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化，中国正迎来资本输出新时代。

　　近年来，中国资金外流已非新鲜事，多年来中国人热衷于投资海外的房地产、科技公司、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等。至今，这一趋势有望在今年由量变转为质变。《彭博商业周刊》预言称，今年会有另一转折点——中国对海外的投资将首次超越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上周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今年前9个月，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合计873.6亿美元，预计全年可达1200亿美元，而中国对外国的投资势必也将突破这一数据。

　　商务部发布的权威数据则为这一趋势做了最好的注脚。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同期，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447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749.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其中9月当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1亿美元，同比增长1.9%；同期，中国境内投资者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7.9亿美元，同比增长90.5%。依照这样的速度计算，中国对外投资极有可能在年内超过吸收外资，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在11月1日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14全球年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在谈及相关议题时表示，未来两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超过利用外资额，逐渐进入资本输出时代。同一会议上，IFF理事长戴相龙也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实体经济高度开放的客观需要，有利于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他同时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时间表，中国会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金融发展状况，逐步推进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事实上，近两年中国政府在推动资本输出方面下了很多工夫。项目层面上，高铁输出几乎成为国家领导人外访时必提的合作项目，中国铁路建设趁势在海外斩获了不少订单，带动中国产能和技术向外输出；资本层面上，中国牵头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投行进入落实阶段，各方于不久前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金融层面上，人民币国际化在海外快速扩展，已被英国央行接纳为储备货币，欧洲央行与澳大利亚也在讨论类似计划。这种多个层面齐头并进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中国资本登上国际舞台，为正在到来的资本输出时代做准备。

　　不过，如果只是单方面推动中国资本在海外扩张，可能并不足以应对新时代的到来。不论在整体战略还是在相应的制度安排上，中国决策层都应当做出更加系统的安排，统筹好海外资本扩张和国内制度改革的关系。在安邦咨询看来，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推动资本输出方面，虽有各个层面的举措，但仍无系统性安排；在促进海外投资和推动国内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上，也缺乏沟通和协调，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诸多不便。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表示，关于海外投资，包括安邦咨询在内的市场各方都呼吁推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从国家战略方面高度系统性地梳理各项改革与政策，做到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输出五位一体，相互配合，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其他国家的抵触情绪。而针对推动国内资本项目开放改革方面，陈功认为，与人民币和中国资本在海外快速扩展的局面相比，中国国内的资本项目改革与外商投资改革仍显保守，难以满足“资本‘走出去’，资产带回来”的市场需求。尤其是一些很细节（但很重要）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比如放开外籍管理人员持股以及对被收购外资企业的认定等。这些上至顶层设计，下至具体而微的政府管理制度安排，都需要在不断实践中通过简政放权和立法的方式予以解决。“在这方面，中国资本输出时代的愿景虽然宏伟，但难言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陈功称。

　　仅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看，美国与中国分别为全球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两国货币在全球支付系统和政府储备方面的地位却相差甚远。美国在支付系统中占比为42.1%，人民币占比仅为1.6%，外储货币之中美元占比高达60.9%。陈雨露认为，目前中国只有18%的对外投资使用人民币，要有意识地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增加使用人民币。

　　有鉴于此，尤其基于中国成为净对外投资国这一既定趋势，市场和专家呼吁决策层需要将相关议题提到更高层面，有条理、有序地支持中国资本对外输出；在新的框架下，对外汇储备使用、人民币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以及国际贸易与收支平衡等议题，展开新的讨论；基于新情况，分析资本输出对中国经济、政府财政与市场监管的影响。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趋势既定，须未雨绸缪。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