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全球经济格局的两个118年（二）
余淼杰 |2014-09-18 15:50637
美国从建国到经济总量全球老大，“打江山”花了118年，“坐江山”亦是118年：到2012年，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克鲁格曼观察到，90年代初，东亚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粗放式而没有集约式，企业并没有实现太多的技术进步，企业生产率提升不明显。
美国从建国到经济总量全球老大，“打江山”花了118年，“坐江山”亦是118年：到2012年，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不过，经济总量第一不等于在全球事务的话语权中就是“带头大哥”——美国可以凭借其精心筑造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继续保持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大可不必急于在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与美国争一时之长短，更重要的是要练好内功，切实提升企业生产率，追求技术进步，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生产率近乎一切
笔者最欣赏的全球顶级经济学家之一、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在其畅销书《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强调：生产率也许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美国20世纪企业的变迁历程无疑是克鲁格曼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解。1894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德，成为全球第一。此前它的技术革新固然可圈可点，不过，最伟大的经济变革莫过于怀特·黑德在其巨著《科学和现代世界》所指出的“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现了如何进行发明的方法”。
地追求永恒、傻傻地追求完美”，但得到的却是“孤芳自赏的无奈”。如今中国虽不至于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的“做原子弹不如卖鸡蛋”的情形，但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反哺。 以经济学科为例，如同克鲁格曼所讲的，经济学者可分为三类：与希腊字母打交道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与经济波动“上升”“下降”打交道的箭头经济学者和以写科普书为业的普世经济学者。这三类经济学者都是社会所需，但相对其他两类，目前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凤毛麟角，不为世人所知，然而若无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扎实的经验实证为支持，箭头经济学者和普世经济学者的大多数论断的准确性可能只能停留在一两个案例之上。 据《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20世纪，美国的研发费用在全球保持第一。直到70年代末期，其他四个最大的OECD国家（英、法、德、日）的总和才等于美国的投入。很难想象，以中国目前研发的投入，中国经济实力何时才能追上美国。 更重要的是：美国整个20世纪的研发中，用于改进工艺的投入是研制新产品投入的两倍，二战之前这个比例更高。很多先进的技术如内燃机技术、合成氨工艺以及几乎整个医药产品都是从德国引进的。比如著名的辉瑞（Pfizer）公司就是起源于德国。 而在中国，“自主创新”最为时髦。但实际上，中国应继续着力于制造工艺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改善提升，而不是一味追求全球技术最前沿的新产品——相对于美国，中国在新产品技术创新上并无比较优势。美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雄厚的研究技术力量都不是中国能一蹴而就的。目前的整体科研水平，中国无力同美国在新产品研发（product R&D）上做全面的竞争。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汉芯一号”，最后竟发现是个学术造假的笑话。“赶超”战略听起来固然激动人心，但中国改革之前30年的历史表明，“赶超”战略最终都会欲速则不达。 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宜重点提升质量的工序式研发，努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当单位产品附加值提升到一定程度时，量变引起质变，市场的需求、全球的竞争、人才储备的改善自然水到渠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借用克鲁格曼的“蛙跳”理论：青蛙跳起之前，都会先蹲下去，蓄势待发。美国的基础研发多以政府为主 既然研发重要，那靠谁来实现研发，企业还是政府？仍以美国为镜鉴。美国经济以自由放任著称，当然是国家袖手旁观，只做经济的“守门员”，新产品的研发靠企业实现。持此观点实为大错！纵观整个20世纪，美国的研发都离不开政府。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谁唱主角谁敲边鼓。在20世纪前40年，美国是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20世纪之初，通用电气和美国铝业等公司就开始进行大量的工序式研发。整个30年代，美国企业和政府的研发投入是六四开，企业出六成, 另外四成由政府和大学出。而其中又主要是公立大学投资，这仍然源自美国政府。二战后，美国研发出资比重就倒过来：政府出六、企业出四。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主要是靠政府所资助的大学和工业研究机构来完成，大部分
的确，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完成使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企业的绩效明显提高、生产率大幅提升。正如另一经济学大师索洛研究发现的：美国二战前经济总量的提升只有15%来自于资本和劳力的增加，另外的85%是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换言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只占了美国经济总增长的两成不到，大头均归功于集约式的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观察到，90年代初，东亚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粗放式而没有集约式，企业并没有实现太多的技术进步，企业生产率提升不明显。所以他在1994年的《外交事务》期刊撰文预测，长此下去，东亚的高速经济必不可持续，很有可能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克翁声名大噪。
不过，克鲁格曼还是没预测对中国。如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昔日的他也一直怀疑中国的经济改革、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改革之初，中国宏观数据的可信度的确不高，但最近，笔者用微观海量海关数据和企业数据计算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年均生产率毛增长率为3%左右；如以企业附加值计算，则企业生产率增长率为7%左右，这样，中国数年来宏观经济总量年增速8%就有了一定微观基础。的确，没有企业绩效的大幅提升，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就会是水中花、镜中月：为了戴更大的乌纱帽，难保没有地方官员把大楼炸了再造一栋来提升GDP？
那么，该怎样提升生产率？
中国应继续着力技术改进而非自主创新
美国实现技术的进步，促成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经验应引起中国重视。二战快结束时, 美国人万尼瓦尔·布什给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永无止境的领域》。报告的核心是：基础研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斯福从善如流，建立了独立的联邦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各行各业的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自此，美国战后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反观今日之中国，基础研究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各个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几乎在坐“冷板凳”，如同歌曲《电影人的情书》中所唱的“你苦苦地追求永恒、傻傻地追求完美”，但得到的却是“孤芳自赏的无奈”。如今中国虽不至于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的“做原子弹不如卖鸡蛋”的情形，但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反哺。
以经济学科为例，如同克鲁格曼所讲的，经济学者可分为三类：与希腊字母打交道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与经济波动“上升”“下降”打交道的箭头经济学者和以写科普书为业的普世经济学者。这三类经济学者都是社会所需，但相对其他两类，目前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凤毛麟角，不为世人所知，然而若无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扎实的经验实证为支持，箭头经济学者和普世经济学者的大多数论断的准确性可能只能停留在一两个案例之上。
据《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20世纪，美国的研发费用在全球保持第一。直到70年代末期，其他四个最大的OECD国家（英、法、德、日）的总和才等于美国的投入。很难想象，以中国目前研发的投入，中国经济实力何时才能追上美国。
新产品研发也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而企业则多从事工序式研发。理由很简单，新产品研发和其他基础研究失败率太高，对企业盈利的直接帮助可能也不大，重要的是，还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企业本身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积极性自然不高。所以，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但战后，一些大型企业富可敌国，实力已够大够强，能够成为新技术发明创造的火车头了，这一点在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再过一个世纪回首今日，也许会发现中国的研发大致还处在美国二战前的阶段：许多新技术都还在引进，如当初美国从德国引进一样。90年代，当广东科龙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时，中国尚无法百分百的自主制造电冰箱所有部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让企业负责整个国家的研发，似乎还不成熟。中国政府不妨学习美国当年，更多资助大学从事基础科研。待当经济中有更多的联想、海尔、华为、中兴时，研发投入则可变成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在北大演讲时强调：市场和政府是“两只手”，缺一不可，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这与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出一辙。中国想真正国力赶上美国，关键在于企业生产率能否不断提升。而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借用邓公的名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作者余淼杰 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低26期，总第519期 本期新刊已于亚马逊抢先上市，戳链接即可购买阅读→http:t.cnRh6pM7b 此外《凤凰周刊》还将于豆瓣阅读、网易云阅读、多看、龙源期刊网上架销售，敬请关注！
更重要的是：美国整个20世纪的研发中，用于改进工艺的投入是研制新产品投入的两倍，二战之前这个比例更高。很多先进的技术如内燃机技术、合成氨工艺以及几乎整个医药产品都是从德国引进的。比如著名的辉瑞（Pfizer）公司就是起源于德国。
而在中国，“自主创新”最为时髦。但实际上，中国应继续着力于制造工艺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改善提升，而不是一味追求全球技术最前沿的新产品——相对于美国，中国在新产品技术创新上并无比较优势。美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雄厚的研究技术力量都不是中国能一蹴而就的。
目前的整体科研水平，中国无力同美国在新产品研发（product R&D）上做全面的竞争。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汉芯一号”，最后竟发现是个学术造假的笑话。“赶超”战略听起来固然激动人心，但中国改革之前30年的历史表明，“赶超”战略最终都会欲速则不达。
美国从建国到经济总量全球老大，“打江山”花了118年，“坐江山”亦是118年：到2012年，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不过，经济总量第一不等于在全球事务的话语权中就是“带头大哥”——美国可以凭借其精心筑造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继续保持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大可不必急于在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与美国争一时之长短，更重要的是要练好内功，切实提升企业生产率，追求技术进步，不断实现产业升级。生产率近乎一切笔者最欣赏的全球顶级经济学家之一、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在其畅销书《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强调：生产率也许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美国20世纪企业的变迁历程无疑是克鲁格曼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解。1894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德，成为全球第一。此前它的技术革新固然可圈可点，不过，最伟大的经济变革莫过于怀特·黑德在其巨著《科学和现代世界》所指出的“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现了如何进行发明的方法”。 的确，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完成使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企业的绩效明显提高、生产率大幅提升。正如另一经济学大师索洛研究发现的：美国二战前经济总量的提升只有15%来自于资本和劳力的增加，另外的85%是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换言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只占了美国经济总增长的两成不到，大头均归功于集约式的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观察到，90年代初，东亚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粗放式而没有集约式，企业并没有实现太多的技术进步，企业生产率提升不明显。所以他在1994年的《外交事务》期刊撰文预测，长此下去，东亚的高速经济必不可持续，很有可能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克翁声名大噪。 不过，克鲁格曼还是没预测对中国。如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昔日的他也一直怀疑中国的经济改革、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改革之初，中国宏观数据的可信度的确不高，但最近，笔者用微观海量海关数据和企业数据计算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年均生产率毛增长率为3%左右；如以企业附加值计算，则企业生产率增长率为7%左右，这样，中国数年来宏观经济总量年增速8%就有了一定微观基础。的确，没有企业绩效的大幅提升，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就会是水中花、镜中月：为了戴更大的乌纱帽，难保没有地方官员把大楼炸了再造一栋来提升GDP？那么，该怎样提升生产率？中国应继续着力技术改进而非自主创新美国实现技术的进步，促成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经验应引起中国重视。二战快结束时, 美国人万尼瓦尔·布什给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永无止境的领域》。报告的核心是：基础研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斯福从善如流，建立了独立的联邦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各行各业的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自此，美国战后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反观今日之中国，基础研究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各个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几乎在坐“冷板凳”，如同歌曲《电影人的情书》中所唱的“你苦苦
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宜重点提升质量的工序式研发，努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当单位产品附加值提升到一定程度时，量变引起质变，市场的需求、全球的竞争、人才储备的改善自然水到渠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借用克鲁格曼的“蛙跳”理论：青蛙跳起之前，都会先蹲下去，蓄势待发。
美国的基础研发多以政府为主
新产品研发也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而企业则多从事工序式研发。理由很简单，新产品研发和其他基础研究失败率太高，对企业盈利的直接帮助可能也不大，重要的是，还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企业本身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积极性自然不高。所以，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但战后，一些大型企业富可敌国，实力已够大够强，能够成为新技术发明创造的火车头了，这一点在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再过一个世纪回首今日，也许会发现中国的研发大致还处在美国二战前的阶段：许多新技术都还在引进，如当初美国从德国引进一样。90年代，当广东科龙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时，中国尚无法百分百的自主制造电冰箱所有部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让企业负责整个国家的研发，似乎还不成熟。中国政府不妨学习美国当年，更多资助大学从事基础科研。待当经济中有更多的联想、海尔、华为、中兴时，研发投入则可变成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在北大演讲时强调：市场和政府是“两只手”，缺一不可，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这与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出一辙。中国想真正国力赶上美国，关键在于企业生产率能否不断提升。而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借用邓公的名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作者余淼杰 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低26期，总第519期 本期新刊已于亚马逊抢先上市，戳链接即可购买阅读→http:t.cnRh6pM7b 此外《凤凰周刊》还将于豆瓣阅读、网易云阅读、多看、龙源期刊网上架销售，敬请关注！
既然研发重要，那靠谁来实现研发，企业还是政府？仍以美国为镜鉴。美国经济以自由放任著称，当然是国家袖手旁观，只做经济的“守门员”，新产品的研发靠企业实现。持此观点实为大错！纵观整个20世纪，美国的研发都离不开政府。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谁唱主角谁敲边鼓。在20世纪前40年，美国是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20世纪之初，通用电气和美国铝业等公司就开始进行大量的工序式研发。整个30年代，美国企业和政府的研发投入是六四开，企业出六成, 另外四成由政府和大学出。而其中又主要是公立大学投资，这仍然源自美国政府。二战后，美国研发出资比重就倒过来：政府出六、企业出四。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主要是靠政府所资助的大学和工业研究机构来完成，大部分新产品研发也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而企业则多从事工序式研发。理由很简单，新产品研发和其他基础研究失败率太高，对企业盈利的直接帮助可能也不大，重要的是，还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企业本身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积极性自然不高。所以，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但战后，一些大型企业富可敌国，实力已够大够强，能够成为新技术发明创造的火车头了，这一点在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再过一个世纪回首今日，也许会发现中国的研发大致还处在美国二战前的阶段：许多新技术都还在引进，如当初美国从德国引进一样。90年代，当广东科龙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时，中国尚无法百分百的自主制造电冰箱所有部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让企业负责整个国家的研发，似乎还不成熟。中国政府不妨学习美国当年，更多资助大学从事基础科研。待当经济中有更多的联想、海尔、华为、中兴时，研发投入则可变成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
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在北大演讲时强调：市场和政府是“两只手”，缺一不可，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这与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出一辙。中国想真正国力赶上美国，关键在于企业生产率能否不断提升。而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借用邓公的名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作者/余淼杰 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生产率近乎一切
笔者最欣赏的全球顶级经济学家之一、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在其畅销书《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强调：生产率也许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美国20世纪企业的变迁历程无疑是克鲁格曼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解。1894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德，成为全球第一。此前它的技术革新固然可圈可点，不过，最伟大的经济变革莫过于怀特·黑德在其巨著《科学和现代世界》所指出的“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现了如何进行发明的方法”。
地追求永恒、傻傻地追求完美”，但得到的却是“孤芳自赏的无奈”。如今中国虽不至于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的“做原子弹不如卖鸡蛋”的情形，但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反哺。 以经济学科为例，如同克鲁格曼所讲的，经济学者可分为三类：与希腊字母打交道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与经济波动“上升”“下降”打交道的箭头经济学者和以写科普书为业的普世经济学者。这三类经济学者都是社会所需，但相对其他两类，目前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凤毛麟角，不为世人所知，然而若无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扎实的经验实证为支持，箭头经济学者和普世经济学者的大多数论断的准确性可能只能停留在一两个案例之上。 据《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20世纪，美国的研发费用在全球保持第一。直到70年代末期，其他四个最大的OECD国家（英、法、德、日）的总和才等于美国的投入。很难想象，以中国目前研发的投入，中国经济实力何时才能追上美国。 更重要的是：美国整个20世纪的研发中，用于改进工艺的投入是研制新产品投入的两倍，二战之前这个比例更高。很多先进的技术如内燃机技术、合成氨工艺以及几乎整个医药产品都是从德国引进的。比如著名的辉瑞（Pfizer）公司就是起源于德国。 而在中国，“自主创新”最为时髦。但实际上，中国应继续着力于制造工艺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改善提升，而不是一味追求全球技术最前沿的新产品——相对于美国，中国在新产品技术创新上并无比较优势。美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雄厚的研究技术力量都不是中国能一蹴而就的。目前的整体科研水平，中国无力同美国在新产品研发（product R&D）上做全面的竞争。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汉芯一号”，最后竟发现是个学术造假的笑话。“赶超”战略听起来固然激动人心，但中国改革之前30年的历史表明，“赶超”战略最终都会欲速则不达。 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宜重点提升质量的工序式研发，努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当单位产品附加值提升到一定程度时，量变引起质变，市场的需求、全球的竞争、人才储备的改善自然水到渠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借用克鲁格曼的“蛙跳”理论：青蛙跳起之前，都会先蹲下去，蓄势待发。美国的基础研发多以政府为主 既然研发重要，那靠谁来实现研发，企业还是政府？仍以美国为镜鉴。美国经济以自由放任著称，当然是国家袖手旁观，只做经济的“守门员”，新产品的研发靠企业实现。持此观点实为大错！纵观整个20世纪，美国的研发都离不开政府。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谁唱主角谁敲边鼓。在20世纪前40年，美国是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20世纪之初，通用电气和美国铝业等公司就开始进行大量的工序式研发。整个30年代，美国企业和政府的研发投入是六四开，企业出六成, 另外四成由政府和大学出。而其中又主要是公立大学投资，这仍然源自美国政府。二战后，美国研发出资比重就倒过来：政府出六、企业出四。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主要是靠政府所资助的大学和工业研究机构来完成，大部分
的确，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完成使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企业的绩效明显提高、生产率大幅提升。正如另一经济学大师索洛研究发现的：美国二战前经济总量的提升只有15%来自于资本和劳力的增加，另外的85%是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换言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只占了美国经济总增长的两成不到，大头均归功于集约式的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观察到，90年代初，东亚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粗放式而没有集约式，企业并没有实现太多的技术进步，企业生产率提升不明显。所以他在1994年的《外交事务》期刊撰文预测，长此下去，东亚的高速经济必不可持续，很有可能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克翁声名大噪。
不过，克鲁格曼还是没预测对中国。如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昔日的他也一直怀疑中国的经济改革、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改革之初，中国宏观数据的可信度的确不高，但最近，笔者用微观海量海关数据和企业数据计算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年均生产率毛增长率为3%左右；如以企业附加值计算，则企业生产率增长率为7%左右，这样，中国数年来宏观经济总量年增速8%就有了一定微观基础。的确，没有企业绩效的大幅提升，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就会是水中花、镜中月：为了戴更大的乌纱帽，难保没有地方官员把大楼炸了再造一栋来提升GDP？
那么，该怎样提升生产率？
中国应继续着力技术改进而非自主创新
美国实现技术的进步，促成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经验应引起中国重视。二战快结束时, 美国人万尼瓦尔·布什给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永无止境的领域》。报告的核心是：基础研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斯福从善如流，建立了独立的联邦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各行各业的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自此，美国战后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反观今日之中国，基础研究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各个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几乎在坐“冷板凳”，如同歌曲《电影人的情书》中所唱的“你苦苦地追求永恒、傻傻地追求完美”，但得到的却是“孤芳自赏的无奈”。如今中国虽不至于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的“做原子弹不如卖鸡蛋”的情形，但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反哺。
以经济学科为例，如同克鲁格曼所讲的，经济学者可分为三类：与希腊字母打交道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与经济波动“上升”“下降”打交道的箭头经济学者和以写科普书为业的普世经济学者。这三类经济学者都是社会所需，但相对其他两类，目前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凤毛麟角，不为世人所知，然而若无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扎实的经验实证为支持，箭头经济学者和普世经济学者的大多数论断的准确性可能只能停留在一两个案例之上。
据《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20世纪，美国的研发费用在全球保持第一。直到70年代末期，其他四个最大的OECD国家（英、法、德、日）的总和才等于美国的投入。很难想象，以中国目前研发的投入，中国经济实力何时才能追上美国。
新产品研发也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而企业则多从事工序式研发。理由很简单，新产品研发和其他基础研究失败率太高，对企业盈利的直接帮助可能也不大，重要的是，还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企业本身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积极性自然不高。所以，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但战后，一些大型企业富可敌国，实力已够大够强，能够成为新技术发明创造的火车头了，这一点在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再过一个世纪回首今日，也许会发现中国的研发大致还处在美国二战前的阶段：许多新技术都还在引进，如当初美国从德国引进一样。90年代，当广东科龙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时，中国尚无法百分百的自主制造电冰箱所有部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让企业负责整个国家的研发，似乎还不成熟。中国政府不妨学习美国当年，更多资助大学从事基础科研。待当经济中有更多的联想、海尔、华为、中兴时，研发投入则可变成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在北大演讲时强调：市场和政府是“两只手”，缺一不可，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这与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出一辙。中国想真正国力赶上美国，关键在于企业生产率能否不断提升。而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借用邓公的名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作者余淼杰 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低26期，总第519期 本期新刊已于亚马逊抢先上市，戳链接即可购买阅读→http:t.cnRh6pM7b 此外《凤凰周刊》还将于豆瓣阅读、网易云阅读、多看、龙源期刊网上架销售，敬请关注！
更重要的是：美国整个20世纪的研发中，用于改进工艺的投入是研制新产品投入的两倍，二战之前这个比例更高。很多先进的技术如内燃机技术、合成氨工艺以及几乎整个医药产品都是从德国引进的。比如著名的辉瑞（Pfizer）公司就是起源于德国。
而在中国，“自主创新”最为时髦。但实际上，中国应继续着力于制造工艺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改善提升，而不是一味追求全球技术最前沿的新产品——相对于美国，中国在新产品技术创新上并无比较优势。美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雄厚的研究技术力量都不是中国能一蹴而就的。
目前的整体科研水平，中国无力同美国在新产品研发（product R&D）上做全面的竞争。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汉芯一号”，最后竟发现是个学术造假的笑话。“赶超”战略听起来固然激动人心，但中国改革之前30年的历史表明，“赶超”战略最终都会欲速则不达。
美国从建国到经济总量全球老大，“打江山”花了118年，“坐江山”亦是118年：到2012年，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不过，经济总量第一不等于在全球事务的话语权中就是“带头大哥”——美国可以凭借其精心筑造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继续保持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大可不必急于在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与美国争一时之长短，更重要的是要练好内功，切实提升企业生产率，追求技术进步，不断实现产业升级。生产率近乎一切笔者最欣赏的全球顶级经济学家之一、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在其畅销书《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强调：生产率也许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美国20世纪企业的变迁历程无疑是克鲁格曼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解。1894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德，成为全球第一。此前它的技术革新固然可圈可点，不过，最伟大的经济变革莫过于怀特·黑德在其巨著《科学和现代世界》所指出的“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现了如何进行发明的方法”。 的确，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完成使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企业的绩效明显提高、生产率大幅提升。正如另一经济学大师索洛研究发现的：美国二战前经济总量的提升只有15%来自于资本和劳力的增加，另外的85%是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换言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只占了美国经济总增长的两成不到，大头均归功于集约式的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观察到，90年代初，东亚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粗放式而没有集约式，企业并没有实现太多的技术进步，企业生产率提升不明显。所以他在1994年的《外交事务》期刊撰文预测，长此下去，东亚的高速经济必不可持续，很有可能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克翁声名大噪。 不过，克鲁格曼还是没预测对中国。如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昔日的他也一直怀疑中国的经济改革、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改革之初，中国宏观数据的可信度的确不高，但最近，笔者用微观海量海关数据和企业数据计算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年均生产率毛增长率为3%左右；如以企业附加值计算，则企业生产率增长率为7%左右，这样，中国数年来宏观经济总量年增速8%就有了一定微观基础。的确，没有企业绩效的大幅提升，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就会是水中花、镜中月：为了戴更大的乌纱帽，难保没有地方官员把大楼炸了再造一栋来提升GDP？那么，该怎样提升生产率？中国应继续着力技术改进而非自主创新美国实现技术的进步，促成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经验应引起中国重视。二战快结束时, 美国人万尼瓦尔·布什给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永无止境的领域》。报告的核心是：基础研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斯福从善如流，建立了独立的联邦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各行各业的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自此，美国战后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反观今日之中国，基础研究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各个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几乎在坐“冷板凳”，如同歌曲《电影人的情书》中所唱的“你苦苦
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宜重点提升质量的工序式研发，努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当单位产品附加值提升到一定程度时，量变引起质变，市场的需求、全球的竞争、人才储备的改善自然水到渠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借用克鲁格曼的“蛙跳”理论：青蛙跳起之前，都会先蹲下去，蓄势待发。
美国的基础研发多以政府为主
新产品研发也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而企业则多从事工序式研发。理由很简单，新产品研发和其他基础研究失败率太高，对企业盈利的直接帮助可能也不大，重要的是，还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企业本身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积极性自然不高。所以，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但战后，一些大型企业富可敌国，实力已够大够强，能够成为新技术发明创造的火车头了，这一点在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再过一个世纪回首今日，也许会发现中国的研发大致还处在美国二战前的阶段：许多新技术都还在引进，如当初美国从德国引进一样。90年代，当广东科龙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时，中国尚无法百分百的自主制造电冰箱所有部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让企业负责整个国家的研发，似乎还不成熟。中国政府不妨学习美国当年，更多资助大学从事基础科研。待当经济中有更多的联想、海尔、华为、中兴时，研发投入则可变成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在北大演讲时强调：市场和政府是“两只手”，缺一不可，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这与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出一辙。中国想真正国力赶上美国，关键在于企业生产率能否不断提升。而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借用邓公的名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作者余淼杰 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低26期，总第519期 本期新刊已于亚马逊抢先上市，戳链接即可购买阅读→http:t.cnRh6pM7b 此外《凤凰周刊》还将于豆瓣阅读、网易云阅读、多看、龙源期刊网上架销售，敬请关注！
既然研发重要，那靠谁来实现研发，企业还是政府？仍以美国为镜鉴。美国经济以自由放任著称，当然是国家袖手旁观，只做经济的“守门员”，新产品的研发靠企业实现。持此观点实为大错！纵观整个20世纪，美国的研发都离不开政府。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谁唱主角谁敲边鼓。在20世纪前40年，美国是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20世纪之初，通用电气和美国铝业等公司就开始进行大量的工序式研发。整个30年代，美国企业和政府的研发投入是六四开，企业出六成, 另外四成由政府和大学出。而其中又主要是公立大学投资，这仍然源自美国政府。二战后，美国研发出资比重就倒过来：政府出六、企业出四。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主要是靠政府所资助的大学和工业研究机构来完成，大部分新产品研发也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而企业则多从事工序式研发。理由很简单，新产品研发和其他基础研究失败率太高，对企业盈利的直接帮助可能也不大，重要的是，还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企业本身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积极性自然不高。所以，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但战后，一些大型企业富可敌国，实力已够大够强，能够成为新技术发明创造的火车头了，这一点在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再过一个世纪回首今日，也许会发现中国的研发大致还处在美国二战前的阶段：许多新技术都还在引进，如当初美国从德国引进一样。90年代，当广东科龙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时，中国尚无法百分百的自主制造电冰箱所有部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让企业负责整个国家的研发，似乎还不成熟。中国政府不妨学习美国当年，更多资助大学从事基础科研。待当经济中有更多的联想、海尔、华为、中兴时，研发投入则可变成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
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在北大演讲时强调：市场和政府是“两只手”，缺一不可，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这与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出一辙。中国想真正国力赶上美国，关键在于企业生产率能否不断提升。而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借用邓公的名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作者/余淼杰 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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