可能在十年准备期中持续。尽管绝对量庞大，这一人群只占每年非自愿离职人数的0.5%到1.0%；十年累积下来形成的100万到170万非自愿离职者，至多代表美国1.55亿劳动力的1%略多。在很多情形下，这一调整效应或只会少量降低受影响部门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据估算，美国每一位非自愿离职者的永久收入所得总计至少是125万美元，这种非自愿离职源自CHUSTIA框架下基于更自由的贸易而形成的美国从中国更多的进口。

　　然而，考虑到自由化的一些特性，调整的负担意味着准备期得延长。美国政府提供额外的支持措施或许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对美国的制造业部门来讲，它们面对着来自中国进口产品日趋激烈的竞争。美国应采用一项更强有力的贸易调整扶持计划，或者强化奥巴马总统业已提出的多项工人培训计划；这些计划应与CHUSTIA结合，如果在政治上有可能，应早些采用。

　　对中美两国而言，除了经济上的收益，CHUSTIA理应降低两国之间发生经济冲突的风险，限制两国当下和将要进行的特惠贸易交易中彼此固有的歧视，并通过减少目前盛行的怀疑情绪来加强双方的整体关系。通过培养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更加深层次的纽带关系，因而限制两国之间因争端而产生的始料不及的风险，CHUSTIA或能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重要的公共品。

　　本书并非要为实现更高程度经济一体化的任何唯一路径提供论证。通过传统的双边协定，或者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一道加入TPP，中美之间可能实现更自由的贸易。假如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缔结，TPP可以与亚洲的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接榫。作为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的主办国，中国已提交了建立全面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可行性研究，该自由贸易区可以将TPP和RCEP包括在其中，或与其中之一或两者一道共同存在。在任何一种情形下，中美双方之间达成附属协定，对处理地区框架之外诸如宏观经济再平衡这样的双边事项来讲，大致都是必要的。当日本近期加入TPP谈判时，类似的附属协定已经达成了。

　　中美两国之间走向自由贸易，既可经由包括全部重要议题的单独一项全面协定，也可经由按部就班、针对一个个具体事项达成的系列协议，后一种方式已由目前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起步。后一方式可将若干业已进行中的复边谈判（有的是与中国进行，有的并未与中国进行）包括在内，加以清点，并且中美协定在其中将对这些谈判的整体成功起到统摄全局的作用。这些复边谈判包括：服务贸易协定（TiSA）、环境商品协定（EGA）中的去除关税协定、国际技术协定之二（ITA2），以及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的政府采购协定（GPA）。投资之外的单独协定或可也在关税、农业和政府采购方面达成。这些协定可以为最终达成一项全面协定奠定坚实基础。

　　美国的主要要求理应是，中国须将其迅速增长的服务业部门自由化，因为这可能推动美国出口商品和就业机会的大规模扩张。服务业自由化还可能推动中国实现意义重大的再平衡目标，并推动中国国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而服务业自由化或可成为一项旨在实现自我平衡目标的单独协定的候选主题，这一协定可经由双边谈判或者TiSA谈判达成。

　　其他优先谈判的事项包括知识产权（IPR）保护，由国有企业（SOEs）、竞争政策以及BIT之外的境外直接投资（FDI）组成的投资集群，以及确保有效执行CHUSTIA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国家，中国可以优先获得美国供应的天然气。除了农业和能源产品，以及特别是包括高技术产品在内的产品，其他涉及面更广的出口控制事宜，对中国来讲也是具有高度优先性的事项，美国必须加以应对。

　　至少有两项重要事宜（网络间谍和货币），须经平行的、可能是多边的谈判而非双边或地区性的贸易协定，才可能得到最妥当处置。劳工与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这样的事项，若能以相似方式应对，或将是令人满意的。若在这样的备选方案上无法取得成功，所有这些事项都将不得不依据其在美国的高度优先性而被纳入到CHUSTIA当中。基于本研究的分析，我们建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中美两国应当寻求对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进行最广泛、最深刻的削减；为实现这一目标，最早可能完成的步骤是中国与若干其他亚洲国家一道加入TPP。如果TPP这一区域性解决方案无法在合理期限内达成，两国应寻求商定双边性质的CHUSTIA。

　　在不远的将来，考虑到它们目前与其他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以及相关事宜的高度敏感性，中国和美国不大可能着手开启与CHUSTIA相似的议程。然而，通过平静的磋商，通过由持续的复边谈判形成的可能是部门性的协定，通过设立新的动议来清理重大的并行事宜，两国理应开始铺路。这些预备性步骤理应帮助这两个国家尽早发起一项贸易动议。

　　文/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