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外贸企业年年喊难，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企业就感到难以应付。”华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照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外贸企业缺乏核心的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不改变，就算中国制造企业生产出再多的产品，赚钱的也会一直是老外。”

　　“建议从国家层面搭建国际平台和产业联盟，一方面把中国的技术和产品推广出去；另一方面以建立卖场的形式直接进入国外的终端市场，把巨额终端销售利润留给我们的企业，真正创造‘中国式盈利’。”

　　采访中，一些外贸企业呼吁，应该尽快让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变成“中国式盈利”。

　　应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式盈利”

　　“其实业界都很清楚，一直以来，我国很多外贸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在黄照奇看来，我们很多外贸企业仍处在各个产业链的最低端，生产成本承担最多，从规模上看量很大，但从利润获取方面看赚得最少。

　　“现在，我们很多外贸企业都是帮国外品牌代加工，只赚了一点点的加工费，而前端的设计和终端销售的巨大利润都让别人赚走了。”黄照奇说，盈利模式不改变，就算中国制造业生产出再多的产品，赚钱的也会一直是老外。

　　过去，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有一种印象，总认为中国生产的东西是低端的，就好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日本产品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韩国产品的印象一样，永远是一个追赶者，但这只是一个过程。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告诉本报记者，事实上，中国出口产品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一些细分领域做到了世界最高端，如格力、华为、联想等企业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过去，我们卖产品、卖制造；现在，我们卖品牌、卖技术、卖成熟的产业技术和创新性的产品。当前，中国政府要做的就是搭建一些国际平台，把中国的技术和产品推广出去，并且要有品牌意识。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扶持培育，另一方面出口企业要用跨国公司的思维去做事情。

　　“建议能从国家层面建立相关产业联盟进入国外终端销售市场，改变中国目前制造业的盈利模式，让中国创造能上升为‘中国式盈利’。”黄照奇说，以家电业为例，中国家电业的产量和销量在全球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完全可以成立一个中国家电产业联盟，在国外主要的销售市场以建立卖场的形式直接进入当地的终端市场，这样既可以避免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单打独斗，又可以设立一定的门槛，无形中促使企业更加追求产品品质，对产业升级也有好处。

　　更为关键的是，把终端销售巨大的利润留给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真正创造了“中国式盈利”。

　　降低企业资金成本比补贴更重要

　　外贸企业自身在努力的同时，也希望寻求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措施。

　　黄照奇说，这两年国家对外贸企业的各种补贴和照顾性措施减少了很多，企业对此也比较认可，毕竟企业的长久发展不能总依靠补贴过日子。

　　“建议不要再出台补贴性政策了，像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不是长久之计。其实，与补贴和优惠政策相比，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则更为重要。”任泽平说。

　　当前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之所以过高，是因为旧的增长模式还没有完全被破除掉，形成了三大资金黑洞，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能过剩的重化工国企、房地产。资金被沉淀在这些行业，新兴的产业拿不到钱，一方面是金融结构有问题，针对新兴产业的融资模式还没有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旧的增长模式没有破除，银行贷款给地方政府、重化工等产能过剩行业，并不是说银行会获得收益，而是因为有政府的隐性担保，银行的风险相对较小，这其实是一种资金的错配。这些行业不断产生无效的资金需求，也更容易获取资金，但其产生的社会效益和利润并不高，有的甚至不产生利润，这些行业对资金的占用，抑制了新兴的、成长型和正在转型升级行业的发展，增加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

　　新的增长模式拿不到钱，旧的增长模式反而能拿到钱，核心原因就是政府政策的失当。因此，中央政府应该下决心把旧的增长模式破除，降低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

　　破除旧的增长模式之后，核心是改革。“不能靠刺激，刺激受益的还是旧的增长模式，改革，才真正有出路。”任泽平认为，改革的核心一个是财税改革，一个是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会使得地方政府收支透明，这样无效的资金需求就会减少；国企改革可以让国企市场化。这两个改革一旦成功，降低整个社会资金价格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当资金价格降下来后，银行才会积极地去寻找新的增长模式，新兴行业、成长型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它们也才有可能长大。

　　在降低资金成本的同时，很多外贸配套政策也要跟上，比如金融业务国际化、产业平台国际化。任泽平认为，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