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壮大以及海洋权益的增加，海权这个曾经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词汇，再度回荡在21世纪华夏大地上。当然，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具有深厚农业文化特征的国度，如何走向这一片广袤的海洋，如何在海洋上更好地获得应有的权益，那更是一个必须直面，也发人深思的问题。

　　什么是“海权”

　　“海权(SeaPower)”这一术语，也可被翻译为“海上力量”。据海军史学家、战略家、政论家和世界公认的“海权福音的布道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宣称，这个概念是由他首先提出的。的确，这个术语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作为这个术语的发明者，他对于传播这个概念不遗余力，而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似乎忽略了对这个术语进行哪怕是起码的稍具严密性的定义。在其论著里，他往往都是使用历史案例对这一概念进行说明，“海权”这个词汇被他赋予了两种主要的含义。前一种表示通过海军的优势控制海洋，而后一种则应为拓展海上商贸、攫取海外领地、获得外国市场特权而造就国家富裕和强盛的合力。在其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通常又被简称为《海权论》)一书中，前一种含义可以被形容为“拥有占压倒性的海上力量，才能将敌人的旗帜逐出海洋，或者只允许他们像海上的丧家犬一样出现。”而后者则简单地表达为“扩大生产、海运和殖民地”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汉所指的海权是带有军事和经济双重意义的，而事实上，在近代以后，一个国家若要通过海上通道维护与他国的贸易，也必须有维护这个海上通道自由使用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还离不开国际政治范畴内的外交和经济协作能力，乃至可以使用的一切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海权”又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术语。

　　如果一定要下个定义，那么不妨可以这样说：海权乃是一个国家不论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对本国从事贸易以及军事等行为的船只，在本国所必要的海域自由通航加以保障，并在必要时，对敌对势力的海域利用进行阻碍的能力。

　　在《海权论》第一章“海权的要素”一节中，马汉的主张是，海洋是一条人类共同使用的通衢，而海军的任务则是为了保护利用这条通衢来实施海上贸易的商船的安全，故此，海军的存在是依赖于商船的存在的，也将随着商船的消失而消失。也就是说，海洋国家经济的繁荣是由生产和贸易带来的，而这个贸易，则是通过以海军为主体的海权得以确保的。

　　马汉通过对17和18世纪的英国历史进行推导，设定了六项表示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影响海权的一般条件”：(1)地理位置(2)自然构造(3)领土范围(4)人口数量(5)民族性格(6)政府的特征和政策。

　　对于前三项的要素，他认为只要这个国家濒临海洋，这个国家拥有通过海路易于通往殖民地的自然环境，同时拥有易于防守的海岸线以及良港即可。当然如果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陆上资源，反而容易对前往海洋的发展带来阻碍。马汉尤其重视第四和第五点，特别是从事航运和渔业的人口，因为这关系到该国国民对海洋的志向问题。他认为，政府要为本国国民前往大海、开拓殖民地的活动制定最大限度的支持政策，政府才是这个国家走向大海、成就全球实力的最大要因。

　　马汉在自己的著作中，用充分的史料，阐述了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其如何支配海洋这个世界共有的通衢大道密切相关，同时还系统地分析了其中的成败得失。他特别解析了当时称雄世界海洋、具有空前繁荣的经济实力和空前强盛的军事力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是如何把握海权，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充分的岛国一跃成为世界帝国的过程。他认为英国的发展过程，事实上给当时的一些新兴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并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途径。

　　然而，这也是导致了马汉的海权思想被曲解的原因，马汉的《海权论》出版之时，刚刚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将其看作了成功的不二法门。这位正值而立之年的年轻皇帝声称他“不是阅读，而是吞噬马汉的著作”，最终的结果使得这个英国传统友邦，在尚未赢得陆上优势的情况下，在海上又与英国为敌，引发了得不偿失的造舰竞赛，并最终将世界拖入了战争的熔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吞噬海权的君主却最终被自己的水兵赶下了皇位。

　　在马汉所处的时代，对海上优势以及海上战斗等问题的深入而全面的探究，几乎吸引了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在对海权的论述中，他还提到了海上力量对于守护国际贸易体系将发挥重大的作用，他甚至还预言，海军可能需要结成跨国联盟来发挥作用。

　　新时代的海权

　　通向这一时代的大门的钥匙，其实早已有人寻得。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开始了对自由贸易思想加以阐述，并对主张贸易限制法令的重商主义理论加以了批评。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就出现了倡导自由竞争，主张自由经营的曼彻斯特学派，这个学派以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反对国家干预，提倡把国家行为减到最低限度，鼓吹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主义明确地表述了以海洋为基础的贸易，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是伙伴关系，深深依赖于国际和平，同时其繁荣和稳定又为国际和平提供了物质基础。

　　几乎是同时，美国林肯时代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也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国家发展形态。他认为，封闭的殖民体制必将被开放的商业帝国所取代，因此只有对海洋具有支配权，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帝国。在他看来，征服战争是不必要的，贸易会将遥远的地区结合在一起。

　　这些理念开始设计出一套崭新的国际秩序，这种不依靠领土兼并而直接建立统治，进而实现以对海外市场的经济操控而进行商业统治方法的确立，以及之后“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形成了美国走向全球海洋的理论基础。而这一扩张的形态，是以经济融合的方式进行。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当时的欧洲依然对此还有不少赞同声，认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时代即将到来。但遗憾的是，世界战争和冷战却成为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主旋律。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世界经济又一次来到了全球化的门槛前。而这一个全新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尽管由一系列主权国家构成，但受到跨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国家的绝对主权已经逐渐被削弱，人们的关注重点逐渐从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地向这个体系本身转移。而在这个体系下，人们策划的战略措施，也愈发转变为服务于整个世界体系，而不是服务于常规的、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主权国家。 而且，由于贸易和商业导致了赢家和输家的变化不定，因此，这也要求人们将外交、经济、社会以及军事政策进行积极主动、持续不断并小心翼翼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各国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塑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才能更好地维持并保护这个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马汉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海权概念，也早就从以往排他性海上霸权逐渐让位于功能更复杂和更国际化的当代海权观念。这一当代海权观念核心的特点，就是海上力量已无力追求单极的全球霸权与秩序，相对于日益崛起的太空和空天复合力量，海权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即使对于拥有绝对海军优势的国家，在国际政策中，单纯利用海权优势也不可能达成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即使有能力轻易获得海上战争的胜利，其外交、经济和其他代价，也是其决定行动时不得不再三考量的因素。这也是与当代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急遽整合趋势一致的。

　　当然，这种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事实上也是一种非常敏感和脆弱的体系，它面临的诸多威胁都与海洋有关，或者会产生重大的海洋性影响。因此，这个时代海军的重要职能，也相应地成为了保护现有经济格局的安全，维护现今给大多数国家带来利益的全球秩序的稳定。

　　因此，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全球化趋势的加速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上升等现象，已经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现象反映在海权领域，便有了学者提出了新涵义：“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是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军事信息化的时代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技、文化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对海洋进行控制、利用、管理和开发的一种综合能力。”在这个意义下，全球化时代海军的主要任务，已经逐渐从我们比较熟知的与对方海军进行大规模对抗，变成了维护海上安全，打击破坏经济秩序的力量，诸如驱逐海盗，打击海上恐怖主义等内容。

　　在这样的新时代，海上控制将更加具有监督和管理的意义。正如在2005-2007年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穆伦在其任期中的2006年指出：“尽管旧的海上战略聚焦于海上控制，但是新的海上战略必须认识到，当海洋处于一国独占之下时，诸国兴起的经济大潮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当海洋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安全又自由之时，它才会涌现而出。”

　　不管在什么时代，陆地总是大多数海上混乱的根源，要从根本上维护海上秩序，如何从海上出击来消除这些祸害，也将成为新时代海军的政治使命。这个时期要求海军追求的是快速行动，即使远离本土，也可能以多国形式实施。这种小规模、低烈度的行动会成为新时代海上力量运用的典型。

　　对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最为直接的威胁便是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诸如海盗、对于武器、人口以及毒品的走私等跨国犯罪。从更为长远的视角看，环境恶化以及对海洋资源的系统性掠夺也具有更为严重的威胁性。当人们意识到，总体海上安全向着全球化海上贸易体系进行有效集中之后，保护海上良好秩序而维护海上总体安全也将成为人类的共识。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将造福于全体人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将会发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良好、持续以及建设性的关系才是取得共赢的关键，这种海上共识的维护，将通过多国联合行动的形式，更为积极有效地得到展开。这一点，不久前多次展开的亚丁湾联合打击海盗的行动，便是后冷战时期海上军事行动的典型性代表。

　　当然，由于传统意义的国与国之见的矛盾还未能完全得以解决，即便到了21世纪，传统意义的海上冲突和对抗还将长期存在，有时候也不排除出现激烈冲突的可能。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合作和冲突间会将会形成比较复杂的光谱，交织出更多的变量。不管如何，与以往更多的以零和博弈进行排他式竞争的时代相比，各国在海上的博弈，更多地将趋向于追求共赢的趋势。

　　新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正是由于新时代海权发展已经朝着争取共赢的局面进行发展，为了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形势，扩大与沿线国家的利益汇合点，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联互通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地区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这一新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将构建海上互联互通、加强海洋经济和产业合作、推进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也拓展海洋人文领域的合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将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过南海，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沿印度洋北部，至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即以东盟及其成员国为依托，辐射带动周边及南亚地区，并延伸至中东、东非和欧洲。旨在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基础，形成面向海洋、联通欧亚大陆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升级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建设，造福中国与东盟及其他沿线国家。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希望发掘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丝绸之路这个用语本身并不是中国人，而是1877年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而最早引伸出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说法的则是法国汉学家沙畹。虽说历史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始日期已经无法考证，史料上记载的最早确切航路是汉武帝遣使抵达锡兰。这还并未形成正式的海上贸易。而后直到宋代以前，主导这条海上商贸路线的，主要是阿拉伯商人的船只，中国商人或者僧侣出洋，乘坐的也大多是“番舶”。到了宋代，随着中国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商人开始主导这条贸易线，并垄断了中国到印度的航运。但在蒙元时代，由于南方汉人备受歧视，海上主导权又落在了色目人手中。此后明代开始的海禁，则将一度兴盛的海上贸易彻底封闭。

　　事实上，不管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规模有多么的可观，即便是中国所主导的宋代，海上贸易也没有得到国家海上力量的支撑，并没有进入通过海上贸易，发展海上武装，从而赢得海上优势，而进一步拓展海上贸易的海权良性循环之中。

　　当时的中国尽管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依然无法被称为海洋民族的原因，主要还在于马汉提出的海权六要素中的最后一项。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君主体制通常会遏制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其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将臣民用土地或者官位作为锁链加以束缚，自上而下的严格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将社会财富集中在帝王手中。而专制政权最为担心的，就是其臣民独立而进取的精神游离在其统治之外，这样财富无法有效地加以聚敛。海军耗费巨大，易于损耗，但是对于镇压臣民，劫掠土地并无多大的效率，因此，除了某些特殊场合之外，专制君王一般对于发展海军并不会多么的热心。这样的专制君王与海洋民族的精神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中国长期以来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之下，即便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中国的海权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气势恢宏的郑和船队，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大游行，最终由于得不到实际效益而惨淡结束而后漫长的海禁政策，则彻底断送掉了自己的海上力量，只得等着别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

　　基于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此次我国政府也特别加以了注意，提出了必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提出了只有使民众受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才能得到沿线国家民众的支持。要坚持弘扬和传承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基础，把中国倡议发展为国际共识，为深化海洋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新时代的海权观念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提倡构建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共赢机制。这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所具有的和平、发展、合作、创新、开放等特征是完全吻合的。而在这一历史机遇面前，中国将如何走向海洋，这又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课题。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