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似乎正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跑步前进”。

　　10月15日，英国政府发行全球首只“主权级离岸人民币债券”，吸引了约58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需求。英国方面明确表示，发行人民币国债的收入将作为英国政府的外汇储备。

　　10月14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宣布将与工行寻求在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等方面的合作；在刚刚结束的IMF及世界银行系列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透露，一些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国家外汇储备货币。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漫长的过程，但是各相关方一直稳步推进。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理事长、戴相龙曾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常规步骤为，完全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可兑现，基本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先发挥人民币的计价、结算、投资功能，再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储备货币。

　　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配合。因此，中资银行近年一直加快国际化的步伐。除了几家大型国有银行扮演“出海先锋队”的角色外，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通过申设机构和跨境并购成为了“后起之秀”。

　　在这批“先锋队”中，工行20年间的“出海记”可以说是了解中资银行国际化的最佳读本之一。

　　帝国大厦亮起“中国红”

　　2008年10月15日，纽约城风雨飘摇，人们愁容满面。在短短一个月内，一场场“难以置信”的变故接连上演——雷曼兄弟破产、美林“委身”美银求存、AIG告急、多家基金公司倒闭、股市剧烈震荡——美国金融危机急剧恶化，并迅速席卷全球。

　　然而，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皮埃尔酒店却张灯结彩。将近500名“超级VIP”云集于此，他们当中有来自中国财政部、央行、外交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部门的官员，还包括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金融巨头的高管。

　　将这些重要人物悉数齐聚的，是中国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下称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当晚，他将宣布工商银行纽约分行正式开业。

　　这则消息成为当时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利好消息之一。在姜建清宣布纽约分行开业的那一刻，不远处的帝国大厦瞬间灯火通明，亮起象征中国的红黄彩灯。这座拥有超过70年历史的纽约地标，史无前例地为一家中国企业点灯。

　　工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吴斌在其2012年出版的著作中回忆这些画面。他在书中感慨，1997工行带着走向美国的愿望，远赴纽约成立代表处。然而，在美国监管机构的苛刻要求下，工行历时11年才实现在纽约设立分行的梦想。“这一切，在十多年前似乎遥不可及”，他在书中回忆。

　　1992年“出海”至今，工行共在4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32家机构。平均下来，工行每个月都要“诞生”超过一家海外机构。截至2014年6月末，工行境外机构总资产达232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实现税前利润15.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1%。

　　有人开始质疑工行的国际化战略是否太激进。因为相比之下，国内资产规模总值仅次于工行的建设银行，其海外机构仅覆盖15个国家。

　　对此，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曾在多个公开场合称，如果把工行境外机构的利润单拿出来，仍然能在全球能排到70多名，资产规模也能排到90名左右，是非常强大的机构。

　　从巨婴到宇宙银行

　　1984年，工行脱胎于中国人民银行。“自打出生就是巨婴”，一名工行员工对腾讯财经笑称。经过30年的南征北战，这名“巨婴”已长成人们口中的“宇宙银行”。

　　工行的海外扩张始于1992年，彼时工行新加坡代表处刚刚设立。回顾其国际化历程，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2000年以前，工行的海外扩张方式以申设机构为主，在东道国境内设立形式各异、规模不一的海外分支机构，如代表处、分行等。这一时期，工行除了覆盖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还远赴纽约、卢森堡、德国、悉尼建设网点。

　　申设也是国内银行过去使用最多的海外扩张路径。原因之一在于其成功率高，也能完全按照母行的意愿进行筹建、投资和发展。

　　不过，在姜建清看来，申设机构并非最优选择。在日前举办的一场小型沙龙上，他表示申设的国际化程度低，跟当地社区、企业互动少，难以融入本土市场。“仅仅做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业务，远远算不上是当地的银行”，姜建清称。相比之下，他认为并购的投入产出快，还能直接获取当地的网络、客户等资源，容易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因此，自姜建清2000年掌舵这艘“金融航母”后，工行进入其国际化的第二阶段——境外并购。用姜建清的来说，工行的并购逻辑就是“学游泳”：不懂水的时候，就在香港、澳门等水浅的地方试水；逐渐地，可以过度到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水性强了，就能挑战欧美等成熟金融市场。

　　2000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远离。香港招商局集团控股的友联银行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在这一背景下，工行以18亿港元收购友联银行53.24%股份，并将其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亚洲”）。随后，工银亚洲又代表工行“出手”买下华比富通和华商银行。

　　回忆起对友联银行的并购，姜建清形容“非常青涩”。彼时，他刚刚升任工行行长一职，对于这笔“现在看来很小的收购”，他却全程参与。“当时招商局还和另一家银行谈判，我们非常紧张。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国庆节。很多单位那天都放假了，但我刚好值班。中午突然接到对方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非常着急要结果。我们事先准备了预案，所以很快跟他们谈妥了。而竞争对手的领导正好在国外，隔着时差没接到电话，最终工行胜出了”，姜建清回忆。

　　随着2006年工行改制上市，并于2007年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这种“青涩”的回忆越来越少。从2006年至今，工行不仅急速扩大并购版图，还将触角伸向境外大型主流银行。

　　2007年10月25日，工行和南非最大银行“标准银行”同时发布公告：工行以54.6亿美元收购标准银行20%股权，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不料，在两家银行即将召开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时，一名花旗银行驻南非的分析师对外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直指标准银行贱卖股权，引起全球轰动。

　　时任工行董秘、现任央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在其2012年出版的著作中回忆，为了化解这份报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姜建清和一众高管立即赶往南非。一行人从银行大股东到政府官员、主要投资者、主流媒体逐一拜会，说明工行投资的意图，以及这笔交易对南非的意义。最终，南非标准银行95%股东对该并购案投下赞成票。该行董事长Dereck Cooper还引用“郑和下西洋”的典故表达他对并购案的正面看法。

　　南非标准银行一名驻华董事总经理则向腾讯财经表示，此前在南非一直有声音质疑中国企业赴非洲“掠夺”能源资源。因此，工行从金融领域进入非洲，在当地留下了好形象。他还称，工行的介入让南非标准银行获得了大量来自中国企业的业务。

　　金融危机中低下头的华尔街巨鳄

　　美国电影《大而不倒》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金融危机在整个华尔街迅速蔓延时，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下急令，召集美国十家大型银行高管商讨对策，希望能引入外国投资者收拾残局。与此同时，一群中国的银行家在华尔街某栋建筑旁抽着烟、不耐烦地等待当局的方案。然而，当他们知道美国人私底下还找了日本三菱等其他机构后，这群银行家立即打道回府，使得保尔森等人更加焦虑不安。

　　这一场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华尔街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面。不过，这场危机却给了工行千载难逢的机遇。事实上，尽管工行此前在新兴市场大获全胜，但在欧美市场上却“一筹莫展”。而在姜建清看来，工行如果无法打开欧美市场的大门，就算不上世界一流商业银行。

　　“在金融危机面前，他们全都放下了身段。他们的门和窗全都打开了”，姜建清称，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加拿大等所有国家的监管机构态度都变了。首先表现在工行的纽约分行，历时11年，终于在2008年开业。此外，当时身陷困境的华尔街另一巨头摩根士丹利也向工行抛出了橄榄枝，寻求自救。但潘功胜回忆称，摩根士丹利当时处于危机中心，股价屡创新低，何时见底难以判断。工行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要约。

　　此后，工行在北美获得一系列战绩。2009年6月，工行收购加拿大东亚银行70%股权，并更名为“工银加拿大”；2010年，工行从法国巴黎银行手中以“一美元”收购“风雨飘摇”的富通证券（北美）PDS部门；2011年1月，工行出资1.4亿美元收购美国东亚银行80%股份。

　　“美国东亚银行不大，就是一个小土豆。但这次收购却引起全球媒体大篇幅报道，这说明西方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姜建清认为，它真正的意义在于中国的银行把美国的门打开了。

　　从2000年完成第一桩收购至今，工行陆续“拿下”14家金融机构。如果将还在审批当中的台湾永丰银行、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和土耳其Tekstilbank算上，工行14年间共完成17次并购。

　　姜建清曾在公开场合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的话，说没有一家美国的大企业不是通过兼并成长起来的。此外，他称工行的并购都以获得控股权和管理权为宗旨。“花了钱，又不去管理，那和搞赞助有什么区别？”，他这样表示。

　　相比之下，他对并购的价格却没有那么在意。他认为，企业并购是希望在东道国做几年、几十年、上百年的伟业，所以从长远来看，收购价的影响并不大。他强调，并购不能把注意力放在短期的财务汇报上，而忽略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和长期投资价值。

　　银行国际化的“政治使命”

　　从商业银行自身角度出发，资产国际化不仅可以分散风险，还能促使其资产配置实现最优化组合，增强银行盈利能力和经营能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腾讯财经表示，尽管国内银行业的净利润很高，但各家银行主要还是发展境内业务，且净利润增速在下降。因此，银行从长远发展考虑，必须要做成跨国银行。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中，培育我国的跨国银行可以使商品、人民币、银行及其他服务形成全方位、协同“走出去”的系统，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是银行的“政治使命”。

　　在南非标准银行的收购案完成后，工行董事长姜建清也坦言，该笔收购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企业在非洲有了一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而且这个合作伙伴由工行控股。

　　此外，随着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将发展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如前述所说，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中资银行“走出去”的配合；反过来，人民币国际化使本币业务和外币业务进一步融合，推动人民币市场从国内市场转变为全球市场，这又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