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鲁迅研究学者于仲达五十万字新著《问道北大》出版

　　青年鲁迅研究学者于仲达的五十万字新著《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出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年3月版)一书即将出版，与编辑月朗、网友孤雨卿行、老兵、道友童慧、文学博士水岸、白汀、蓝辉和东甸等聊天，谈起此书。述说了此书的写作缘起，有了一点思考，有关人进行了采访，特录如下——

　　编辑月朗问：仲达兄，你说修订《北大偷学记》是彻底梳理一些问题，是什么重要问题?

　　于仲达：《北大偷学记》2011年出版后，收到部分读者来信，赞誉者有之，建议者有之，有的读者认为《北大偷学记》语境不够全面，背景欠完整，还有读者说写北大教授的多，自己的东西少等等，有些道理。最初写《北大偷学记》只是记录一下自己的学习，也没有想象那么多，原书的编辑删除了我的心得，主要以北大教授为主，现在看来有些遗憾。

　　《问道北大》一书，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旁听课程全面、资料全面和自己思考，不想让人错误以为都是自己跳出来议论，或者都是北大教授，在行文中，也讲究章法，方方面面，不纠缠一处，片面而谈，而尽量客观地写出。详略处都有体现。对于旁听课程较少而且不了解的教授，我基本没写。

　　本书是我听课几年，品评北大教授，思考几年的一份精神档案，是对他们的认识加深的过程，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为读者和学生们展示我眼中的北大教授的过程，更多的是传承了不少大学者的知识与思想，如语录和引用，是一种听课实录与传递学识、智慧之光、诗意人生的一种方式。此举主要为深度普及国学。写作此书，目的给后来青年学习提供一点参考。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付出也就值得了。

　　我自身的经历比较独特，少年经历历练，成长中一直敏于精神思考与生命探索，潜心为学，体悟生命本体，在熙攘的社会人群中严肃思考社会人生，对消费社会与中国当下人的主体精神的沦落，痛心疾首，并思考出路，着力于人文关怀与精神主体的“灵明”的建立。

　　本书是近几年写的对北大教授思想性的思考与批判，把持的标准是“精神世界的生命主体的人文关怀与精神安顿”。也体现出从旁听生而精神不断成长，独立思考能力不断增强，认识能力不断加深的一个过程。

　　对北大诸教授，有赞赏有批评，并非盲目空言，道听途说，融入自身的体验与思考。我基本把持着理性的态度，关注北大教授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几乎整体精神面象，在结合自身生命体验、读所关注的北大教授的诸人的几乎所有著作、了解其人生经历与学术理路的前提下，进行的比较深入的思考。

　　下面谈谈此书的写作缘起，重新修订该书，主要目的有：中和鲁迅、反思“知识分子”、消融自我和回归自性。

　　第一、鲁迅对我的影响持续长达十年，已经成为我接受新东西的障碍，用因缘法对此“破执”，观照自性。

　　第二、多年以来，我对于“知识分子”抱有期待，写过一些文章，然而让人绝望。将灵魂解脱置于首要位置。

　　第三、对外“扫相”(文学、鲁迅和“知识分子”)以后，对内破“执”，然后再破“空执”，跳出文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思路。

　　第四、消融“我执”，证悟“空性”，自性显现，随顺因缘。

　　孤雨卿行问：您好!我刚刚读完您的那本《北大偷学记》，也读了您发来的《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一书的电子文本，受益匪浅。我是中文系的，对您在北大这段经历很好奇，您是就去听这些名家讲座还是和北大的学生一起上课呢?现在大学上的感觉很迷茫啊，感觉好多课听的没啥意思，就经常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看。您能给我推荐一些书吗?我爱好文学和思想，现在读书没啥选择性。

　　于仲达：2005年，一个偶然的原因，我结识了一个思想爱好者，他住在北京香山，曾经在北大旁听过，于是我就去旁听了。2007年，我来北京发展，业余开始正式旁听。其实北大一直就有旁听的传统，自己进去以后才发现，除了自己，在北大和清华还有其他旁听生，也都十分努力。我上《圣经》哲学研究课时，30多个学生中的一大半都是旁听生，只有不到5人是正式选课的学生。这没什么奇怪。我在北大上的所有课程都出于自己的兴趣，这是在为日后从事研究和写作汲取营养。

　　北大旁听生，在我观察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一种是北大本校不同院系的旁听者;二是北大周围兄弟院校的旁听者，比如我就经常碰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前来旁听的学生;三是为了考研和自考的旁听者;四是游学者，为了自己的兴趣，或为研究某些问题，或为学习文学创作，或为补充知识，这些人旁听时间长短不一。我大约属于这一类。北大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教授们一般不是照本宣科，讲的都是思想文化，而且是自己的思考，这些让我受益匪浅，引发了的很多思考。关于北大旁听问题，另文有回答。

　　关于读书，不好给人胡乱开书单的。这很忌讳。我觉得读书的目的之一，除了欣赏以外，在于能变化气质。果能此道也，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我主张为人生而读书。要将读书与变化气质和研究人生问题结合起来，要结合生活来体会。如果您要尝试独立思考，我的建议是，要谨慎。因为，人都有一种非常强的自觉意识。这样的人我在网络中见得很多，动辄就“我认为”“我觉得”，自我非常强大，这种强大不是真正的强大，真正的强大必须经过思辩。但是，一般人没有思辩能力，尤其是刚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所以，我建议从经典入手。北大的本科生刚开始都要开设经典导读，中西的经典是源头，必须要返回源头开始。要带着尊重和敬畏去阅读，倒空自己，消融“我”。举个例子，一提庄子，就有人说消极，什么是消极?什么又是积极?消极的就一定不好?积极的就一定好吗?“大跃进”是积极还是消极?这与过去用“唯物”“唯心”解释问题一个样，这样思考问题很糟糕。有人用“辩证法”来观庄子，基本上是以前教科书上很害人的概念。庄子是在论形而上学之“道”，所以我们也应在同样的层次，而不应在经验的识度理解庄子的“不谴是非”，他不至于糊涂的认为在经验生活中没有是非、好坏之分，比如用洗脚水来煮饭。经验生活中的对立面统一与转化之类，不是了不得的贡献。大众只是在这个层面讲老庄，是末流，是未闻大道。训练这个眼光很难，因为我们在长期的洞穴中，习惯了经验眼光。得道者寥寥即为此。我感觉自己的思维方式被模式化和经验化了，应该用用佛教的方法理解佛教和庄子。

　　再举个例子，一提鲁迅，就说他是一个也不宽恕的“斗士”，似乎鲁迅成了刀枪不入的蜘蛛侠，很有问题。北大教授杨立华对这个问题就特别指出，“会思考”跟“不会思考”，根本区别就是在于是否有节制性，能不能把自己的思想约束在适度的范围内。真正的学者，“学”和“思”之间是有一个过渡的。我们首先是学，教育实际上传承的是“学”，而不是创造性的“思”。所以教学方面，他注重的是“学”，尤其是对本科生。2005年他就说过：基本上不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如果连知识基础都没有掌握，凭什么思考?最多也就是胡思乱想。这个世界杀人最多的是思想，思想一旦错了杀起人来不得了。所以孟子讲“正人心，息邪说”，讲的多郑重啊，言论思想发生错误，那可不是一个小事!对一个小孩子一上来就先鼓励他自由思想，他有什么资格自由思想啊?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荒谬的、完全未经推敲或者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观点充斥其中。所以杨先生在课堂上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告诉学生真正的大哲学家在面对他的时代困境的时候、面对人生基本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思考的?他调动哪些资源来思考?他思考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把所有的学养调动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思考，而思考的前提往往就是“审慎”。

　　杨先生提议，我十分认同。目下这个时代，歧说遍地，连许多学者也打着思想的名义胡说八道，贻害社会。特别是有知识的人，你的思考是建立在你的知识背景上的，不是游谈无根。大学生的特点就是特别自我，要注意先建立一个基本的知识结构，需要从“学”再过度到“思”。很多人最终论述的观点可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是整个论证过程中他所调动的思想资源，他的思考能力，他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东西都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启发。这个要注意。

　　关于读书，就要从经典读起，比如儒、释、道、基督教的经典。如果是文学青年还喜欢思想，又实在觉得经典难以进入，就应该从有思想的作家的东西开始读。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茨威格、卢梭、罗素、萨特这些人。国内的作家鲁迅、沈从文、诗人海子、北岛、顾城、穆旦、昌耀等。刚开始进入文学的，唯美的东西不能少读，少了下笔会显得文字生涩，太学院化就很糟糕。因此，最好读读川端康成、莎士比亚、屠格涅夫、契诃夫、泰戈尔、郁达夫、梭罗、歌德等等这些语言大家的东西尽量的多度。基本经典当然不可缺少，比如《论语》、《道德经》、《庄子》、《心经》和《圣经》，不一定有精力，但必须明白这些是根源性代表经典。能帮助建立个人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罗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当代西方思潮代表作不可不下功夫读。读书有三个注意：

　　一、名人传记。这种东西翻得越多越好。

　　二、选好版本。傅雷翻译的书最好都读，同题的别人翻译的就算了。

　　三、文学性。一部好的小说，首先不是体现在思想性上，而是文学性。文笔不美，语言拖沓，让人没法读下去。故事技巧是叙述的最大关口。练描写文字不难，中学生都能写得很有模样，但好的叙述文字连起来就困难了。但叙述文字是语言表达准确度的关键。故事技巧有助于练习叙述语言。关于语言，也是个重要问题。初学者最好读读《古文观止》和古代诗词。总之，既要注意文学性，也要兼顾思想。下面顺便提提我喜欢的书：

　　一：《论语》——中国人做人处事的经典著作。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的思维、认知一定与环境、阅历有关。如有可能，最好读读《曾国藩全集》，人要进入社会，首先要做的就是自我修炼。

　　二：《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唯一具有深刻思想的大作家。他对于中国传统和国民性的认识，十分深刻。鲁迅主要是启发“自性”的灵性，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

　　三：《圣经》——滋养灵魂拯救苦难的智慧宝典。

　　四：《庄子》——中国文人的心灵圣经。

　　五：《坛经》——佛学是人类的高级智慧，能有慧根的话，大乘佛学类经典都可以读。

　　六：《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有小说，其实都可以读。具有思想深度和天才的大作家。

　　七：《李泽厚十年集》——李泽厚建立了主体性哲学，同时推崇鲁迅，近年仍然建构自己的哲学。

　　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刘小枫不是思想家，更不要把他看作“公共知识分子”，虽文笔华贵，然对鲁迅的认识有误，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引入了基督信仰资源。

　　荐阅文史类读刊物：《书屋》《书城》《天涯》《读书》《万象》《东方》《随笔》《国家地理》

　　另外，要想了解西方文学，建议先读《圣经》，并以此为切入点，推荐西方文学经典如下：

　　一、心魔(《蝇王》)

　　二、诱惑(《白鲸》)

　　三、分裂(《化身博士》)

　　四、失落(《失乐园》)

　　五、空虚(《传道书》)

　　六、绝望(《变形记》)

　　七、荒凉(《荒原》)

　　八、疾病(《癌症楼》

　　九、死亡(《伊凡·伊利奇之死》)

　　十、苦难(《约伯记》)

　　十一、追寻(《浮士德》)

　　十二、方向(《你往何处去》

　　十三、欲望(《安娜·卡列尼娜》)

　　十四、务虚(《务虚笔记》)

　　十五、证悟(《吉檀迦利》)

　　十六、自省(《复活》)

　　十七、延宕(《哈姆雷特》)

　　十八、牺牲(《双城记》)

　　十九、超越(《神曲》)

　　二十、仰望(《天路历程》)

　　二、一理想(《堂吉诃德》)

　　二二、智慧(《先知》)

　　二三、良心(《悲惨世界》)

　　二四、爱情(《雅歌》)

　　二五、诗意(《日瓦戈医生》)

　　二六、忏悔(《忏悔录》)

　　二七、思想(《思想录》)

　　二八、恩典(《路加福音》)

　　二九、自由(《卡拉马佐夫兄弟》)

　　三十、永恒(《海的女儿》)

　　读者王凡问：您好!今年三月读过你的书。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对自己的工作状态很不满意，曾经考研，也想去北大旁听，可是家人却催促我快结婚。我该怎么办呢?如何面对父母，面对我的人生?

　　于仲达：说句实话，您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并觉得自己目前所走的路就是成功的。我也经历过您那种考研的苦痛以及在单位上班的失落、郁闷与无聊。现在我想起了1925年3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回信中坦率地说过的话：“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对现在还是乱闯。”我属于鲁迅所说的“乱闯的人”，一个索性乱闯的人斗胆跟你聊聊：

　　人的一生，都在选择与顺应之间。在旷新年先生的看来，按照与环境的不同关系，可以将人分为四类：有些人是顺从环境的，有些人是反抗环境的，有些人是改造环境的，有些人是创造环境的。大部分人都是属于第一类，有一小部分属于第二类。第一类人是常人，第二类人是斗士甚至烈士，第三类人是政治家，第四类人是隐士。我自己属于第四类。可是，在最初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富有正义感，充满理想色彩，当然，现在隐匿了理想色彩。由于对于社会认识的浅陋，我的文章多有愤激，让人错误认为我致力于做“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说是优点。其实，我性格的主流还是第四类。因为人在年轻的时候，多少总是正直的，总是有冲动、有理想、向善的。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常人。常人的一个特征就是，就是很大程度上顺应生活。我对于生活，既不是顺应，也非反抗。不知道你属于哪类呢?

　　老子曰：“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人对自我的认识是个不断的过程，需要经过社会化的过程，你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真正追求什么。我有一个观察，尤其在当下中国，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要么是平庸(不是贬义)，要么就转向恶，就开始变成一个社会的帮凶，进入这个机器。有一段时间，我陷入无限的悲凉之中，我做事情全是用我的血汗钱，没有人帮我。在中国生活，永远都是生存第一，无论是在大学，还是身处底层，人性劣根空前集中爆发出来，你不要奢望别人能帮你，我看到的很多现象，背后全是资源的掠夺与瓜分，人人相争，可以泯灭很多东西。

　　你信中提到的就业与考研(理想)，确实属于比较具体问题。对此，我有过的煎熬。理想每个人都有，但当你改变太难或付出过大时就要想想了。鲁迅有个学生叫李秉中，在军队当官，想辞职不干了，写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反对，认为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鲁迅回信说：“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在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连鲁迅也有“混混”的时候，况且你我?所以要低调一些。不要把二者绝然分开，一味追求理想，不顾生活实际，那就可能成为“幼稚”青年了。我在网络上遇见一些“思想者”，刚开始批判社会不公大谈所谓对社会的担当，几年过去了，这类人绝大多数都已经变得投机、暮气、怨毒和混世，能继续坚持思考做事的，基本没有。更为可恶的人，某些人打着“思想”的名义乱说，缺乏自知之明，不安于认真读经典，今天看别人这样说，他就鹦鹉一般跟着，明天他又变了，你不知道他基本的思想主张是什么，其实连基础知识都不具备，还冒充“思想者”，其实是谋生技能的缺乏，千万别当真。鲁迅先生早有预言——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象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离开了现实，唱高调煽情的人，基本上都是巧言令色的。这样的知识人很多。我们的古人，比如孔子，就有一种高贵的中正平和之气，遭受那么多苦难，你读读《论语》，他何曾乱放批判社会的空话?煽情的人，是最无情的。年轻时我没有警惕，总认为这种人很“正义”，可是阅历增长了，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敌视美好的事物，而是觉得美好的事物总要落在现实里，否则如昙花一现而已。

　　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工作了几年，理想与现实的碰壁，一度让我郁闷，终于无法长期忍受，于2007年停职来到北京寻求发展。一边就业，一边北大学习，精神视野宽阔了，从生活到境界，提高不少。必须要提出的是，如果一定坚持考研究生，一方面专业准备充分，另一方面也要对前进过程中遇见的难题做好充分准备，不要过于理想。

　　鲁迅早就言及生存的重要，他曾经在小说《伤逝》里借助爱情探讨社会，对我们启发仍然很大。陈丹青曾经告诫青年说：“我对年轻人只有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是饭碗第一，一定要自立，不要不现实。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你其实面临很现实的一个处境，你的饭碗最重要了，不要把饭碗砸了;第二个要求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尽量不要受这个社会坏的影响。因为人在年轻的时候，多少总是正直的，总是有冲动、有理想、向善的。三十岁以后，要么是平庸，要么就转向恶，就开始变成一个社会的帮凶，进入这个机器。”按照我的体验，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人，要有长期的准备，要做坚韧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在当下中国，让你无法预料的困难有许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比信仰缺失更糟糕，既没有很好的福利制度，又缺乏信仰，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人性败坏。

　　还有，我鼓励你考研学习，可是你不要太相信学校。学校只是让你度过青春期的时间。第二个真正教你的未必是学校，更不是教学大纲，而是周围的好学生，但更重要的一是来自校外的资讯，在网络上，在图书馆，在书店，在美术馆，在讲座上，信息远远多于教学大纲能够给你的，所以聪明的孩子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大学以及研究生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你必须走出校门。我也去北大学习几年，但更多是靠自学。

　　你看了我的信，别怪我给你降温，也只有降温之后的理性思索，才是你要面对的。最后，我仍然鼓励你积极进取。

　　水岸：我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对北大几个学者也很关注。比如钱理群，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反思他?

　　于仲达：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写给80后青年人的，启发他们思考一些问题。

　　我对学院读书人的反思，基本上是学理的角度，比如书中提到钱理群缺乏节制，曹文轩夸大美的作用，陈晓明、张颐武“食洋不化”，陈平原过分“学术”，孔庆东太“执”，还有一些哲学教授，夸大文化的作用，过分机巧等。我所反思的都是以“知识分子”和“导师”面目出现在公共视野里的教授，而对于那些潜心学问的学者，十分恭敬。

　　比如钱理群，他当然是一个有激情、有思想魅力和具有演讲天才能力的人。在2001年，我最初读钱理群，对我触动很大。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发生了变化，我的生活也出现了诸多变化，从S城到北大，我的思想也悄然变化，自然对于钱理群也就产生了思考。读书人通常有一个毛病，一个人有什么优点，就都吹捧美化，拒绝批评。比如一个年龄小的人，听了我说了几句钱理群的“问题”，就说我是假借批评钱理群“上位”。现在的人，精明到家了。钱理群也是个人，是人就有缺点。如今，连毛泽东和鲁迅，都有人批评，为什么钱理群，就不能反思和批评?还有人说，钱理群和余杰是反专制的，你批评他们就是帮专制的忙，这个说法更是荒唐，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都浸淫于传统思维定势之中，钱理群反专制所用的参照，与专制共着一个背景，同一条根。虽然余杰信靠了基督，然而没有顺服，“我执”依旧。说得确切一些，他们的思维方式里就潜伏着与专制相应的思维方式，他们心的污秽程度与社会污秽程度完全是相应的，仍然在无明之中轮回。钱理群毕竟不是鲁迅。这是需要深思的。这里，有几点意见提出来供商榷：

　　关于钱理群，我在书中有专门深入的思考。这里简单说说，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将钱理群作出区分：学者钱理群、知识分子钱理群、思想者钱理群和启蒙者钱理群，逐一剖析，有兴趣请读我的书。

　　白汀问：仲达兄，你给我提起你对学院知识分子的反思，感觉到他们对你影响不小。从“崇拜”导师到反思导师反大学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否也是你写作《问道北大——于仲达的新思考与批判》目的之一?

　　于仲达：是的。我的经历也是不少青年都有的。不同的是，虽然我有“北大情结”，还是走了出来。从S城到北大，目的之一，就是寻找一个鲁迅所说的有“诚和爱”的地方，然而北大学习让我明白，这是虚妄的。《圣经》上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他们虽为“名流”“学者”，相互排挤，没有“诚和爱”，如何给我?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大学就不用说了。这里，毕竟还有一些耐住寂寞的学人，承传文明的薪火。

　　有因就有果，知识不是智慧。我到北大听课，就发现有些北大学生很虚荣、自我、偏执和自私。《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倒是有些工作后读博士的，情况要好。很多人在学校呆了十几年，包括我很尊敬的某些知名教授，完全不晓得社会逻辑和法则，满脑子的学问知识，其实生存能力很差，这倒不是关键的，要命的是他们非要利用自己的学问蛊惑和祸害众生，这怎么行?至于某些教授，油滑，精明，有时无聊，都是高智商高情商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如果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讽刺。当然，我不一概反对做学问，相反特别尊敬那些谦卑、低调的学者，这些人往往并不漂浮在表面。

　　多年以前，我用“读书人”来代替“知识分子”，最近我倾向用“众生”来代替 “知识分子”。众生平等，有了一张文凭，有了一点知识，就可以以“知识分子”自居，其实是玷污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有必要“知识分子”的“劣根”上升到普遍人性的罪性加以审视，但也必须指出，“知识分子”的“我执”和“法执”特别强大。

　　对于“知识分子”“劣根”的反思，一直是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我虽不在学院，但是多少对于“知识分子”抱有期待。在我看来，无论社会与人心多么败坏，只要有知识分子在坚守，虽然微弱，就是希望。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让人越来越失望。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总是高估：

　　第一、在江城读书的时候，中文系那一届学生分成两派，勾心斗角，地域歧视，不学无术，空虚无聊，至于男教师之间，互相拆台，互相排挤。

　　第二、在S城的时候，“码字分子”为了蝇头小利，钻营投机，剽窃挤榨，迎风起舞，变态的偷窥，打小报告，流言告密，打成了一锅粥，简直就是现实版本的未庄。

　　第三、几年的网络活动，让我认识到，“识字分子”的“劣根”：思想狭隘，缺乏担当，缺乏自我省察，不追求真理，为了点击量，不择手段，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惜打肿脸充胖子，而到有点“名气”后，迅速堕落。

　　第四、北大学习经历，让我观察到，“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名存实亡，内部开始分化。一些人利用北大这个平台迅速成名渔利，等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就支配、笼络和打击自己的同类。特别是旷新年事件的出现，更是如此。旷新年读书、读博、工作的地方，都是大学，接触的都是所谓“知识分子”，他对于知识人的狭隘和阴暗反戈一击，观察更为独到。从旷先生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为了一个系主任的位置，为了一个“学科带头人”，为了人才引进，为了既得的学术利益，为了所谓“权威”，“知识分子”争来争去，复杂的主奴关系，混乱的感情隐私，戾气爆发，大搞批判，互相防范，丢掉人格，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大学里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一些智商高的猴精猴精的“聪明人”在资源的争斗中脱颖而出，必然得更是异彩纷呈，斗得不亦乐乎，而心性纯善之人，注定落个一再被人挤兑的命运。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样适用于知识界。如果和这些狭隘的“知识分子”交朋友，很可能就是谬托知己。“知识精英”所过的是一种最不正常的生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素质最差，心胸最狭窄，心理最黑暗，贪起来胃口更大，手段更隐秘!

　　第五、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性弱点的反思与批判，应该继续，应该深入，但不能因此陷入对“知识分子”整体性的否定。应将“知识分子”身上反映出来的人性“劣根”放在人性普遍存在的“原罪”中认识。我提倡“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应该对罪恶的历史负主要责任的，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回顾“文革”我们发现，首先要分清极权体制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检讨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而应负的责任。这才是理性的。身为奴隶而不知反抗，自然是应该反省的，所以才有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与奴才的卖身投靠，自觉充当帮凶还是有区别的。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是极有可能成为奴才的。当然，奴隶身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隶是有可能发展为奴才的。

　　有时候，我不禁纳闷：“知识分子”这样的群体里，怎么会有鲁迅这样知识分子的出现?就好比老鸹窝里飞出一只金凤凰来。某类“知识分子”，据说是鲁迅拥趸者，老爱拿鲁迅说事，故意张扬“知识分子”的姿态，无限膨胀，自我幻觉，似乎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正义与公正的化身，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这纯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恋”。目前，泛滥的所谓国学热中也有“文化自恋”。当然，说这话有自食的味道。

　　读书人本来恬静超然，但凡读了鲁迅，却是一幅“金刚怒目”的形象，更别说是“鲁学家”了，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让人亲近不得。他们的精神资源主要严自于鲁迅，“专制”、“屈辱”、“主子”、“奴才”、“奴隶”是他们文章中常见的词语，论起“自由主义”来，都摆出一副“不自由，毋宁死”的模样，就把自己和周围拉开距离，人为地制造出极端的冲突，好像真理只在自己的手中，周围全是奴隶和愚氓，社会只是障碍和天敌。“知识分子”总在学鲁迅，可很长时间在学他怎么骂人，或者说学他身上作为斗士的一面。技术学得快，而道义学得慢，学得杂文家遍布全国从文风到人格结构都齿拔驽张。许多文章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和美感，就因为少了鲁迅当年提倡的“知人论世”，别说“走近”批评对象，甚至连“靠近”都不肯。某些新潮批评家缺乏真正的文化眼光——既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缺乏对西方文化系统全面的认识，更缺乏独立而完整的文化人格，有的只是一知半解的偏激理论。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上，常见到置于人死地的所谓争论，语气上流于霸道，恨不得一箭封喉。王元化先生说，“最不喜欢读意在求胜的商榷文章和惊听的翻案文章”，并且多懂一点我们国家的人文环境中唇亡齿寒的道理。鲁迅希望他的作品“速朽”，反对“摘句”似的引用“权威之言”，但他永远被“摘句”式引用，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启蒙，启蒙，首先要启的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我忽然想到《孔乙已》里可悲的一幕：孔乙已自认为“读书人”高人一等，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君子”，但在群众(社会)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供人取乐的玩物：“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我因此醒悟道，这正是再深刻也不过地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悲剧性与荒谬性。而我们自称现代知识分子，却长期沉迷于孔乙已式的传统幻觉中;另一方面我们又像伙计一样，跟在酒客、掌柜的背后，“附和着笑……”然而难道不是更应该笑我们自己吗?

　　“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民族的希望在哪儿?只有“文化自恋”，没有疼痛与焦灼，仍然不过是没有灵魂的支那人。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学院里仍然有一些追求正义、坚守良知和认真做学问的人，这些人不是我的针砭对象。

　　之前，我很执着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悲悯、有关环、有良知、有道义，一旦发现他们的狭隘、自私、投机、自大、卑琐和麻木不仁便无法接受，其实是错。他们自诩“知识分子”，大谈对社会的“担当”，说的是一套，做的则是另外一套，蒙蔽众生，是表里严重不一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佛法启发我，他们其实不过是凡夫而已。凡夫的习气是从无量劫以来，填补到了今天，在六道当中欲壑难填，永远填不满。而且它是循环性的。某些时候，“知识分子”也不是什么善茬，信不真、愿不切，无信仰、无特操、无良知，我执坚固，冷硬阴暗，善根慧根也不深厚。我也因此明白，机缘不契，默然不言，无需执着，否则谬托知己。

　　作家余华曾说，他知道工人和农民想要什么，就是不知道知识分子想要什么。似乎“知识分子”什么都想要。一方面，他们谈自由、民主、人权什么的，他们谈救世的主张，他们批判专制，但另一方面，我观察到，一些“知识分子”自我神化、话语垄断、排斥异己、专制自负、投机钻营、内心阴暗、缺乏自我省察能力，对于他们鼓吹的东西，我很怀疑，当自由、民主、人权一旦到来，他们是否真得能接纳?小文人庸庸碌碌，蝇营狗苟，直扑名利，虽然可恶，倒也不让人恶心。那些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最讨厌，整天在众生面前扮酷唬人，至于那些整天就知道谈文化的知识分子，十分无聊。离开了人，奢谈文化，硬是在众生面前摆出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不过是充当摆设的花瓶，那是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教化众生的“知识分子”其实最需要教化。

　　有“知识分子”说，毛泽东“仇智”，对此要具体考察。你看看毛泽东在建国后对周作人的态度就知道，他并没有因他是“文化汉奸”就杀他刮他，相反很是优待。因为，毛泽东拜访过周作人，大致有个印象。如果听凭一些“知识分子”的意见，周作人早该死了。毛泽东的“仇智”与他在北大受到的心理伤害有关，北大应该为“文革”作出反思。有因，就有果。某些“知识分子”反专制，最应该反思的其实就是自身的专制。

　　毛对于“知识分子”是没什么好感，其中原因不能仅推到毛身上，还要从“知识分子”自身去找。看看“文革”中整“知识分子”最狠的不是当权者，而是“知识分子”自己。“四人帮”中除了王洪文，其他哪个不是“知识分子”?政客之间的残杀纯粹为了权力平衡，大致讲究一个规则，“知识分子”之间的残杀，很多是盲目的、变态的和无来由的嫉妒。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吗?一片骂声。“知识分子”个个激烈，以启蒙者自居，高高在上指导、规训众生，谩骂祖宗，批判传统文化。如今呢，他们呼唤的西化到来，也顾不得什么耻了，纷纷加入到残酷的争名夺利之中，排挤自己的同类，奴役自己的学生，他们比其他人更为势利地维护着一个吃人的秩序。“聪明”的“知识分子”忙着变卖祖宗文化遗产，个个油光满面，充斥在荧屏上，开口“文化”，闭口“文化”，反思“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原罪”，乃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老百姓思考问题是凭朴素的本心，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知识分子”也是众生中的一员，这种“无毛两足动物”并不能因为有张文凭，有点知识，有些理论，就比众生高人一等。据我的观察，“知识分子”的“原罪”远比一般平民要多。“知识分子”有太多的烦恼、无明和妄想，有太多的贪、嗔、痴、慢、疑等习气，有太多我见我执，有太多的所知障。“知识分子”中或许有一两个心性至纯的，然稀有少见，倒是不缺“文化小农”、“知识工匠”、“学术明星”。知识的东西它是生灭的东西，是能所对立的观念，是概念，是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我们的生命观，开阔我们宇宙观的视野，但是并不能解决生命的迷茫和无明，一个拥有知识的人，他没有办法断除我们内在的贪、嗔、痴、慢、疑等负面情绪。“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以为自己比众生高明，然后拼命地通过制造奇谈怪说、领导舆论、彰显优越感、占据制高点等等来填补自己内心深埋的欲望。

　　每当我看到“知识分子”充满煽情教训众生的样子，私下就想大笑：难道就凭借你们在书本里学习到的那点知识就可以规训众生了?本是迷途羔羊，哪儿来的底气“启蒙”众生?还是先“启蒙”好自己然后再来服务众生吧。目下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痛苦与失落?与80年代相比，他们没有了批判的动力，许多人直奔名利权色而去了，他们不是太愚痴，就是太“聪明”了!

　　最近几年以来，我一直寻求从两个方面对于“知识分子”的超越：

　　第一、现实层面。

　　有读者曾问我，是否对北大教授太过赞誉?这要看哪个方面，专业知识上面，北大教授自然是专家，现实层面则未必。钱理群是我尊重的鲁迅研究学者，他以启蒙青年为己任。说到学术上，钱先生自然是“导师”，要说人生具体问题上，据我的体验，要靠自己实践和证悟。人生问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哪儿能靠教授来指导?你见过鲁迅先生对着青年喋喋不休地教导吗?没有。因此，我反思钱理群的“过度启蒙”。

　　善良、幼稚、直白、真诚，如果缺乏相应的大智慧，放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这三者都是自杀性的毒药。因为文弱的读书人，特别是生存于专制权力的处境下，境遇是复杂、诡谲无比的。对人性理解简单，对人失察，以简单的头脑和行为则无以应对，必堕陷阱。这里我推荐一本通俗书，《通向成功的N个细节》，康信明著。读了这本书，可以启发回归常识。

　　与某些迷路青年一样，当初我错误认为钱先生给出的思考能指导自己，可是经历许多事情以后，终于发觉人生的路还是要靠自己探索。因此，我想说得是，在人生具体问题上，不要听信“知识分子”的蛊惑，而要一边实践，一边思考。处于生命的困顿时期，实在没有方向感，也不要多读“知识分子”的书，不妨阅读一些人物传记和草根精英写的创业书，这里或许可以给你具体的启发。长期以来，人们总错误以为草根不读书没什么高深文化以及可以炫耀的文凭，不过他们正是靠摆脱书本知识自己摸索而走向成功的。有了书本知识，有时反而多了条条框框。我在国家图书馆阅读了很多类似的传记，比如稻盛和夫、马云、俞敏洪等，获得了很多有益的启迪。

　　各界中的领袖人物乃至一般的成功者，大多数是从苦难中磨砺出来的。学校教育不能包揽所有问题的解决，它有先天的缺陷，即培养人一种虚幻的虚荣心，以为有了知识就能搞定一切，就可以指点众生。学校生活不会给你独特的经历体验，只有这种体验使我们对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你经历了，做过了，你就记住了，对社会和人生自发地有更深刻的思考。我们与那些卓越的成功者相比，有什么差距呢?他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勇气、毅力和魄力在我们的课堂上和书本上是无法学到的。这就是差异所在，而不是他们本身比我们聪明多少。他们“学习”了，我们还没有，但我们却错误地认为在学校里已经学到了很多。这些都是借来的眼光与经验，而不是自己的真知灼见。“纸上得来终觉浅。”智慧和经验的发展与年龄无必然关系，常常是与经历和体验有密切关系。要命的是，许多人在大学灌输了一套理论以后，形成一种固执自己的障蔽，致使自己眼高手低，在顺利时，会忽视潜在的危机，过高地估计自己，稍遇挫折，就颓唐弱志，这样高分低能的“文化废物”，我遇见的不只一个两个。实现成功的过程也就是经历不断失败和取得进展的过程，自我突破心智的过程。我们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体验。

　　第二、信仰层面。

　　知识和信仰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能互相代替。知识是分别、判断和妄想，信仰是超越分别、判断和妄想。

　　知识多了就一定是好事?有时候我们对是非善恶是那样的坚持和执着，拿它穿凿世界，对所有的事情指手画脚。不懂得心灵转化，把世界、人和自我看得过分简单，结果世界没有被拯救，自己反倒需要拯救，类似的悲剧还少吗?老期待着振臂一呼，老期待着改变别人，老期待着改变着世界，但是别人和世界就那么容易改变吗?其实，人有时候要变化真得很难。知识让我们有了一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让人们错误认为或虚幻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外在的世界，我们可以控制它，我们可以改变它，而且它让我们错误以为什么是善恶美丑。这种虚荣心反而成为我们去了解真实、做一个真实人的障碍。庄子云：“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回顾过去曾经受到过的来自“知识分子”的蛊惑，不禁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凡夫的心，刹那之间在分别、执着。尤其是读书人自认为懂得一切，觉得这是自己骄傲的资本，有一种知识占有的优越感，然后以其昏昏，欲使人昭昭，所以一般人无法说服他。一开口就是“我认为”，你问他“我”在哪儿?他却不晓得。这类人过度“聪明”，极度自我，也不利他，比如某个冷血的人，本身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大庭广众之中公然发表他的邪见，出现问题不好好找找主观原因，硬是往什么都往制度上扯，这样自私如杨朱拔一毛可利天下而不为的高智商“文化废物”，究竟能做什么?可笑的是，就是这样的人整天嚷着要“拯救教育”，给众生制造大量精神垃圾，乐此不疲。书读的愈多的人，就执着的愈深。执着什么?名、利、色，执着自己的身份、事业、成就、声望、见解、专业和导师。他把内在的心态架构在一种执著、意识的分别、刚强的自我主义之上，并且希望长远的保护这种自我意识。由于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对一切环境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本能上的分裂。什么叫做意识的分裂状态呢?就是我们内在不能统一，总是偏于所执，执著在某种假相上。意识型态的分裂，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统一性的看法，所谓统一性的看法，就是内心无所着、无所住，一切因缘所生的这一念，用观照的力量马上就突破它，知道缘起自性本空。

　　禅宗有一句话，叫“开口即错，动念即乖”。那些开悟的大德，他们的本性、内在里面有大智慧，是不会轻易掉进问题的陷阱里去的，更不会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看看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何曾懂得沉默的智慧?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做学问，应该一天比一天增加，修道应该一天比一天减少。佛法在心，不在语言文字。重要的是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转烦恼成菩提。

　　蓝辉问：仲达兄，你和我曾谈起你的大悟，并言及“自我的反思与消融”，愿闻其详。

　　于仲达：哪儿有什么“大悟”?我哪儿见过阿弥托佛?终究是肉体凡胎而已。

　　这个世界是少数人的世界，是猎人的屠宰场。风沙扑面，虎狼成群，奸佞环伺，宵小猬集，鬼影幢幢，扑朔迷离，百鬼狰狞，上帝无言。缺乏大智慧，凭一己之力实难抗衡。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身上，或者制度的改革，当然终将是不靠谱，也会“很傻很天真”。一颗陀螺般旋转的心，无法安顿。为什么我不可能从恶缘中解脱?造化弄人，冥冥之中这是自己的因果。命运对于我而言，是一场严酷的熬炼。绝望之后，回归自性。自性自悟，方证菩提。

　　五浊恶世，众生处于充满堕落与引诱的环境，人人皆恶，举心动念皆罪，皆是染污。作为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启发我，这个有形的色身，其实是幻相：来了去了，聚了散了，好了坏了，生了死了，一切自自然然发生。诸法本性无常，万事万物都在刹那当中生灭变化，证悟、看破了才能在万法间了了分明，在对境中如如不动。

　　中国古人说，“福自我求，命由心造。”这里的“心”，就是想法，看法，价值观。思想观念正确了，命运就能改变命运。

　　由于弄文字爱文学的原因，我与码字的结下恶缘。所以，我的“破执”首先从文学、鲁迅和“知识分子”开始。其次是破人我执、法我执和破空执。“三执”破除以后，就轻松很多。

　　首先谈谈文学。文学可以让人变得非常诗意、富有情感，变得更像“人”。没有文学，人就会变得非常实惠、功利、计较、迟钝、麻木。我最初爱好文学，阅读了大量的现代新诗，迷恋文字操练，心性迷失，执在情感，这是业障。后来我阅读哲学、宗教与历史方面的书，加以矫正，但是效果不彻底，才转入佛学。哲学可以让人变得非常智慧、富有理性，变得更为“聪慧”。历史可以让人变得非常具体、富有眼光，变得更务实。都可以阅读一些，千万不要偏食，引起人格畸变。我已经放下文学三年了，没有在网络发表一篇文章。

　　首先谈谈“知识分子”。说白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拖着“士”阶层的影子，我们这里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无论是生存，还是精神，都处于压制之中。明白这些，就可以破除对“知识分子”的迷信。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打着“知识分子”的旗帜，其实只是谋生技能的匮乏，最好别信。

　　六祖大师慧能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我们平时总以为是环境障碍我们，不好的环境让我们不快乐，其实是不完全对。环境并没有障碍我们，障碍我们的是对环境执着。任何东西你只要起执着，你就会被障碍。精神病人总以为别人招惹了他，其实他不知道是他打扰了这个世界。今天，只要你仔细留意当今学者或专家，或者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的言论，就不难发现，有不少人其实是精神病人，他们总以为这个世界需要他们去拯救，其实是自己更需要拯救。“公共知识分子”有时就象公共厕所，光知道随便拉撒，没有人去打扫。

　　六祖大师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知识分子”特别爱执着自己的见解，就是所知障。既折腾别人也折腾自己，弄得自己很痛苦。所谓智慧，并不是知识的积累。在这个“不缺高知缺良知”的时代，我们拥有太多除了使别人不幸之外别无他用的知识和智慧。有时，愚蠢和智慧距离很近。目下，大学盛产“高知坏人”，这些人都是有知识的“聪明人”。社会危机，不是由笨人造成的，而是由“聪明人”造成的。所谓的“高知坏人”，大概就是这类人：过度精明，长袖善舞，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怎么讲诚信和责任，却精致利己，不讲公德和社会责任。这种人越来越多。许多事情不是坏在敌人那里，而是坏在自己周围这些所谓同类的人手里。必须将这些“涂脂抹粉”的知识人打回“原形”，将狭隘、自私、我慢、我执我见的读书人曝光于日光之下。

　　这里让我想起鲁迅先生，他致力于启蒙唤醒民众，然而觉醒的人找不到出路，倍感痛苦。于是，鲁迅又说若找不到出路最好别惊醒昏睡的人。现代知识分子的所谓启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唤醒向外的分别心和判断心。你仔细看看，我们这里哪儿有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要么是极端自我中心主义蔑视众生，要么是奴隶主义拜倒在权威面前。离开本心求法，怎能不痛苦?这也难怪连鲁迅先生也渴望“速朽”，他造坟然后连坟也埋掉。鲁迅先生虽有智慧，但不究竟。先生的智慧集中体现在世间法层面上，而在出世间法层面上，留给了后人。可以这么说，鲁迅的智慧不是人生、宇宙究竟的智慧，世界上有一门学问能够让我们更自在、更解脱的，这是佛法。当然，基督徒说是基督信仰。我觉得没有冲突可以互相补充。所以，鲁迅先生知趣地说道，“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你再看看当今某些所谓的鲁迅研究学舌，不知节制，说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他们还嫌不够，就差没有强迫“庸众”接受他们的叫嚣和“启蒙”了。效果如何呢?连他们自己也怀疑。脱离现实“启蒙”，脱离本源“启蒙”，如同盲人摸象，其实心外求法，不得要领，难怪民众不买他们的帐。那些误解鲁迅思想的所谓鲁迅研究学者，其实根本无法理解万法都是空无自性的。他们把鲁迅当作罗盘或指南针，而不是先降服自我，破除无明，其实早已经迷失本性。当然，说这话有点自食的味道。

　　人生每个阶段的导师不一样。鲁迅作为我曾经的导师已经过去了。鲁迅提倡“立人”，其实，这里最好要一个前提——若是真心想帮助众生，想救度众生，就要解脱，就要成佛。只有自己解脱、成佛了，才可以帮助众生解脱，帮助众生成佛。怎样才能解脱，怎样才能成佛呢?去修持善法，修持菩提心;去断恶，对治内心的烦恼、习气。自度才能度他，自觉才能觉他;自己觉行圆满了，才可以帮助众生觉行圆满。佛教提供的方便法门，可以帮助众生自度度人。我在最初接触鲁迅影响的时候，就一直质疑鲁迅和知识分子，为此我对知识分子也很挑剔。最后，我发现，只有在上帝的国度和佛陀的慈悲里，人才是圆满的。当然，上帝的上帝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鲁迅自有其价值。现在回顾起来，才发现，我不仅需要鲁迅，最需要的佛法的大智慧。凡夫都在六道轮回里，不可能自由，业力在牵引，烦恼在控制自己。如果鲁迅的智慧究竟，他就不会老是那么苦痛，而且无法摆脱。鲁迅的智慧不究竟。我要发现自己的实相。

　　最后谈谈对“我执”的消融。所谓烦恼都是自家生，你的痛苦、悲伤、忧虑、烦闷皆是你自心对这些问题的一种执着，别人无法左右你心灵的选择，苦与乐完全在你一念之间，选择权在你，别人根本无能为力。对于你的苦恼，别人无能为力。只有自救。我们受困于“我执”所带来的痛苦之中，每一天都是“我、我、我，我的、我的、我的”，这一个执著的背后就是自我重要感，而我们所有的经验也因此而受染。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我们所做、所说及所想的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自我重要感。“我执”心基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而这错误正是我们受苦的根本原因。证悟自己的真实本性，毕竟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自性的觉醒中具足两种智慧，即照见现象真实本性之智慧(如所有智)，及了知到各个现象一切的智慧(遍所有智)，更不容易。禅的宗旨就是发现自己，不被物欲所奴役，最终获得心灵的自由。我喜欢禅宗。

　　文学、鲁迅和“知识分子”“三执”破除以后，再破“我执”以后，轻松不少。不再心外求法，不再认为有个绝对、永恒的真理存在，重建自身的人格和尊严，高贵的灵性不再为外境所转。也因此证悟，自救尚不能，更毋须说利他了。这歧视也是某些“知识分子”不具有救世能力的原因。本是迷途羔羊，没有开启内在的宝藏，何来救世能力?

　　破“三执”的过程中，禅宗对我帮助很大。特别要说说——

　　六祖原是现在河北燕山一带的人，后来南下到了岭南，与母亲相依为命，靠卖柴为生。有一日，他偶然听到别人读《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时心有所悟。

　　六祖曾写一偈子：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 

　　为什么六祖偈子比神秀偈子见性?这是因为，六祖偈子用意在于让人见到空性，即“自性空”。世间的人执著于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真实的，把万物也看成是真实的，有人、我、众生、寿者相，因此有各种烦恼。六祖开示说，我们的身体是四大五蕴合成的，无非就是各种元素的堆积，哪有一个真实的你呢? 这是直超顿悟，一步到位。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说汉地有大乘气象，可以直指见性。这个大乘气象在六祖大师那里完全体现出来，就是传统儒道文化的基础：第一个气象是非常认真负责地做一件事情，受尽苦头也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第二个气象是能放得开，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学习禅宗，要有世间和出世间的两个基础。一是要有儒家文化“以人为本”的基础。你要证悟禅法，必须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另外，还要有般若思想作为基础。

　　近代高僧太虚大师曾经讲过，中国佛教的特质是在禅。

　　禅宗倡导“迷时师度，悟时自度”，而不是倡导众生依赖佛陀这个人，如果希望有个外在力量拯救你，那你最终肯定是要失望的。有许多东西，需要自己亲证。慧能大师的开示，让我顺利破除了对于鲁迅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佛法不承认上帝能造万物，只承认众缘所生法，是其无自性，若无自性者，缘何又生法。正所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禅宗破除对外在的执着，不拘形式，有一种可贵的平等精神，高扬人的主体地位。禅宗强调人的自我地位。一般的宗教往往崇拜和依赖外在的救世主，佛教不完全是这样。佛教也有依靠外力的情形，比如阿弥陀佛信仰。不过，佛教和一般宗教不同，强调人的自我地位，自心是佛，即心即佛，自性弥陀，自性自度，自己的烦恼自己解决。禅宗里面，经常出现很多呵佛骂祖之类的公案，骂佛是干屎橛，无不是在表达一种平等的境界。我觉得，“知识分子”破除执着，可以参照禅宗公案好好亲证。

　　《五灯会元》卷二十载，有一位禅师名叫道谦。有一天，他的师父叫道谦去出差，道谦很苦恼，对他的一位师弟宗元说：“我本来就进步慢，来师父门下这么多年，还未悟道，可是师父还让我出长差，耽误时间。”他的师弟宗元听罢，笑着说：“我去找师父，让他答应我和你一起去出差。在路上，行李我可以帮你背，很多杂事我也可帮你做，你可以一心一意办道。但是有几件事你得自己做。”道谦问：“哪几件事?”宗元回答说：“路你得自己走，饭你得自己吃，拉屎放尿也得靠你自己。”说至此，道谦言下就悟了。这则公案说明悟只能靠自己悟，向外是求不到佛的。

　　在禅宗那里，佛、菩萨的神圣性和绝对权威降低了。有些禅师呵佛骂祖，不把佛祖看成绝对的神圣。与此相联系，表明禅宗解脱目标有变化，不是到彼岸求解脱，而在此岸得解脱。这些观点在印度佛典中都能找到源头，如《维摩诘经》说，不离烦恼求菩提，不离生死求涅槃。这些都表明人的自我地位得到了突出。

　　禅宗高扬“自性自度”，“见性成佛”，甚至喊出了“当知众生自度，佛不能度。努力努力自修，莫倚他佛力。”(大珠慧海《顿悟人道要门论》)把人的主体性、主动性、能动性提到了最根本的位置，凸显了佛教的人文精神。

　　从佛教的产生看，自释迦牟尼创教之时起，即充分重视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来自我解脱。它是在批判当时印度宗教界、理论界各种无因论、邪因论(包括各种形式的有神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按照缘起理论，阐发有情众生的一切苦乐都是自作自受，因而也只有靠自己去消业解脱的道理，破除各种宿命论和有神论的说教，凸显有情众生(主要是人类)在生命关怀和生死超越问题上自主自决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基督信仰侧重于“他力拯救”，禅宗侧重“自力拯救”，可以互相参照。但是，佛教里面也有“他力拯救”，比如净土宗。2009年，我在参加查经时，发现某些基督徒老是处于昏沉的状态，无法对治，这完全可以借鉴佛教的修行方法。佛教反对外在力量决定人的命运，倡导自立，强调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和毅力来超越生死、超越自我。现在很多人以为拜佛像就能带来好运，这是不符合佛教根本教义和精神的。

　　我参加了些教会活动，不少牧师讲的就是偶像崇拜，这非常麻烦。这其实是上帝之敌。基督徒总爱批评异教徒拜偶像，其实耶稣不过是他们最大的偶像。但凡有点禅宗悟性的人，就会明白：无树无台，即心即佛。今人所谓上帝者，不在天上，不在地下，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可惜基督徒不懂禅宗，还在那里批判，哎……用禅宗破除外在偶像，上帝应该从自性中流出。我为此提倡基督信仰与大乘佛法对话，相互参照。

　　对于信仰基督的人，可以理解，毕竟大多数人活着，总想着有一个依靠。众生根器不一，这自然无所谓对错。可是，站在禅宗的角度就不一样。《红楼梦》里“宝玉悟禅机”有一段曰：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黛玉的“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更有“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更得禅宗真谛。

　　禅宗中有人说：“去年贫未是贫，尚有立锥之地，今年贫始是贫，连锥也无。”“连锥也无”肯定自在了。但凡夫众生，总想抓点儿什么，总想弄一个拐杖，想有个依靠。鲁迅先生也在《野草》中说“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空无所得。

　　目前，我仍然从根基做起，按次第修行，用“出世间法”来指导“出世间法”，不追求速成。

　　“出世间法”方面：

　　第一、现阶段重点朗诵《药师经》和《地藏经》，大力“消业”(诵经、念佛、持咒、忏悔、禅定)，其余佛书或佛经，一律全部停止下来，不再“研究”。

　　第二、正确方法观照自身诸苦，正视自身也是造作诸苦的一份子，不推卸责任，直面困境恶世，实现“心”之觉醒，历事炼心，迅速摆脱恶力牵引之惯性，即便身处共恶业中，也要发心建立“善別业”，实现善力牵引，走出逆境。

　　三、按照并配合上师的指导“正精进”，不随自己的习气、恶力、意愿，随意去修，最终证悟菩提。

　　“世间法”方面：

　　以“出世间法”来指导“世间法”，大力回向，用智慧将“自利”与“利他”互相结合，将修行落实于生活当中。诵经重点不在“朗诵”，而在于心，专心一意，只有“心”到，才能与佛菩萨相应;有没有念出来，大声不大声，不是最重要，“念经不在嘴”，如“坐禅不在腿”。生存的忙碌，主要是心不安定，心若安定，忙碌会变为甘之如饴。为生存而忙，恰如在世间法使七分力，出世间法三分力，两头颠倒了，此谓之“浪费生命”。如若能积极消业，正确地勇猛精进，智慧得以彰显，心很安定，为众生而忙碌，则不但不会苦于忙碌，还会“忙的欢喜、累的愉快”。消业的这几种方式都很重要，有空多诵经，没空时时念佛、持咒、忏悔。时间不等人，当务之急。实现“心”之觉醒。

　　大风：仲达兄，你是我的同乡，读过你的书和文章，有些体验很是共鸣。现在我一人在外地打工，十分痛苦，十分彷徨，不知道做人、处世的事。

　　于仲达：人的痛苦大致分两种，看法和做法。但是我认为，一个悟道的人，是不会老是让自己陷入一种痛苦中的。希望常常是一种极不可靠的东西，靠一个希望接一个希望来安排人生，注定是悲惨的。所以，希望的毁灭不一定是坏事。真的智者、勇者、强者、有福者都是在毁灭希望后才有可能产生。我们所读的经典多是在讲这个道理。

　　古高僧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即是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其因缘和条件。佛法是因缘所生法。世间人、事、物是由无量因缘成就的，“我”也是由无量因缘成就的。佛教有很多修行法门，常称“八万四千法门”。如果你要解决痛苦，可以学佛。如果对佛学没有兴趣，可以看些励志方面的书，不过书本上的道理不能迷信，自己实践才对。

　　关于做人、处世和做事，我觉得一要亲自去社会体验，历事炼心，二要阅读一些书，但不是所谓“知识分子”的书，他们误导众生，制造认识偏差，危害自己，其苦更大。三要向众生学习、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以前我过分看重向书本向知识分子、学者学习，这是很有问题的。在智慧面前，众生平等。我在这三方面有很深刻的体验。

　　我建议你要关注两种智慧，智慧有世间智慧，出世间智慧。两者都很重要。我想，有无文凭并不重要，只要勤快，学门技术，吃饭该不成问题。一个人到社会，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做人和处事的智慧，并不是一套大道理。建议你读读乔布斯、稻盛和夫、王志刚、马云、俞敏洪、史玉柱、曾仕强、刘一秒、刘永好、刘延林等人的书，思考一个问题：做事需要什么品质?应该如何培养这种品质?关键是将道理落实到具体生活里。

　　成功就在于细节里，几十年如一日、于细微之处坚守和贯彻这种常识。这个道理是李嘉诚告诉我的。

　　李嘉诚的经商之道从“琢磨人”开始：一个12岁的少年, 没钱读书，就到舅舅的小杂货铺里帮工。那时他没有说话的资格，只能在舅舅迎来送往之时，一点点地品味客人的身分、喜好、关系和性格。渐渐地品人上了瘾，以至于一个生人走过，他很快就能抓住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需求。琢磨人，竟琢磨出了商业的味道。琢磨人的基本需求，并想方设法去满足它，这就抓住了商业思想的精髓。

　　一个人在成功之前，要低调、谦卑、认真和自省。没有经历历练以前，最好别奢谈。作为商人，李嘉诚是成功的。可惜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在我阅读过的“知识分子”所写的书和文章，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呢?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是否琢磨人的基本需求，并想方设法去满足它?读他们的书，随处可以感受到他们抽象的激情、忧心如焚和愤世嫉俗，除此以外，就是拿鲁迅说事，针砭社会。读得久了，养成了急于用世拙于谋生的习惯。不得不说，很多看法雷同，思考也与中国现实脱节，无视巨变的社会，简直误人。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里，进步最小的就是“知识分子”，草根阶层贡献最大。离开了学院，某些读书人就什么都无所适从。

　　此外，我想说的是，最好拥有般若的大智慧，这是究竟的大智慧。慧命的成长，既需要自力，也需要他力。末法时期，正法衰微，众生迷惑、徬徨，亟须佛法光明之引导。目前，你渴望用成功证明自己，可以理解，但我希望十年后的某一天，和成功的你再次相聚，分享佛法的大智慧。

　　悲观的人，认为人生短暂，生命空虚，人活著就是等待死亡;乐观的人，放纵自己的感官和心灵。而佛教的人生观，是“中观”。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用智慧面对人生。佛教虽则认为“苦空无我”，认为眼前的世界都是因缘暂时聚合而成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永恒的。这是提醒我们认识这个苦恼的人生，其实正是人自己的无知贪欲招来的，进一步说明正视自己。佛教肯定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不是别人的奴仆，不必仰赖神或佛，只要努力照样可以成佛。这可以培养自尊自信和独立自主的人格。

　　五浊恶世，充满陷阱。正如台湾净空法师所说，“今天社会开放，开放社会里头，容易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为什么?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魔境界。魔的作用是勾引我们的烦恼，把我们的贪嗔痴慢勾引起来，把我们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嫉妒、障碍、斗争，把这些念头勾引起来，造种种恶业。在过去古代，魔境相当不容易发现，现在魔境太明显、太普遍、太多了。现代的人不落在魔道，几乎不可能。我们如果不学佛，也必堕魔道;虽然是学佛了，如果不能够深入经藏，对于佛陀的教诲如果不能够深信不疑，我们依旧脱离不了魔掌。我们的生活，起心动念，你想想，你能够离得开烦恼吗?离不开烦恼，你就在魔掌之中;离开烦恼，你才有本事不受魔的操纵。”这种魔境界，就是《圣经》里开篇创世纪里的那个伊甸园，本是净土，由于人的堕落，从此再无。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曾提出“六项精进”，即：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活着，就要感谢;积善行、思利他;忘却感性的烦恼。我觉得可以作为做人和处世的基本态度。无论是在人生中还是在事业上，要产生最佳结果，对事物的思考方法和心态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事业和人生成功的秘诀在人心。我观察到，一些人还没有找到灵魂和信仰，还没有进入自觉、自知、自信、自强、自胜这样周而复始的过程。

　　稻盛和夫非常重视心的修炼。他所说的“心的结构”，实际上是人的意识现象和思维现象的不同层次。他认为，心有多重结构。他说: “在心的正中间有灵魂, 灵魂反复进行轮回转生，载负经历的过去。佛教把灵魂在过去经验过的履历叫做‘业’或者‘因果报应’。我相信在心的正中间有载负这种‘业’的灵魂”，“在灵魂的外侧有考虑事物的理性(大脑的前叶)再外侧有感情和感觉(五感)，此外，在最外侧有本能。”也就是说，心的结构从内侧向外依次是灵魂、理性、感情、感觉和本能。

　　稻盛和夫也认为“真我”位于心的中心部分。那么，什么是“真我”呢? 他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真我发展形成的。佛教主张，佛存在于森罗万象中，具备佛性的就是真我。换言之，真我即是佛或神。” 他还指出，婴儿之“心”的形成过程是从内向外，而老人之“心”的衰退过程是由外向内。稻盛认为，心灵的磨炼是人生最重要的内容。磨炼心灵的最终目的是“显现出真我”，即抛却“利己之心” (并非真正的自我) ，发挥出“利他之心”(真正的自我)。

　　寒山：仲达兄，你在北大和人大听过一些著名法师和佛教学者的演讲，很是羡慕，我自己也渴望聆听。

　　于仲达：说起我的学佛因缘，可谓是非常殊胜。比如佛学家楼宇烈、方立天、温金玉、杨曾文、周学农、李四龙、张文良等，著名法师净慧长老、星云大师、叶曼居士、索达吉堪布、明贤法师等，我所关注的还有圣严法师、达照法师、妙华法师、大愿法师、济群法师、慧律大师等。我都聆听过他们的演讲，并从中获益。

　　学佛开悟不仅仅是靠看经、参访、学法、听名法师和佛教学者的演讲等向外驰求的方式而得来的，而是藉由正定而向内开发，把自己本具的智慧开发出来。你看看那参禅的禅师和开悟的大德，开启了灵性生命的智慧，不拘生死，虽然身处六尘，一丝不染。虽然身在色声香味触法，心如如不动。

　　人类眼睛向内看，获得开悟;向外看，产生科学。心是万法本源。修行的重点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这颗心，要把贪婪、傲慢、苦毒、愤怒等等消融，从而开悟。

　　六祖大师慧能曰：“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契入佛心的人，证得了般若空性，超越两边，随处作主，扭转逆境，泯灭了有无、凡圣、真俗、生死涅槃、烦恼菩提等二边分别。愚痴的人，或者是大智慧的人，佛性本来没有差别。关键在于是否转迷为悟。

　　学术与悟道一定要结合起来，否则就会纠缠于名相当中。

　　佛教讲究解行合一，修行不能仅仅凭借善知识的摄受。大师只是帮我印证而已。解空与悟空不一样。不仅解悟，更要自性自悟。“知解宗徒”可能在大学，或者说“学”也许在大学，“道”肯定不在大学。

　　禅宗有一个偈子：“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也就是说，不要心外求法，春原来就在这里。在哪里?在你的心里。你居然四处寻找?修学佛法，无论学什么宗派，学哪个法门，走哪条路，怎样做功德，这个“心”是最重要的。如果不从心上入手，就会不得要领。所谓“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好、坏、善、恶、高、低、贵、贱、美、丑，都是众生心的投影与反射而加以分别的结果。行就是改变心，回归心。所谓“法不他在”，“法不外求”，“即心即佛”。

　　众生和佛一样，本来有着心香和心光，但被妄想执著所蒙蔽了。《华严经》说得好：“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十法界不是什么上帝创造的，也不是什么天神赐予的，是由每个人自己的心力创出来的。

　　中观也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不识本心，学法无益。《维摩经》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如果能体悟到这颗心的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能起真正的清净。六祖大师慧能讲，“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有了涅槃心性的体悟，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就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明心见性，见性才能成佛，这个是成佛的根本。所以，凡圣只在心念之间。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心是染净之源，有心才会有无明，无明导致染污流转，所以才有轮回。

　　有一个和尚讲了几十年的《法华经》，依然把握不了《法华经》里的根本精神。慧能对其讲，“心悟转法华，心迷法华转。”禅宗精神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外在的形式上。所有的形式，包括我们平常的衣食住行，都是一种达到觉悟的工具和方法，而非目的。

　　《华严经》里有句偈子：“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蕴，世间及诸法，无往而不适。”这就告诉我们，主动权在自己，我们想作佛就能作佛，想作魔也可以。六祖坛经也好，佛教的各种修行方法，不过是修心而已。“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心魔不起，外魔不生。心清净了，处处都有佛;心不清净，处处都有魔。心是重要的，牛拉车不打牛而打车，是本末倒置。

　　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出现了邪恶的念头。你凭借什么判断说是邪恶的念头?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所接受的知识教育，让你有了分别和判断。这种常人说的不好的念头，其实那只是你的分别。要回到本源，回到自性。要要完整地、完全地接纳我自己。我们总认为自己不够好，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然后拼命想摆脱它，一直到成为无法摆脱的困境。六祖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六祖大师为什么厉害?他没有接受过知识的教育，也就没有受过知识的污染。知识就像取景框一样，我们总是用它来看待世界，相当于我们的心与世界之间隔着一层又一层的围墙。我们依赖某种后天教育带来的知识与眼光来看世界，时间久了，成为一种依赖，从来不会直接对这个世界。

　　可以通过一些禅宗的公案，开启内在的智慧。自性是佛。万法唯心照，世间的一切山河大地，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长短，含有攻击性的东西，是非、长短等等，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所去照的。所以心是一个很笼统的名词，如果心上面加一个贪，叫做贪心，瞋心、愚痴心、嫉妒心、烦恼心，分别心，执着心、怀疑心、愤怒心，这也是心，如果我们改一个名词：欢喜心、慈悲心、菩提心、布施心、忍辱心、精进心、般若心，这也是心，可是这个心却是清净的。

　　佛陀在《箭喻经》中说过这样一种比喻：一个将军在战场上受了致命的箭伤，但不让郎中把箭拔下来，而是问箭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产自哪个国家，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探讨来探讨去，最后箭没取出来，他已经死去了。所以人不应该在一些枝末问题上去探讨，而是应该把“箭”取下来，这样才能保住你的生命，你才能有希望，否则研究来研究去，你这一生就完了。很多人就是走这样的路，这是很可悲的。我也犯了这个过错。

　　看了上面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当下许多学者(包括研究佛教的学者)，就象那个将军一样。如今，学在大学，悟不一定就在北大。如果说仅仅把佛法，或者说禅法、禅宗，当成一种学问去研究的话，这对于社会上一般的学人来说无可非议的，但是对于一个求道者来说，那就会出现偏颇了。

　　尤其是“知识分子”，要适当学佛。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知识分子”有一种改造他人和改造社会的“改造欲”，而唯独不改造自己。这很可怕。以知识和思想名义杀人的，更恶毒。我们总认为有一个“我”，精疲力竭地与社会的病态与不公在战斗。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面前的敌人不存在，“我”也不存在，于是就成佛了，但这需要走很长久的路!《圣经》上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佛教将性格称为业习，“业”是业力，“习”是习气毛病。我处于“知识分子”所造的“共业”中。之前，无意之间受了“知识分子”的蛊惑，误中其毒。现在回顾起来，其实这也是必然要走的弯路。恶知见就像散播在空气中的病毒，肉眼看不到。脱离了生命本源，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大善知识，什么是恶知识。今天增加一些病毒，明天又感染一些病毒，后天再感染一些病毒，久而久之，中毒太深，生命就会窒息死亡。没有正知、正见、正法，认识真理有困难。

　　学佛是为了得般若智慧，首先要转变思维观念。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中道就是离二边之极端、邪执，取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这才是大智慧。众生的思维通常是对立、分别的。一个人的观念一旦定型之后，改变起来是很艰难的。《金刚经》讲，所谓实相以无相为相，破除了虚妄的相就是真实的相。学佛就是要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活在当下。过去的已经过去，但是由于我们的无明，我们的无明执著不让它过去，回过头来看，一路执著下去肯定是轮回。所以我们活在过去，而不是当下。学佛的人，要透视事物的真相，烦恼与菩提没有任何区别。直面烦恼，直面痛苦，历事炼心，锻炼承受能力与化解能力。

　　凡是学佛修行的人，没有抱怨命运的。《三世因果经》说：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道家的观点也是因果报应。佛法的观点认为一切都是因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报。这种担当要比“知识分子”自我标榜的“担当”更彻底，“知识分子”的文章里有个放大的“自我”，这种“自我”混杂着欲望与扩张，是“假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有的突然从“右”转向“左”，有的平日高扬批判，突然背叛，有的标榜“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却在关键事件上十分投机……习气不改，业障很深。

　　一个悟道的人，无论行、住、坐、卧，都是与道相应的，身、口、意通达空性，心中有弹性，充满着智慧。即是六祖大师慧能所说的“无念(没有执着的念头、没有分别的念头、没有颠倒的念头、没有无明的念头)为宗，无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体，无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本”。

　　宇宙的实相本来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一直都在变化不已，从来没有停息过。人的痛苦其实来源于人的无知。凡夫众生因为我执的缘故，从小我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往往生起妄想心，希望美好事物常存，不好的事物不要降临自己身上，所以才有种种痛苦烦恼。人烦恼痛苦的原因，其实根本就是有自我的观念，佛法就说有人我执和法我执。如果心不执着于生灭，心就能够寂静，不起妄念。生命的本体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但生命所显露出来的相，一定会有生、灭、去、来无常变化的。生命是体，生死是相，生活是用。

　　老兵：仲达兄，初学佛法，你有什么建议?

　　于仲达：众生就是我的导师，你当然也是。你年龄这么小，文凭不高，然与你谈话，可以感受到你有很多优点，阳光、谦卑、冷静、客观与清醒，对于人心、人性和社会的观察很到位，许多拥有学位的人都不具备，并且没有读书人常见的病态自恋，在我看来，十分难得。像你这样的年龄，我沦陷在恶劣的环境里，沉迷于文学，沾染了读书人的习气，对于社会、人心与人性的看法受流俗影响，缺乏相应的大智慧，可以说十分浅薄。欣慰的是，你20多岁的时候就去了上海，在那样的环境里，学习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可以根据需要，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随时调整自己，而我呢，因为因袭了S城人的习气，虽然也不乏坚韧走出S城的勇气，然而时时可以感受到变化自身气质所带来的烦恼。S城，我要参悟的一道禅宗公案。离开S城，人生注定无解。

　　至于学佛，我的感受是：从根基做起，按次第修行，用“出世间法”来指导“世间法”，不追求速成。我现阶段重点朗诵《药师经》和地藏经》，大力“消业”(诵经、念佛、持咒、忏悔、禅定)，在这些功夫的基础上，再从“空性”下手断烦恼无明。

　　我拜访过一些法师，给你一点建议：

　　初学佛法，要先了解戒律，了解“三皈、五戒、十善”，相信因果，以戒为师去习气、化秉性等。然后，再学《地藏经》，了解三恶道、尤其是地狱道之苦，在知恩、报恩心的促动下，生起悲悯之心和自身的出离心，才能为此后学习奠定基础。

　　在中国佛教史上，早就有“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这一说法，至于《金刚经》，则一直被视为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大纲。虚云老和尚提倡反复地研习《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这三大部。如果你想让修行尽快进入轨道，少走弯路，不受人蛊惑、不落入偏执当中，最稳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深入地研习《法华》、《楞严》《金刚》、《起信》等经论，并经常地诵习《地藏经》和《普门品》。说到《金刚经》，是六百卷《大般若经》里边的经典部分。释迦牟尼佛用了廿二年的时间来讲般若，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金刚经》要诵，每一品都可以使你开悟，趋证菩提。但是各人因缘不一样，不知道你在哪一品。此外，个人根器不一样，所以他修的法也不一样。根据自己所喜欢的佛教宗派，阅诵经典。比如，喜欢禅宗的，可以诵《坛经》。切记，皈依不是皈依某一位法师，是皈依三宝。若遇把佛法搞得乌烟瘴气的法师，那就离开。

　　(海涛法师建议是这样，觉得也适合我。先找一部释迦牟尼佛传，看一下佛陀整个生命的过程。再从初期比较浅一点的，像《八大人觉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甚至《十善业道经》，尤其是因果轮回的相关经典，先从因果入手。慢慢的再要看一些空性的书，研究一下《心经》、《金刚经》。但是像我师父就常常交代，《普门品》一定要念，因为《普门品》可以增长我们的慈悲心，又有观世音菩萨的护念。大乘佛教就是这几部经，《地藏经》、《药师经》、《普门品》、《金刚经》、《心经》、《地藏经》，可以深入的了解修学，大概是如此。)

　　各种经典都是对治各种烦恼的，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喜欢的经典也不一样。以上都是比较常读的经典，学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虽然每部经典的体裁、长短都不一样，每部经典皆能让大家悟入法性，进入佛法大海，从生死轮回的此岸渡到解脱成就的彼岸。八个宗派总的来说，是净化心灵的，要修心。心不净，心是染污的，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就会被六尘境界迷惑、干扰，就会有无明障蔽，因而就会起烦恼，有烦恼就要造业。

　　因为个人根性或性格的不同，有的人生性好静，喜欢独处闲居，不适合做弘法利生的工作，那么，远离尘嚣的纷扰，作无事逍遥人也无妨。不过，佛教主张自觉觉他、以四摄法自利利他，圆融真俗二谛，效仿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精神，是最圆满的修学生活方式。社会上对佛教误解很多，现在学佛的人，迷信的多。离开经典，烧香拜佛，求佛菩萨保佑，其实本是迷信。依教奉行，遵从经典上的教诲，把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统统修正过来，这就是佛菩萨保佑，这就是佛菩萨加持。

　　简单说来，基本的要依“六度”来学佛。“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是菩萨成就佛道的身体力行的工具。

　　我个人倾向于禅净双修，即将禅宗法门和净土法门结合起来。

　　我们主修还是忆佛念佛，但是你必须靠禅观来保护你的佛号。必须在平常除了你念佛以外，你要加强你心中的观照。

　　净界法师说，禅净双修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你一定要有一个主修，还有一个助修。如果你是以净土宗为主修，以念佛来摄禅观，你主修还是念佛，只是用禅观来破除烦恼，那么这个是净土宗的禅净双修。你要问禅宗的话，他们的禅净双修就不一样了。他念阿弥陀佛(他也念阿弥陀佛)，但是他重点不是求生净土。他在念佛当中，他在观察念佛是谁，他假借念佛的因缘，顺从这个佛号去找他最初的原点——念佛是谁?所以禅净双修，我们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你的主修是什么?另外一个只是一个助行。因为这两个方向不同，净土宗是规划未来，禅宗是探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