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经历

　　什么样的历史经历（尤其与中国的交互）助构了美国如今的国家意图。

　　美国曾是与晚清政府签订臭名昭著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之一。

　　也曾是在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一份子。

　　然而，美国没有依据所谓的《辛丑条约》向清政府要求全额赔偿。

　　反之，美国以庚子赔款助建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精英的眼中，美国并非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一丘之貉。

　　中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人眼中亦被视作是基督教传教的沃土。彼时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纷纷投身于“救赎千百万中国人的灵魂”的事业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军侵华的行动日渐猖獗，美国对由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同感也愈加增强。

　　蒋介石基督教信仰的公开化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支持。

　　自1941年对日宣战起，美国便持续通过“驼峰航线”为战时陪都重庆输送物资。

　　而1943年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之后，美英两国就把中国视为抗击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盟国之一。

　　在1945-49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为国民党提供了巨量物资用以对抗其时在人数上极不占优的红军。

　　直到1949年蒋介石迁台之前，美国都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着国民党，即便这期间有过少数美国志愿者站到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边。

　　此后三十年间，有关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在美国外交政策讨论中持续不断。

　　中美两军在朝鲜战争期间直接冲突，之后在越南战争中意间接碰撞。

　　与此同时，直到尼克松1972年访华之前，美国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投身台湾防卫，尽管台湾问题直到今日仍悬而未决。

　　美国对华态度在冷战的最后十年剧变 —— 从曾经的苏联盟国和意识形态的敌对方，迅速转变为事实上的共同针对苏联的战略伙伴。

　　1989年后，随着苏联威胁式微，直至后来苏联解体，美国对于中共的人权问题的担忧被重新提上日程。

　　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重心，从90年代起，又逐渐从对人权问题的担忧，转向了对巨大的市场机遇的垂涎。

　　在这一时期，美国一直对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市场表现出欢迎态度。随着2001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关系一度保持以经济合作为核心。

　　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飞速增长，两国关系在诸如保护知识产权，反倾销，以及关于操纵汇率的指控等敏感问题上呈现紧张态势。

　　换句话说，推动两国关系向良好态势发展的互利互惠的经济纽带也呈现一定程度的紧张。

　　与此同时，当作为中美两国的共同威胁的苏联解体，以及中俄关系正常化之后，中美两国曾经的共同战略基础便不复存在。

　　在美国看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是从二十国集团商议如何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避免全面的经济崩盘议题时，中国所展现出的一个负责任的的经济伙伴的形象中所得出的结论。

　　鉴于中国将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逐渐被视作是美国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

　　同时对美国而言，中国也成为了挑战亚洲地区战后安全秩序，乃至全球制度规范的国家。一个最近的例证便是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地位的讨论。

　　至此，中国在美国过去150年的经验中的转变呈现出了这样一个脉络：从一个传教士眼中的传教沃土，到美国败给共产主义的典型国家，从曾经对抗苏联的同伴，到今天成为在世界秩序的诸多层面挑战美国单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方面冲击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的崛起力量。

　　美国对世界的理解

　　那么当下美国对中国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如前所述，我的如下言论并不代表任何美国人。

　　正如此前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并没有试图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一样。

　　我所表达的，仅仅是我观察到的两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思潮。

　　作为一个受过职业训练的外交官，我时常对过去两国间在战略上不够坦诚的现状可能会阻碍未来两国建构战略共同叙事感到担忧。

　　鉴于中美复杂的共同历史经验、相斥的国家历史背景、不同的哲学传统源流，巨大的价值利益分歧，以及我所担心的两国之间持续扩大的对彼此长期国家意图的误判，我依然相信，中美对于双方和全球未来的共同叙事可以建立。

　　实际上，在美国对中国认知的核心，其对中国在过去35年间所取得的成绩是高度赞赏的。

　　总体来讲，过去美国各界精英，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转型能够成功持怀疑态度。

　　而事实是，现而今市场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稳定核心 ——这另诸多美国精英大跌眼镜。

　　诚然，让数以亿记中国人摆脱贫困是值得尊敬的壮举。

　　但，与此同时，美国也认为对于美国全面欢迎（而非阻隔）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中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与承认。

　　事实上，美国完全可以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量，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联合国安理会，及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中，代表中国事务的议题上投反对票。

　　美国并未这样做。

　　即便在此短短几年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狂热在文化大革命里达到了顶峰。

　　美国同样可以阻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也未这样做。

　　尽管当时存在大量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的不满意见。

　　事实上，在美国人看来，尽管在中国入世的十年谈判里显得困难重重，但美国没有意图阻碍中国入世 —— 相反地，美国为中国入世竭尽全力给予帮助。

　　而实证表明，中国的净出口和迅猛增加的外资投入的确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美国也可以选择不创建二十国峰会来吸纳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事务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

　　美国还是没有这样做。

　　美国欢迎中国。

　　一如所有二十国集团成员欢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中以及之后的建设性贡献。

　　美国外交政策的精英阶层认为，美国已经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来欢迎中国在各个方面融入全球秩序和参与其实质管理。

　　当然，我的中国朋友的回答是，美国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非为了中国所做的利他主义无私行为。

　　尽管我对美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和其内部竞争传统有过一些观察，我却无法肯定地说美国之决策出于利己或是利他的考量。

　　先搁下美国动机不表，且看美国在可以选择其他政策方向的时候，事实上还是做出了如今所见的有利于中国的决策。

　　中国的朋友们会继续质疑：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华政策的背后动机乃是希望基于美国和西方的利益，将中国纳入美国和西方所构建的国际秩序中，使中国完全成为其参与者，支持者和贡献者 —— 但中国并非这个国际秩序的初期形成与制定的一份子。

　　这意在吸纳中国成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 正如西方在正如几十年前如此对待日本。

　　我的好友，也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同事，罗伯特.佐利克，曾在2005年将此论题归纳概括为其著名的“全球利益相关者理论”。

　　由于“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的晦涩翻译以及上述的原因，很多中国认为这个理论有居高临下之意。但应该注意的是，在2005年佐利克提出该理论的时候，正值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失业的主因在于中国的不当竞争和操纵汇率 —— 佐利克此理论的受众是对此表示怀疑和过激反应的美国公众。

　　实际上，佐利克所做的努力意在维护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政策。

　　另一些中国朋友主张，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阴谋是通过渐渐将中国纳入当下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逐渐用西方价值颠覆中国价值。

　　说到这里，就需要再次说明我之前提及的关于两国和两个政治体系所持有的价值会使两国渐行渐远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一问题，为未来建构任何共同叙事所需要付出努力的必要性。

　　对此，美方会主张，中国有成功抵御任何外来势力“颠覆”其存在两千余年的哲学传统的历史经验。

　　从400多年前基督教进入中国所取得的相当有限的进展。

　　到国民政府期间自由主义政治理念试图扎根于中国的失败。

　　再到最近几十年中国摈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明一贯展现着价值自我进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国家未来规划的强大自信心。

　　从根本上来看，我们的美国朋友认为，过去的35年来，现行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毫无争议地符合并满足了中国的发展利益。

　　中国成就的繁荣是在现有全球经济框架内取得的。

　　从国际秩序中的安全政策角度看，美方会声称，是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安全政策自1975年起保障了广大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体区域繁荣创造了战略环境。

　　美方会进一步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安全政策，区域冲突会持续不断发生，甚至有可能日本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再度出现的军国主义化。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中国近期关于美国是否寻求遏制中国政策的讨论上。

　　美国认为，如果中国真的认为美国对华奉行遏制政策，那么这表明中国对此有根本性的误判。

　　美国认为，过去的35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恰恰与遏制政策相反。

　　回顾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其表现为：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无论明处还是暗处，对苏联实施外交孤立，经济颠覆以及军事对立。

　　进而美国会问中国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确实在遏制中国，那么美国究竟在哪些区域和全球事务上对中国进行了哪些遏制呢？而且，如果没如前假设的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又会有哪些不同作为呢？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中国朋友们对于美国正在寻求孤立中国的指控。

　　不少中国的评论员指，美国的盟友正在包围中国，而美国与这些盟国的关系在近年不断巩固。

　　美方则会辩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关系都是在中国崛起之前就已经建立的。

　　以澳大利亚为例，美澳同盟关系早在半个世纪前已经建立。

　　他们会继而表明，美国在亚太的盟国关系之初衷是为了长期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再度崛起而向其盟国提供的安全保障。

　　这同时也是美国在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政治、外交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对抗时期所形成的全球范围的盟国关系网的一部分。

　　这些同盟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在应对多个偶发性事件中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 —— 尤其是在过去十五年间与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对抗中。

　　而说到美国与盟国关系的强化，美方会强调这与中国的崛起毫无关系。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情。

　　更贴近实际的情况是，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强化是美国及区域内对中国在南海及其他地区之独断作为的意图判断与政策反应。

　　当然我们的中国朋友会对此给出不同的看法，他们会认为无论是南海还是东海，中国的行动完全是对对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做出的回应。

　　然而，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盟国问题时，美国人宣称无论是缔结盟国关系还是强化盟国关系都不是美国强加给这一地区的国家的；与之相反，美国是这些主权国家在经过国内自主民主商议之后的安全保障受托方。

　　的确，他们所指的美国仅仅作为受托方的例证之一，就是80年代菲律宾政府要求美军撤离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时，美军确实撤离了。

　　至于美国的再平衡以及再平衡概念在亚太地区的意涵，也值得思量。其实，当美国宣称未来全球美军60%的舰队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时，实际上美国海军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规模如果大致仅会基本维持现今的规模（因为虽然这一数字将从50%上升至60%，但美国海军的整体规模正在缩减。）

　　美国对其他的武断的中方结论，譬如认为美国正在在筹划削弱、分裂中国，并最终从内部“预谋破坏”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战略等等，同样感到疑惑。

　　这些深层次的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问题需要更审慎的考量。

　　中方继而回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上：在中美的政治体制建立在极为不同的价值基础之上的情况之下，美国是否能够最终认可中国政治体制和合法性，以及容纳中国对美国和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普世主张的一贯反对。

　　对此，纵然北京长期怀疑，但美国的底线在于，中国未来的政治筹划取决于中国人民自己。

　　最后，我想探讨的美国国家意图之中关乎中国的长期愿景的议题。

　　这关系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实现了繁荣富强的中国梦之后，中国对于区域和世界秩序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简而言之，在美国普遍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宣称的“和平崛起”只是暂时的，用来说服美国及其他国家不必担心中国现在的发展。

　　由此看法所演化出的认定现实将是：当中国实现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之后，会寻求与美国达到权力均衡甚至超越美国；那么，到了那时，中国会迅速把美国赶出亚洲，以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继而撼动现行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基础。

　　这一看法的支持者认为上述战略与中国数千年来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正如“孙子兵法”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孙子兵法.谋攻篇》）。与此同时，上述战略与邓小平的经久不衰的名言“韬光养晦”也有不谋而合之效果。

　　出于上述原因，美国认为，中国希望避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基于中国的理性判断，若中美当下开战，中国难以取胜。与此相似，若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与日本开战，中国一样有可能失败，或者说难以取得全面胜利。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结果会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

　　这个关于中国“买时间”的战略运作，在美国长期存在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影响在于强化鹰派视角 —— 要在“一切为时已晚之前”应对中国崛起。这一点也反映在近期美国与亚太地区盟国关系的强化上，尤其反映在亚太国家为避免长期来看可能与中国发生的意外，而主动要求与美国强化盟国关系上。

　　当然，中国对美国的上述看法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进行回应：无论是从中国在历史上的角色，或是出于中国长期专注国内事务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政策上所反映出构建多极世界而非建立霸权主义的中国希望。尽管如此，如何智性处理正在持续升温的美国对于中国长远意图的猜疑与揣测，将会成为两国构建关于地区和全球未来共同宏大叙事的重要考量。

　　结语

　　上述评议主要集中在美国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个主题上。

　　前日我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所发表的演讲以中国的战略意图作为结束语，结束语中我提到，中国国家意图的存在并不等同于这些意图是精确无误的。

　　重要的是，这些意图是存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了中国的政策制定。

　　这与我今天在上海的演讲是一致的。

　　我期望能够阐述一系列与中国崛起相关的美国战略意图。需要重申的是，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正确的。

　　然而，这些战略意图是存在的，同样地，他们也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制定。

　　随着中国的强盛，这些不同与分歧会与日俱增。

　　也请允许我用我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结语来总结今天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智慧的外交始于理解彼此的意图和其背后的原因。

　　这对中国是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两种世界观之间存在某个神奇的中点，能让两端神秘地相遇。

　　对此，我还是秉持现实主义的态度。

　　尽管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国际关系者,我也时时警惕超现实主义,防止它对于中美在面对共同挑战时共同探索前路的可能性造成打击。

　　无论如何,基于今年以来我在哈佛贝尔福中心研究所得,我相信中美双方领导人共同构建未来中美关系的宏大叙事, 并在其中留足分歧的空间, 是大有裨益的。

　　现在,中美各有一个关于彼此的表述,而且这些表述常常是私下而非公开的。

　　而我所倡导的是,中美共同构建一个包含全面指导框架、具体分歧管控、以及长远积极发展的宏大叙事。

　　可以称其为“建设性的现实主义”, 或者说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构建一个中美共同的未来。

　　何解？

　　第一,现实主义的部分。

　　中美双方对于当下国际关系的理解都基于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框架下,缺乏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会导致任何解决方案的不可能。

　　譬如东亚的领土争端。

　　这些争端很难解决。只能认可分歧,管控危机,以免全面破坏现有的关系。

　　第二,建设性的部分。

　　无论双边,区域或多边关系,只要在中美有价值相通或利益重合的地方,就可以由中美共同构建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

　　这些“公共产品”可以包括: 双边投资协定、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朝核问题、伊斯兰激进主义问题以及亚太共同体的构建以促进从来未有的区域互信和战略合作的形成。

　　第三,未来的部分。

　　中美共同建设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可以促进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逐渐形成; 而由这些公共产品构建成功所带来的政治和外交资源也可以逐渐弱化原先现实主义视角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并最终将其解决。

　　如此中美关系的构建须基于长远的愿景,而非短期的功利。

　　否则，我们只是在单纯地推迟不可避免的危机，冲突，乃至战争。

　　如此长远的愿景本身,也可以是变革性的。

　　建设性现实主义,无论是否导向一个共同的未来,都可以随着长期的互动,逐步减少逆行的可能,并渐进改良互相之间的关系。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概念可以在中英文之间翻译无阻。

　　现实主义在中英文里都是一个好词。建设性则更是极具积极意味的。

　　通过渐进变革导向一个长期的共同未来,在中英双语里也都是难以拒绝的良好期许。

　　邓小平以中国国内改革为背景提出的一个概念, 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国际化和中美关系构建的未来, 也极具参考意义。

　　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以此为导向,我们可逐步消弭中美之间理解与价值的鸿沟。

　　这需要对彼此价值, 认知和利益的现实理解。

　　这需要对等的富有创造力的外交想象力,来绘制中美可以共同建设的宏伟蓝图。

　　这也需要政治意志和决心来梦想和开创一个有别于可怖的历史轨迹的新的共同未来。

　　或许这也是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初心本愿。

　　习主席常常谈论“中国梦”。同样的,美国梦也是美国文化所不可缺少的核心价值。

　　或者,已经到时候,让我们一起梦想并开创一个属于我们共同的未来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