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看全球银行业发展变化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持续重构,全球银行业版图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尤其是亚太地区正日渐成为全球银行业的重要力量。最后,尽管亚太地区银行业在上榜家数、一级资本总额、税前利润等指标上领先其他地区,但从整体实力来讲,仍居于北美及西欧之后。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持续重构,全球银行业版图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尤其是亚太地区正日渐成为全球银行业的重要力量。过去约45年间,美国银行业基本走出了一个“U”型走势,西欧银行业在“M”型震荡中有所下行,日本银行业呈现出“倒U”型发展,中国银行业则正在以“J”型形态蓄势起飞。
2014年6月30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发表了最新一期的“全球银行1000强排行榜”(Top 1000 World Banks 2014),其中既有发展大趋势的延续,也呈现出了一些新变化。在这份最新榜单的基础上,我们对近几年来的榜单进行了前溯研究,希望能够管中窥豹,从中获取全球银行业发展变化的些许洞察。
全球银行业走出危机了吗?
全球银行业上轮发展周期的顶峰是在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衰退,至雷曼破产后陷入萧条谷底,其后进入持续调整期。经过几年痛苦的去杠杆调整、资产大幅减计、业务模式重塑,全球银行业逐渐踏上了复苏之路。尤其是近两年来,受益于各国宏观政策与实体经济的企稳,全球银行业的整体状况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
从一级资本来看,全球银行业的资本实力得到了明显增强。2013年全球银行业一级资本总额增长7.5%,达66240亿美元,几乎是危机爆发前(2006年)的2倍。挤进榜单的一级资本最低门槛也从危机前的2.31亿美元上升到了3.91亿美元。
从资产规模来看,全球银行业的整体规模实现企稳增长。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大银行曾经通过并购重组和变卖非核心资产,来进行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从而导致2009年全球银行业总资产出现收缩,当年减少0.9%。其后,全球银行业规模增速有所恢复,截至2013年末,全球银行业总资产达1130530亿美元,较危机前累计增长52.3%。
从税前利润来看,全球银行业的盈利情况已超越前期高点、再创新高。2013年,全球银行业税前利润增长23%,达到92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危机爆发前2006年7860亿美元的前期高点。
从风险状况来看,全球银行业的整体稳健性有所改善。2013年,全球银行业一级资本与资产比率(Tier 1 Capital-to-assets ratio)达到5.86%,比危机前4.5%左右的均值整整高出了1.36个百分点,显现出全球银行业在补充资本、去杠杆及修复资产负债表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再以贷存比(Loans to deposits)为例,这项指标的全球均值已从2011年的99%降至2012年的90.6%,2013年进一步降至88.1%。
尽管全球银行业已从危机谷底逐渐走出来,税前利润甚至再创新高,但这并不意味其运行能够重回危机前的发展轨迹。多项数据表明,全球银行业运行呈现出一些迥异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规模扩张的速度出现趋势性下移。2003-2007年全球银行业一级资本和总资产年均增速分别为14.74%和15.68%,但到了2008-2013年这个时间段,两者的年均增速已大幅下降至9.28%和3.87%。如果说危机前是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危机后可能就只能称之为白银时代甚至是青铜时代了。
第二,创利能力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2005-2007年全球银行业一级资本回报率和总资产回报率的平均值分别为22.03%和0.98%,但到了2008-2013年这个时间段,两者分别下降至9.68%和0.51%,即使剔除掉2008年这一极端年份,后一个时间段两者均值也仅为11.88%和0.65%。显然,危机对全球银行业的创利能力有个长期性、结构性的冲击。2013年全球银行业税前利润总额的再次新高,更多的是银行业规模扩张而非创利能力回升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修复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全球银行业仍面临持续修复利润表的艰难课题。
第三,风险情况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发展态势。尽管全球银行业的整体风险水平有所缓解,特别是市场风险因国际金融市场趋稳而有大幅下降,但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仍十分复杂。在全球金融监管持续加强的大背景下,银行业面临的操作风险尤其值得关注。至今,针对操作Libor 的罚款总额已高达60亿美元。近期,法国巴黎银行因违反美国法律,帮助遭美制裁的国家转移资金,更是面临高达89.7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可以讲,全球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图景更加复杂多变,正在驶入一片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的未知水域。
全球银行业力量格局的新图景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持续重构,全球银行业版图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市场尽管仍占据全球银行业的主导地位,但整体实力在衰减,新兴市场在崛起,尤其是亚太地区正日渐成为全球银行业的重要力量,“北美、西欧、亚太”成为主导全球银行业的三股核心力量。
首先,从进入榜单的家数来看,亚太地区已超越西欧、北美成为上榜最多的区域。1990至今的20余年间,上榜的西欧地区银行家数下降了约40%,北美地区银行家数下降了约33%,两个区域腾出来的名额绝大部分由亚太区银行填充,少部分由中东、拉美及非洲等新兴市场填充。2013年(体现在2014年榜单中),亚太、西欧、北美分别以355家、233家、163家,位居榜单的前三大区域。
其次,从一级资本总额来看,亚太地区银行业已成为资本实力最为雄厚的区域。2013年,亚太地区银行业一级资本总额达23819.9亿美元,占全球的35.96%,超越西欧和北美的33.78%和20.11%,成为全球资本实力最强的区域。三强之外,中东、拉美、中东欧及非洲地区的一级资本占比分别为3.77%、3.23%、2.21%和0.94%,依次递减。
再次,从税前利润情况来看,亚太地区银行业的整体表现较为亮丽抢眼。在2013年全球银行业920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当中,亚太地区占了一半以上,北美、西欧、拉美分别是24.19%、11.05%和5.26%,其他地区则均在5%以下。
最后,尽管亚太地区银行业在上榜家数、一级资本总额、税前利润等指标上领先其他地区,但从整体实力来讲,仍居于北美及西欧之后。以总资产回报率(ROA)为例,亚太地区银行业为1.13%,仅比西欧的0.22%高,略高于0.81%的全球均值,显现出其高盈利总额的主要来源在于规模扩张。
综合分析,全球银行业版图的新排序应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银行业综合实力、稳健性及修复力十分抢眼、位居榜首;西欧地区银行业尽管遭受冲击但综合实力仍较为凸显、紧随其后;亚太地区银行业快速提升但历史尚浅、仍需发力;其他新兴市场处在上升通道但影响较弱、仍为从属。
上述关于全球银行业版图新排序的判断,也可以从前十大银行的历史榜单中得出。从汇总整理的1970年至今若干个关键时点的十强榜单中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表单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发生了显著变化,历史浪潮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面孔:在1970年榜单中,美英两国分别以7家和3家,霸占了十强榜单;到了1980年,法、德两国银行业完成复兴,占据了榜单半壁以上江山,而美国银行业开始收缩;到1990年,由于日本经济的快速膨胀,日本银行业异军突起,囊括了榜单中的6席,美国银行业由于受到拉美债务危机的冲击,在十强榜单中完全绝迹;到了2000年,由于美国经济借助信息技术再次腾飞,美国银行业重归榜单,而日本银行业因经济泡沫破灭开始退潮,与此同时,中资银行首次挤身十强;时间推移至2010年,榜单重回欧美两强格局,中资银行排位继续上升,而日本银行业被完全挤出榜单;而在2014年榜单上,中国、美国各占4席,英国及日本银行业分据剩余的两个席位。概而言之,过去约45年间,美国银行业基本走出了一个“U”型走势,西欧银行业在“M”型震荡中有所下行,日本银行业呈现出“倒U”型发展,中国银行业则正在以“J”型形态蓄势起飞。令人感兴趣的不仅是变换的新面孔,更是隐身背后的老规律。
第一,经济实力的变迁是影响全球银行业格局转变的决定性力量。经济是金融生长的土壤与基础,经济兴则金融兴,经济稳则金融稳。上述“U”型、“M”型、“倒U”型以及“J”型曲线,都与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迁基本相符。尤其是日本银行业“倒U”型的发展态势,更是体现了泡沫经济在催生继而摧毁金融发展中的极端作用。正所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其殷鉴尤其值得吸取。
第二,秉承稳健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商业银行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纵观上述榜单,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做到始终留在榜上,凸显出基业长青的不易及难得。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5次上榜,摩根大通和巴克莱银行4次现身,表现相对优异。分析这些榜单中的老面孔,其战略定位及业务模式迥异,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重视与坚持稳健发展。他们可以是百米赛的高手,但更是耐力和稳定性好的马拉松健将。之前不显山不露水的富国银行,始终坚持夯实主业、稳健发展,在危机之后逐渐崭露头角,跻身顶级银行俱乐部,也充分显现出了这一点。
第三,恰当科学的国际化布局有助于商业银行走上持续发展之路。英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在一战之后即呈下降态势,但其银行业始终有代表跻身全球十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当然有先发优势、路径依赖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是其较为国际化的发展模式。以汇丰银行为例,其所实施的“全球三角凳”战略,与前文分析得出的“北美、西欧、亚太”三股核心力量的结论,高度匹配。如此洞察世事,焉能不胜?当然这里要强调国际化发展的科学性。美国银行业之所以走出“U”型曲线,一方面是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问题,另一方面也与其20世纪70-80年代在拉美国家不当扩张进而深陷国际债务问题有关。“走出去”对银行持续发展大有助益,但找准方向、踏准节拍却绝非易事。
中国银行业真正强大了吗?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全面实施股份制改造以来的十余年,中国银行业实现了快速发展。这一点,在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1000强排行榜”中也有充分体现。在2014年榜单中,中国银行业表现突出:共有110家中资银行上榜,占据了全球银行50强的1/5,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位居前十;中国银行业的一级资本总额达11920亿美元,首度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以资本口径衡量的银行业市场;中国银行业税前利润高达2920亿美元,占到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31.78%,而在十年前这一数据仅在4%左右。
拉长观察视角,可以发现中国银行业的优异变现并不仅限于危机后的最近几年,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其增长态势就十分稳健。基本上每年一级资本及总资产的全球占比都会以1-2个百分点在增加。2008年全球危机削弱了其他竞争对手,使得中国银行业的表现,尤其是盈利表现更为抢眼,但支持其亮丽表现的关键还在于其自身的稳健发展。时移世易,中国银行业日益成为全球银行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新兴力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那么中国银行业就真正强大了吗?显然不是,中国银行业事实上还处于“大却不强”的发展阶段。
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中国银行业在体制、机制等深层次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比如,“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尚未转变到位,多数银行还停留在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阶段,突出体现在业务规模先于产出效益、市场扩张先于客户价值、客户获取先于客户挖掘,对客户缺乏以提高综合贡献为目的科学的细分管理与交叉销售。又如,内涵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尚未构建成形,多数银行还停留在依赖信贷资产、外源融资、成本投入、存贷利差和大客户大项目驱动增长的外延粗放型经营模式,难以在获得高经营效益的同时做到低资本消耗和低成本投入。再如,扁平高效的组织架构尚未建立起来,业务与管理流程梗阻较多,前中后台难以充分协调,不能很好地适应客户日趋个性化、专业化和综合化的金融需求特征,等等。
从定量指标来看,在最具代表性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FIs)的数量上,中国银行业的表现也并不突出。金融稳定委员会2011年7月发布了第一版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2013年11月做了一次更新,名单长度由28家增长至29家。尽管如此,至今中国银行业也仅有工商银行与中国银行两家银行上榜。中国银行业离“大而不能倒”的举足轻重地位,仍有不短的距离。
回顾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改革是驱动其发展的根本与关键。中国银行业要巩固既有发展成就,并向前继续前行,做到由大变强,实现国际地位的真正崛起,无疑应在深化全面改革上下功夫。
第一,重寻发展动力,以全新持续的改革红利替代逐渐消逝的规模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必然趋势,如何在下行的市场中寻找上升的机会,实现发展动力引擎的成功切换,避免像日本银行业那样辉煌“昙花一现”,无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首要课题。在我们看来,根本出路在于开启新一轮银行改革,以新的改革红利替代逐渐远去的规模红利:一是积极拓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通过引入体制外的增量力量为中国银行业引入新的活水源泉;二是持续扩大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把银行业发展嫁接到更广阔、更富竞争性的全球金融舞台;三是深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让资本说话的公司治理机制、让资本决策的经营管理机制以及让资本所有者承担风险损失的市场约束机制。
第二,重构发展模式,实现差异定位、集约发展、智慧增长的向上提升。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加速推进,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的快速发展,中国银行业传统的外延粗放式经营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构建起内涵集约式的新型发展模式,以持续稳定地提高股本回报和银行价值。一是要实现差异化的战略定位,走特色化发展之路。中国银行业既需要全能银行、大型银行,也需要精品银行、专业银行。聚焦各自的领域均能实现全球登顶,做到基业长青,一味地求大求全并不是银行经营的正确之道。二是要实施全面的流程再造,以客户为中心全面升级金融服务。要更加有效地发挥流程再造在节省成本、防范风险以及促进效率和质量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商业银行的内涵集约化发展。三是要着力提升经营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以此支持银行的智慧增长。紧紧抓住资本管理这个牛鼻子,通过科学有效的资本计量及配置,推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产品定价、风险管控与绩效管理等的精细化水平再上新台阶。
第三,重塑金融生态,以互利共赢的思维搭建客户至上、跨界融合的金融服务网络。随着资本和技术脱媒的持续深入,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业态的异军突起,中国银行业面临着重要抉择。是封闭排斥、防御固守,还是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结果将大不相同。在金融生态发生大变革的当下,选择自我隔离、孤傲据守,将离客户、离市场越来越远,益发远离金融舞台中心。相反,顺势而为、主动参与金融生态的重塑过程,将赋予银行业更大的话语权。尤其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电子商务发展以及互联网金融的探索并不落于人后,积极参与其金融创新,存在着借此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
(作者系招商银行总行战略发展部海外发展室主管,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