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担保业都有着“偿一赔百”的说法，即3%的担保费用却承担了100%的责任，而这一畸形的商业机制也被视为导致中国担保行业衰败的原罪。

　　数据显示，到今年上半年末，上海共有持有许可证的融资性担保公司72家，但还能正常经营的只剩30家左右，即只剩四成公司还“活着”。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只有四成融资性担保公司还能正常经营，今年前6个月担保余额骤降18%，不良率飙过11%，这还没算上已经核销掉的坏账。从《第一财经日报》独家获取的上海担保行业截至6月末的官方统计数据来看，行业困境不容小觑。

　　是哪类担保公司无力支撑？数据显示，到今年上半年末，上海共有持有许可证的融资性担保公司72家，但还能正常经营的只剩30家左右，即只剩四成公司还“活着”。

　　一名资深担保业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现在还在经营的多为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民营融资入境担保公司除少数股东背景较强的外，大多数已‘趴下’。”

　　是“市场”的原因导致了担保行业困境吗？一样面对小企业“市场”，上海银行业的小微业务还在升温，6月末的贷款余额还较上年同期增逾10.84%，但担保行业却已骤冷。

　　在这个行业的寒冬，上海的担保业，正经历着什么？

　　不良高企

　　瑞银担保、融真担保等，这些曾是上海担保行业协会会员单位翘楚的行业互助性担保公司，已因钢贸危局而一损俱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走访了这两家公司，只见人去楼空，外聘管理层和客户经理团队已经解散，仅余下一两名留守人员，工作亦主要为应付银行的诉讼、追讨担保商户的欠债及其他清盘工作。

　　上海24家钢贸行业性担保公司已经全线被代偿压垮，不过被代偿压顶的并不止他们。截至6月末，上海担保行业不良余额28亿元，不良率已经飙升超过11%，这还是刨除了已核销坏账后的数据。

　　一家非钢贸类的民营担保公司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忙着为各家资金链断裂的担保客户找资金下家，公司的代偿也逐渐频发，经营已经乏力。在这个风险的爆发期，公司总经理开始了反思。“其实从一开始，优质贷款客户可以直对银行，怎么会需要担保公司增信来加一道融资成本呢？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天然就不是针对优质贷款客户的。”该总经理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正是因为风险的存在，他做了不少房产“二押”（余值抵押）模式的担保生意（银行一般不接受余值抵押）。然而，这一看似低风险的业务模式，如今已然漏洞百出。他给本报记者打了个比方：假设贷款客户一套价值500万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已经贷出400万；客户还需要100万融资，就把100万余值“二押”给他。然而，这一当时看起来很安全的担保融资模式，眼下遇到的问题是，当客户出现坏账后，其一，客户必须先还清“一押”的银行欠款400万；其二，他可能发现房产不值500万，当时评估价是被高估的，房产只值450万；其三，即便不是三次流拍，拍卖的价格往往低于房产的市场价，很可能成交价只剩410万～420万了；其四，客户还需要支付银行贷款的罚息，加上拍卖费用、律师费用等各项开支，这样一来，剩下的10多万也可能耗尽。

　　换句话说，担保公司采取的房产“二押”控制风险敞口的模式，到头来很可能是竹篮打水。“这还算是好的，更扯皮的情况是，客户的民间债主先来查封房产，或者客户转移了其他房产，称抵押的这套是他的‘唯一住房’，这样我们连主张追偿都很困难。”上述担保公司总经理说。

　　模式之困

　　自代偿率上升后，上述担保公司总经理就开始疲于与各家留有授信的银行分管部门的业务人士吃饭应酬，以求得到银行继续支持。但这一切，都收效甚微。“虽然银行对我的授信额度还保留着，但这就是个‘空架子’。单笔业务还要上贷审会，现在这个情况，贷审会哪里会通过民营担保模式？”上述担保公司总经理埋怨道。

　　《第一财经日报》就此向本地一家擅长中小业务的银行小贷部门人士求证，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该人士表示，事实上，在风险“水落石出”以后，从银行的视角，会认为“民营融资性担保已经不是哪家公司有问题，而是整体在模式上就有问题”。

　　从行业分析数据来看，目前民营担保公司的担保费率已经降到2.5%甚至2%以下，虽然国家规定的担保放大倍数最大为10倍，但沪上银行业出于风控考量，还能勉强合作着的担保公司最高倍率不过3倍。

　　“这样的担保能力和收益，已经很难覆盖风险了。”上述银行小贷部门人士对本报表示，“说白了，我们现在再选合作的担保公司，只看它的股东背景了，股东实力雄厚才能担保得起，运作也更规范一点。”

　　上述担保公司总经理也表示，如果只做主业，担保这笔账无论如何算都是亏本的。“我们公司1个亿的注册资金，别说银行已经不愿意合作了，就算还肯合作，我也只能放3个亿，担保费率2%，一年最多赚600万，出一点风险利润就被吃光，我的经营成本、租金和人员工资，都覆盖不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多数民营担保公司长期以来有利润补贴秘诀，比如资金拆借放息，比如对客户担保贷款进行一定比例的“抽头”等，这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越是生态不佳，担保公司主业外经营越是猖獗，这两年担保公司自己放息收不回，经营情况就更差，银行就更不愿意合作。”一名监管层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恶性循环，整个行业生态链越来越差。”

　　6月末，上海辖内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余额245亿，比年初减少了整整55亿。而同时期，在沪银行类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9043.73亿元。担保公司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助力小企业贷款，但是上述两个不成比例的余额数据，侧面显示了担保公司的助力能力已经很弱。

　　P2P借壳新活法

　　不过，虽然民营担保“趴下”者众，但一名资深担保业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政策性担保公司还是经营得很不错。”

　　比如，上海一些有各区政府背景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针对一些符合政策导向的高新技术园区等客户进行担保，这些高科技小企业很可能因为轻资产、刚开始运营的一两年里财务数据欠佳，但符合政府“孵化”要求，因此由园区合作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而政府也可能从税收等方面给予公司补助。

　　除此以外，如本报《谁能在融资担保业大洗牌中剩下？》报道，本报记者近期在京、沪、粤三地担保公司采访获悉，“小而专”且行业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多元化、集团化运作，也可能是一些担保公司生存下来的路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整个行业泥沙俱下，有些担保公司尤其是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找到了一条求生的灰色路径：被P2P借壳。

　　一些P2P公司为了迅速开展业务，会到市场上收一个或入股一个担保公司的“壳”，成为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事实上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做了个担保，只是外界看不出来。

　　“现在P2P一个个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担保‘壳市场’就开始走俏。”上述资深担保业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谁能在融资担保业大洗牌中剩下？

　　“蚂蚁如何给大象担保？”一名民营担保行业的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如是形容融资担保行业的业务模式。

　　一直以来，担保业都有着“偿一赔百”的说法，即3%的担保费用却承担了100%的责任，而这一畸形的商业机制也被视为导致中国担保行业衰败的原罪。

　　如今，担保行业的生存难题正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而愈发严峻。今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浙江等地已有大量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主动摘牌退市，而剩下的担保公司也不得不进入应对业务量萎缩、代偿率上升的“长期抗战”中。

　　业内人士普遍预计，目前全国8000多家融资性担保机构还将面临大幅度的淘汰、并购、重组。那么，在这一波“洗牌”之后，哪些担保公司可以活下来？《第一财经日报》在采访多名资深担保业人士后梳理出了四大类型。

　　“国家队”

　　尽管担保行业的发展持续低迷，但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来看，近几年国内担保行业的整体在保余额和新增担保规模仍在稳步上升。其中，主要的增长都是来自国有政策性担保机构。

　　上海某资深担保业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由于市场需求仍在，所以国内的担保行业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国有政策性担保机构除了身份的特殊性和雄厚的资本实力，其业务模式上的特殊性也是它们最后可以“剩”下来的重要原因。

　　小而专

　　除了国有政策性担保等资本实力较强的大公司外，不少担保业内人士认为，一些专注某区域或细分行业的中小型担保机构抗风险能力也较强，并且“小而专”也应成为担保行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北京某民营担保机构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国内担保机制从设立上就更青睐大公司，但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从资本实力等来判断担保机构的经营能力。从这一波危机来看，反而有些跨区域经营，或覆盖多行业的担保机构面临的风险更大。

　　该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有不少专注于某个区域，或某个细分行业的担保机构，尽管它们业务很好，风险也很低，但注册资本金可能只有几千万，这样就很难在银行获得授信。

　　“但事实上，这一类小而专的担保机构应该是被鼓励的。”在他看来，任何一家公司的经营半径是有限的，相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的人手十分有限，如果还要跨区域经营、多行业覆盖并不利于控制风险。

　　多元化

　　由于融资性担保业务对于银行授信过度倚赖，所以银担合作的收缩导致不少担保机构受到重创。因此，近年来不少融资性担保机构开始调整业务结构，逐步降低贷款担保业务的占比，推进业务的多元化发展。

　　从北京地区的数据来看，2014上半年，北京担保行业期末在保余额813.60亿元，同比增长3.55%。比年初增长了4.77%。其他融资性担保期末在保余额1037.5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47%，这也说明融资担保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深圳某担保机构负责人告诉本报，非融资担保类业务的手续费只有1.5%～2%左右，只有融资担保业务3%～5%手续费的一半水平，但相比之下风险也要低很多。所以现在不少融资性担保机构就靠着非融资担保业务“过冬”了。

　　北京某民营担保公司董事长认为，非银行担保业务如保函，直接融资担保业务如私募债、集合信托、私募基金等，非融资担保业务如工程担保、司法融资担保、商业担保等，创新型担保业务等都会是担保机构的选择。

　　集团化

　　尽管担保行业正在经历严冬，但却并未阻碍一些行业先行者的步伐。

　　以担保业务为主的来自广东佛山的中国集成金融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集成金融”）和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瀚华金控”）分别于2013年11月、2014年6月登陆港交所。

　　查阅这两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不难发现，虽以担保业务为主，但集成金融和瀚华金控早已搭建起了一个多牌照、多平台的民营金融集团。

　　其中，瀚华金控主要经营信用担保和中小企业贷款两大业务条线。而集成金融涉猎的范围则更广，除了上市的担保、小贷业务部分，其母公司的业务范围还包括期货投资、保险经纪、融资担保、创业投资、小额贷款、资信评估、产权交易、基金管理、黄金理财、财富管理、网络金融、租赁服务等非银行金融服务。

　　“因为总公司有多个金融牌照，所以我们正在往金控公司方面发展。”上述其中一家上市担保公司的董事长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以后担保公司只是作为这个多元化平台中的一员，在内部业务联动时提供必要的担保职能，而弱化单纯的担保业务方面。

　　多重困境之下 更多民营融资担保主动退场

　　自从经历“中担、华鼎事件”、商业银行“一刀切”和监管部门的清理整顿后，民营担保行业的发展一直步履艰难。而此后，伴随着宏观经济下行，民营融资担保行业所面临的业务量萎缩、代偿率高企等问题持续发酵。

　　银监会数据显示，2013年末，全国担保行业的代偿率(本年度累计担保代偿额/本年度累计解除的担保额)1.6%，同比增加0.4个百分点。而在2011年，全国担保机构代偿率仅有0.42%。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走访多地发现，担保行业“两极化”格局正在进一步加剧。并且，担保行业的持续低迷和前景不明也令越来越多的融资担保公司主动摘牌退市。

　　主动摘牌

　　多重困境之下，越来越多的民营融资担保机构选择了主动摘牌退出融资担保行业。

　　9月16日，广东省金融办官网发布信息，广东合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清远市汇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清远市天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清远市远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退出融资担保市场，并注销这4家融资担保公司的经营许可证。

　　而就在此前一个月，仅广州就有16家担保公司退出融资担保市场。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开始，广东省已有至少50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摘牌退市，其中有26家是在今年。

　　北京地区，根据北京担保行业协会数据，2014年在102户担保机构中有融资担保发生额的仅有51户，另有23户有非融资担保发生额，即有28户融资担保机构无新增担保额。自2012年因未开展担保业务从协会退出或被清退的有近50户。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以来，担保行业的风暴已经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东部一线城市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以四川为例，这个被业内称为担保行业监管最为严苛的省在今年也爆发了连环危机。

　　根据四川省融资担保行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末，四川已开业融资性担保公司509家，全年累计融资性担保余额2338.40亿元，这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位居第二。

　　媒体报道显示，今年6月末，四川隆昌县鹏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小龙“跑路”；随后的7月8日，汇通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又有多名高管失联；7月13日，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也爆出风险。

　　此外，山东省金融办发布的上半年融资性担保行业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该省共有融资性担保机构482家，同比减少26家。乌鲁木齐市公安部门则宣布已经查封了近90家投资担保公司。

　　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继续，不少担保业人士也表示，如果业务收缩、代偿高企等问题持续恶化，可能会有更多的民营担保机构陷入困境，有的退市转型，但有的则铤而走险参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违规业务，进而导致风险升级。

　　两极分化

　　业内人士的上述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民营担保业务收缩已是不争的事实。

　　银监会融资担保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年末，担保行业在保余额2.5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833亿元，增长23.1%。其中融资性担保在保余额2.22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024亿元，增长22.2%。

　　总量的增长难掩民营担保与国有担保“两极化”之伤。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行业法人机构总计8185家。其中，国有控股1921家，民营及外资控股6264家，分别占比23.5%和76.5%。尽管从数量上看，民营担保机构占据了绝对优势，但从业务规模来看却截然相反。

　　北京信用担保协会会长李世奇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以北京地区为例，从贷款担保的在保余额和新增规模来看，目前国有担保与民营担保的比例约为6∶4，而在两年前这个比例约为4∶6。

　　据他介绍，国有担保机构业务规模提升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于传统的融资性担保业务主要倚赖于银行，这两年民营担保与商业银行的合作不断收缩，所以大量的业务转向了国有政策性担保机构。

　　“二是由于国有担保机构的注册资本增长，增资从客观上改变了供求关系，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例如，中关村[1.60% 资金 研报]担保从6.3亿注册资本增到17亿，首创担保的注册资本金从3.62亿增加到11亿。”李世奇称。

　　而民营担保方面，李世奇对本报表示，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部分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受中担事件后银行政策的持续影响，部分国有银行、城商行仍未恢复与民营担保的合作。

　　他表示，尽管在再担保公司的不断协调下，部分银行与民营担保的合作有所松动，但实际合作进展有限。并且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了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门槛，多数民营担保机构运营困难。

　　北京某民营担保机构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作为北京为数不多还与银行有业务合作的民营担保公司，目前贷款担保业务占公司业务总规模的比重已经从前两年的90%下降到50%左右。

　　广州担保业协会会长李思聪对本报表示，民营担保与商业银行的合作仍在持续收紧，目前整个广东省能拿到银行授信的民营担保机构不过十几家，仅占广东担保机构总量的10%左右。

　　代偿高企

　　在业务规模大幅萎缩的同时，民营担保机构还要面临持续攀升的代偿率。

　　根据银监会数据，2013年整个担保行业的代偿规模为309亿元，同比增长45.2%。2013年年末担保代偿余额41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0.4%，其中融资性担保代偿余额41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0.3%。

　　而代偿高企的问题在局部地区更为严重，以广州为例，根据《2014广州金融白皮书》，截至2013年末，广州融资担保代偿余额7.82亿元，同比增长了162%。融资性担保代偿率为2.75%，比上年上升0.7个百分点。

　　上述北京某民营担保机构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从数据来看，在代偿率持续上升的时候，担保机构的担保责任拨备覆盖率（担保准备金余额/担保代偿余额）却不升反降，担保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令人担忧。

　　银监会数据显示，2013年年末担保准备金81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6.5%；但担保责任拨备覆盖率(担保准备金余额/担保代偿余额)196.8%，较上年末减少84个百分点；而担保责任拨备率(担保准备金余额/担保余额)3.2%，与上年末持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行业融资性担保放大倍数（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净资产）为2.3倍，较前三年一直维持的2.1倍水平有明显提升。

　　但根据担保业内通行的说法，一家融资性担保机构的放大倍数要到3～5倍才能达到收支平衡点，基本保证盈利。这也意味着，如果单凭担保业务，目前大部分融资性担保机构都处于亏损状态，抗风险能力较弱。

　　佛山某担保集团董事长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今年仍是担保代偿的高发年份，就佛山当地来看，随着钢贸、塑贸等行业的风险进一步暴露，民营担保行业还将持续承压，代偿率还会上升。

　　北京某民营担保机构负责人也对本报表示，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融资需求持续下降，担保机构尤其是民营担保机构的业务规模还会继续收缩。而与此同时，随着企业贷款质量的恶化，担保机构的代偿率肯定还会攀升。

　　文章来源：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