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从钢贸、大豆贸易到化纤生产，从山东到长三角和珠三角，银行抽贷成了大宗商品市场最头疼的事。

　　谁是这场风暴的制造者？谁会栽跟头，谁有可能躲过一劫？我们能指望政府出手相救吗？

　　本文刊于《商品·经济》2014年第16期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从钢贸、大豆贸易到化纤生产，从山东到长三角和珠三角，银行抽贷成了大宗商品企业最头疼的事。

　　9月初曝出东昊润滑油因为被抽贷，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又一次把有关银行抽贷的争议推到了风口浪尖。

　　银行的“抽贷潮”，既源于银行和企业之间没有互信，也暴露了银行之间缺乏信任和合作的问题，担忧其他银行会抢先抽贷，后下手遭殃。此外，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要“作为”、怎样“作为”，也满是矛盾和悖论。

　　谁被抽贷？

　　“东昊润滑油”是国内著名的润滑油品牌，东昊是2012年度的上海民企50强。这样的一家企业，怎么突然就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口？

　　按照东昊集团创始人闵春光的说法，从去年年底开始，银行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对东昊进行抽贷、停贷。为了维持企业经营，东昊开始引进银行以外的资金，这里面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东昊原本指望借助这些资金为企业发展补充血液，但这些资金的运作手法非常可怕，最高的利息甚至超过了银行贷款的十倍，实为毒瘤。东昊的资金黑洞也因此越来越大。

　　眼下东昊仍在寻找与银行谈判、争取转机的机会，闵春光甚至愿意放弃自己手里的股权，促成东昊的重组，力保这个润滑油品牌继续生存。对民营企业家来说，迫于资金压力、拱手让出创始人股权，与窘迫潦倒的父母卖掉自己的孩子一样痛苦无奈。

　　东昊的悲剧不是个案。在山东、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地区，我们都听到了银行因为担心资金风险，开始抽回贷款的消息。起初还只是集中在出了问题的钢材贸易圈，后来化纤、农产品、航运等多个市场纷纷中弹。

　　尽管有银监会“避免‘一刀切’的抽贷、停贷、压贷”要求，但落实到操作层面，多家银行尤其是中小股份制银行仍然有抽贷动作。在温州地区的企业家眼里，当前银行抽贷就是在“五马分尸”，没有哪家企业能承受住这样的资金压力。

　　谁是风暴制造者？

　　银行的漏洞

　　银行提前收回给企业的贷款，主要是担心违约风险大面积爆发。这暴露了目前银行在经营管理上的漏洞。

　　联保、互保为什么变了味

　　在联保、互保模式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银行和企业为之欣喜，因为它看起来解决了中小企业担保不足的问题，让大量的中小企业能借助外部力量，伸手够着银行贷款的门槛。伴随09年货币政策的大手笔刺激，联保、互保贷款迅速扩张。

　　“互保”通常是两个借款主体相互担保，“联保”则是多个借款主体签署联保协议组成联保小组，当组内某一个成员不履行还款责任时，其他组员替该成员履行偿债责任。

　　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联保互保大多发生在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同时也存在很多中小企业相互担保的现象。这就让本应分散的信用风险反倒集中到了一起，一旦联保互保的一家企业出了差错，有担保关系的其他企业就得承担连带责任。

　　而且，负面信息的传染也加大了联保风险的杀伤力。当联保小组中某一家企业出现财务困境，担保链上其他担保企业的风险信息也会被暴露，这些信息会促使供应商、银行等债权人为规避风险而采取加速收款、抽贷、压贷等手段。对单个债权人来说，这些手段的确可以控制风险敞口，但当所有人都这么做，单个企业的风险就会迅速向小组内其他企业蔓延。

　　与此同时，各家银行对于互保联保的操作方式不同，部分银行在授信上有一定的标准，但也有银行为了抢业务，授信标准比较松，造成了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埋下了风险隐患。

　　在银行过于依赖担保的背景下，融资担保机构发展非常快。部分银行认为“有担保的就是好贷款”，看重抵押担保，甚至要多于对借款人本身偿还能力的关注，第一还款来源反而被忽略。一些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违规经营，最终拉大了银行的风险敞口。

　　考核机制的制约

　　被指责“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银行，其实也有苦衷。

　　在现有的绩效考核机制下，银行以年度考核为主，不得不看重短期效益和表面数据，很难以长远的眼光真正分析客户的市场价值，也无法耐心持久地培养自己的客户。

　　说到这里，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何很多银行平时会争先恐后地挤进上市公司、大企业或成长性中小企业的船，而一旦风浪到来，便不加分析“弃船自救”。偏重存款任务、贷款发放、利润指标的考核机制不变，银行就注定无法真正的与企业共患难。

　　企业的过失

　　被抽贷的企业，有扩张过快的疾进者，也有一部分玩火自焚的人。

　　“逆周期扩张”？资金压力能否扛得住

　　还是以东昊油品为例。东昊的两大主营业务是润滑油产品和东昊汽车养护服务中心连锁门店，这两部分业务的发展都要依赖品牌拓展和市场网点的扩张，而资金是扩张的关键。

　　近几年润滑油市场增长较快，自2012年起，东昊在工厂方面加强了生产流水线、研发、物流和仓库等方面的建设，不定期地对上海的工厂进行结构调整，在全国各地做中心库等配套设施，扩张的脚步着实比较快。

　　如果放在阳光明媚的经济运行平稳期，东昊或许完全能把握住这样的投资布局，但问题是如今经济大环境处于低谷，市场信心低迷，金融信用收缩，银行很难放心地坐看借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路攀升。

　　其他企业面临类似的挤压。比如在宁波，造船业和航运业今年不景气，一些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偿还，引起了银行的担忧，有船厂被合作多年的银行抽贷，更别说去申请新贷款。

　　银行贷款收缩，企业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只另寻融资渠道，包括信托融资、资管计划和民间借贷。相比银行融资，这部分资金的成本要远远高于银行利息，也增大了企业的压力。

　　虽然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仍然具有发展空间，但未来的机遇能不能落到某个具体企业的身上，还得看企业能不能活到那一天。

　　虚构信用，玩火自焚

　　客观而言，大宗商品贸易金额较大，再加上海运周期较长，对企业而言是不小的现金流压力，所以企业不使用信用证交易是不可能的。

　　但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却离真实的贸易越来越远。名义上信用证贷款规模不断增加，实质上却是同一批货物“左手倒右手”，重复的信贷循环让资金脱离实体贸易，进入高回报的房地产、信托、地下钱庄等领域。这在大宗商品贸易市场上早已不鲜见。

　　随着民间高利贷、房地产、信托的赚钱预期不再明显，信用证还款压力日趋逼近，部分企业的资金周转链条终于撑不住了，极端者在金融诈骗的路上越陷越深。

　　少数企业的不规范操作，导致更多的无辜者被牵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部分企业发现申请信用证的难度加大，这不仅仅是银行心血来潮的紧缩个案。今年以来，银行明显加强了信用证融资的管理，尤其是青岛港事件之后，市场可以感受到质押和信用证业务在收紧。

　　救还是不救？是个问题

　　站在银行和企业中间，地方政府虽然主观上倾向于为企业多做一些“托底”的工作，但真正能起到的作用却比较有限。

　　在杭州萧山的银行抽贷事件上，萧山政府曾以自己在银行的存款、养老保险资金等相“威胁”，警告银行“谁抽贷我们就要通报谁”，“若还是继续抽贷，我们萧山不要你了”。当地政府还出台《杭州市企业资金链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方案》，从土地、税费、项目补助、国有担保公司介入等多个维度，使劲浑身解数，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

　　短期来看，政府的强硬手腕的确成了局部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一道防线。地方政府充当了信用的通道和担保者，一边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增信，另一边又靠自身信用与银行谈判，弥补了地方信用体系的缺失。

　　但问题是，类似的作法正因为行政之手介入市场太深，而带有过多的干预色彩。

　　对那些身处资金困境中的企业，政府救与不救、保谁弃谁，难免留下争议，因为在目前看来，地方政府确实需要针对不同企业的情况作不同选择——自身经营状况良好，却因互保、被抽贷导致暂时资金周转困难的，地方政府只需做好银行的协调工作即可；自身有不小风险，但有市场、有品牌的大企业，地方政府大多会及早介入、加大帮扶；至于产能过剩、无救助价值的企业，政府则着重为其进入司法程序处置创造条件。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述处理似乎顺理成章，但当事企业和政府部门恐怕很难冷静公正地接受不同的命运。

　　以钢铁业为例，头顶就业、税收以及GDP贡献等多个帽子，地方政府仍然不愿意放弃钢铁企业。从山西海鑫钢铁濒临破产，到黑龙江西林钢铁停产，再到川威集团的资金困境，我们都看到了地方政府介入的身影。

　　另外，政府救助能救一时危机，但也可能终止本应到来的过剩产能清理的过程。三家大型钢厂接连曝出因资金链难题而出现停产、破产危险，早已经折射出钢铁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冰山。

　　由此可能埋下的另一个隐患是，那些在政府救助下暂时活下来的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具有多大的生存实力？会不会让过剩产能淘汰出清的进程拖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