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六大警示

　　由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涉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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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专家：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艾顿·杜鲁门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长期在美联储任职

         乔莫·孙达拉姆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经济发展事务助理秘书长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改革突破口何在？本期国际周刊就这个问题约请国内外的三位专家，进行探讨。

　　一些国家改革金融体系的愿望有所增强，但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还需增强共识

　　艾顿·杜鲁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作，涉及的机构就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论坛、国际金融公司等。

        从内容上看，不仅包括采取措施应对当前的危机，更应对系统本身进行改革，以反映全球经济发展的规模和世界经济与金融权力分配发生的变化。

　　20国集团华盛顿金融峰会就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如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扩大成员国的基本票，以增加小份额国家的代表权。这些还都处在需要成员国认可的阶段。

        这样一个一揽子方案只是朝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还远远不够。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所以很难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在于一些国家政府没有真正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建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已不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的需求，幻想通过一些暂时的修补就可以成功应对危机，然后一切又都回归原状，显然是错误认识。

　　张斌：应该说，华盛顿金融峰会以来，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行动，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的扩大、东亚区域内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国家间的金融救援等等。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行动对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来说还算不上实质性进展。

        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比如发展中国家权利与责任的不匹配、美元国际地位、国际金融救援的制度建设、金融监管等问题还都没有取得广泛共识和实质性进步。

　　乔莫·孙达拉姆：自从去年20国集团华盛顿金融峰会以来，对许多国家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革金融体系的意愿，与以前相比有所增强。但现在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现在人人都说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意愿在各国之间是不均衡的。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意愿相对要小，因为其是既得利益者；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意愿更大，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来增加发言权。

        在历史上，欧洲国家更强调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而美国则不太喜欢。英国首相布朗日前访问美国，目的之一就是推动美国一起投身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改革包含的内容很多，障碍也不少，而且推动改革的时机非常少。

　　艾顿·杜鲁门：目前这场危机反映出当今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面临的一个尴尬现实：一方面，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全球化使每个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未来虽然可能会降低，但不会消除；另一方面，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严重缺乏可以放贷的资金。

        在过去几十年里，发达国家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对此进行纠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IMF的放贷能力仅2500亿美元，而美联储提供的短期信贷超过6000亿美元。

　　最近几年来，由于对全球化的消极一面缺乏深入了解，以及有关国家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IMF等机构未能有效履行其使命，自身陷入资源和效用危机。

        长期以来，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特别是IMF一直被许多成员国视为美国和欧洲的工具，其机构管理基本沿袭了二战结束时的框架，60多年来只进行了微调。

        金融体制改革要推进，一些相关的国际金融组织要改变形象和功能势在必行。

　　张斌：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障碍首先在于许多国家都希望国际社会重视自己面临的困难，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帮助解决国内的短期困难。

        这其实回避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需要做出的调整。应该看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一些属于自身的独特问题，这些问题重在整体，而不在某个国家内部；重在制度建设，而不仅仅是解决短期内的困难。

        当前比较突出的这类问题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地位的权利和责任、国际金融救援的制度设计、金融业国际监管等。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要解决大家共同的问题，而不是针对个别国家设计。

　　明确了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并且在主要参与者之间达成共识以后，面临的下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如何找到能够让主要参与方都满意的改革方案。

        这一步更加困难，不仅需要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和胆识，需要每个参与者顾全大局，而且还取决于时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合适时机其实非常少，这要求主要经济体在同一个时间内找到共同的利益诉求。

        在我看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对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还没有非常清楚的蓝图，发达国家也不会轻易做出承诺和让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因此困难重重。      

　　乔莫·孙达拉姆：有人认为，现在各国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制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将来再来谈金融体系改革。但其实质，不过是把问题往后拖。

        而且，当危机过去之后，进行改革的意愿可能又下降了。所以，真正应该做的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全力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

　　要推动改革，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国家只关心在监管层面上做点改革，而不愿意触及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在哪里？

        在我看来，其一就是全球经济缺少一个令人满意的支付系统（payment system），让国家间的金融、贸易行为能通过它维持正常运转。

        现在，国际金融体系运行依靠以美元为主的体系，美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货币储备手段，这样一种体系本身就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其二，是如何为增长、就业与发展创造条件。

        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时，人们担心战后需求崩溃，增长难以为继，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增长、就业与发展。

        可是现在，人们过多地谈论如何对眼前的危机作出反应而忽视了长远；其三，必须解决各国，而不是几个大国所面临的问题。

        目前，许多国家都希望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中来，想在相关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解决。

        在20国集团之外，世界上还有170多个国家。因此，“20国峰会”虽然相比以往的“八国集团峰会”是个进步，但是并不能解决它应该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应该给更多国家讲话的机会，倾听他们的声音。当然要有一些国家带头，例如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对中国怀有期待。

　　改革要取得突破在于综合考量包括金融监管在内的各方面问题，并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

　　乔莫·孙达拉姆：面对当前的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突破口是将国际金融体系监管问题、国际支付系统问题以及有关增长、就业、发展等综合起来考虑，而目前更多考虑的只是一个监管问题。

        当然，国内监管是各国自己的事情，现在谈的是国际金融监管问题。

        从去年底20国集团华盛顿金融峰会以来，各国要加强国际监管的意愿比原来强多了，但还是有限的，目前取得的成效也不大。主要的问题是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制定金融体系监管的主要原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不少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更愿意在国家范围内而不是国际范围内制定金融体系的监管规则，不愿意在整个国际层面加强金融监管。

        目前看，作为改革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加强国家一级的金融监管没有问题，各国都在这方面开始有所动作，但问题是，缺乏国际范围内的金融监管。

　　张斌：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多，有些可以通过市场自身去解决，有些可以通过国家内部力量解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需要解决的是那些通过市场自发力量和国内力量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合作。

　　解决国际合作问题的突破口是要解决代表性问题，并赋予各方合理的谈判权利。在过去的体制中，发达国家被赋予了太多的权利，制定的政策没有很好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对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信任度和参与的积极性。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无足轻重，少了发展中国家，许多重要的事情谈不成。

　　在此背景下，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发展中国家公平地加入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来，发展中国家应该被赋予更多发言权。这样才能在国际合作中建立互信，在此基础上才会取得合作的进步。

　　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决定权和发言权，要依靠多方力量的推动，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乔莫·孙达拉姆：谈到IMF，可以说几乎所有大国，尤其是西方大国，都不愿放弃自己在其中所拥有的优势，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投票权。

        在这方面，美国倒比欧洲显得具有更加强烈的意愿。现在欧洲国家在IMF中拥有31%以上的投票权。虽然IMF的会员国现在已经增加了4倍多，但是它的基本权力结构仍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

        这些国家最多只是做小幅让步，不会让基本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认为，要国际金融机构彻底地进行改革的话，就必须依靠外力，也就是说必须由联合国来启动这个过程，彻底改革它的整个权力结构。

　　对IMF改革有很多的设想，比如我们可以将其理事投票权设定为依据两项标准，一个是依照各国配额大小来决定其地位，一个是根据一国一票原则，或者以国家人口多少来决定相应权属。

        但现在，改革的困难在于IMF本身不愿意接受改革，所以必须借助外力。现在，联大设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将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于今年3月底提出一个报告，并在联大进行讨论，4月底之前联合国将就此问题出台一个完整的报告。

　　艾顿·杜鲁门：在过去5年中，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大力提倡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国际金融组织内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加权表决制，60年后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影响远非60年前或30年前可比。国际金融体系应反映这一变化。美欧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让出一定比例的投票权。

        我认为，在IMF扩大后的份额中，美欧应至少向发展中国家转让5%的投票权，欧洲投票权应降到与美国一样，在IMF中保留10%左右，欧洲应同意将其在IMF的执行董事会24个席位中的7到10席减至2席，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席位。同时，IMF和世界银行的管理层挑选过程也必须打破美欧的垄断，应根据候选人的能力而非国籍选择IMF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

　　张斌：发达国家应该意识到，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权利大于责任的格局实际上不利于推动共同进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因此，发达国家对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问题应该做出更多承诺；需要进一步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情况，提出建立更有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内部问题的国际环境。

　　发展中国家也要做大量的工作。

        首先，应该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明确的蓝图，这个蓝图应该有利于整个发展中国家利益。第二，应该团结起来和发达国家谈判，要求对方作出更多的承诺和让步。

        当前比较迫切的工作有：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重大问题决策的投票权；建立维护发展中国家金融利益的论坛和组织；制定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救援的制度性设计等。

　　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将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一定进展，重要的是要践行多边主义的承诺，在改革中采取更为勇敢的行动

　　乔莫·孙达拉姆：伦敦20国金融峰会即将召开，应该说，会议组织者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还是有一定意愿的，英国首相日前在美国访问，试图和美国就峰会关于金融体系的运行规则达成某些共识，所以，峰会会取得一些进展。

　　去年20国集团华盛顿金融峰会发表了长长的声明，为应对金融危机作出了努力，也为今年即将举办的伦敦金融峰会成立了有关的工作组，几个工作组尽管也讨论了有关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些问题，但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做的实际工作较少，也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有关国际机制。

        一个重要成就体现在欧洲，欧洲国家之间内部有了比较一致的共识，有了大家要一起进行协调行动、一起做一个决定的意愿。

　　艾顿·杜鲁门：20国集团领导人应通过类似的会议达成共识，并支持在全球经济失衡、金融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等领域加强IMF的监管作用。

        就拿奥巴马政府来说，虽然迄今未就改革作出任何明确的表示，但有一点很明确，美国以其经济规模、在国际金融界的领导地位，必须履行它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并采取勇敢的行动，支持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从目前看，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在未来，人类社会也无法避免各种金融危机，因此必须加强IMF等多边平台，使其能够及时提供预警信号，并采取协调行动，在成员国面临危机时能够提供及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