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金融之王：毁了世界的银行家》是一本介绍国际金融界大佬在大萧条中群像的著作。该书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如何根据巴黎和会的安排，重建金融体系，并由此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世界性的“大萧条”的故事。全书围绕英、美、德、法四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展开，他们手握重权，力图重塑世界繁华；又个性鲜明，不少人盲目自信，最终饮恨沙场，把世界推入金融危机的深渊。该书角度独特，不仅如一部优美的传记，情节引人入胜；又如一部有独特视角的经济金融史。该书中文版由巴曙松研究员、李胜利博士等翻译，于2011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文系该书部分内容摘编，敬请品鉴。

　　文/利雅卡特 艾哈迈德

　　1923年11月8日晚上10点，两个人抵达了柏林的大陆酒店，在餐厅的一个包间里亲密地共进晚餐。如出一辙的是，两个人都是典型的德国漫画式风格。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留着修剪整齐的军人式胡须，一丝不苟的短发中分发型。他叫亚尔马·沙赫特，是柏林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在当时担任德国第三大银行——达纳特银行的董事。

　　另外一个身材矮胖，脑袋硕大无比，面容臃肿，脸色苍白，显然是缺乏锻炼。他从容地微笑着，善于交际的他总是一副典型的下等阶层柏林人的腔调，既粗鲁又傲慢，但心地善良。他叫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是三个月前刚刚上任的德国总理。

　　第二天，也就是11月9日，是德国皇帝退位出逃的五周年纪念日。就在前一晚，在苏联大使馆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会，以此来庆祝苏联革命和德国革命的联合纪念日，然而施特雷泽曼却以处理国事为由并未出席。最近两天，他正忙于和内阁成员开会，因为国家已经濒临绝境，他们正千方百计地寻找对策。大陆酒店坐落于柏林市中心，毗邻林荫大道“菩提树下大街”。虽说算不上是最著名的酒店之一，但好就好在，这里靠近德国国会大厦，较为便利，而且十分隐蔽。

　　柏林从来就不是一个优雅的城市。战前，人们认为这座城市像极了德国皇帝的个性——傲慢、妄自尊大、举止粗鲁，马克·吐温曾将其称为“德国的芝加哥”。但是，柏林一直都很自豪地以欧洲最干净、最现代化的大都市自居，这一点也的确有道理。然而，现如今这座城市已变得破旧不堪，开始一步步衰退，在像“石灰色的尸体”一样走下坡路。城市里充斥着“乞丐、娼妓、残疾人和肥头大耳的投机商”，街道里遍布着“无腿的、撑着木板在人行道上前进的退役军人”、娼妓和因为软骨病而佝偻的瘸腿孩子。

　　同年8月，施特雷泽曼被要求组成新一届政府，当时上一届联合政府刚刚垮台，成为了五年内倒闭的第六届政府。人们认为，从政治角度而言，施特雷泽曼具备足够的能力将所有的民主党派（包括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间党派中的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组成“大联盟”，以拯救濒临解散的德国。

　　施特雷泽曼接管了一个深陷危机泥潭的国家。1923年，德国经历了一个异常闷热的夏天，全国性的暴乱和罢工不断，国家几乎分崩离析。在萨克森，共产主义者们威胁着要独立出去；而在南部，巴伐利亚政府正受到右翼分子的攻击。

　　施特雷泽曼意识到，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恣意蔓延的恶性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混乱局面，因此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货币问题。当时，税收收入在政府支出中的占比不到10％，缺口部分则由发行货币填补。

　　那天晚上，施特雷泽曼邀请沙赫特共进晚餐，试图说服沙赫特担任货币委员一职。这一新设职位的职责是改革整个德国的货币体系。这将使沙赫特独揽德国的财政大权，他手中掌握的权力甚至将超越财政部长。

　　对于沙赫特而言，这次可真是天赐良机。现在他已经很富有，并热衷于参与公共生活。尽管他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雅各布·戈德史密斯，但是他认为这位年轻的同事在商业决策上充满了风险。随着自己在达纳特银行的日益边缘化，沙赫特开始寻求新的挑战。

　　在后来，他将那个夏天的生活描述为如同“生活在火山边缘”。在他看来，最危险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但是，随着政治危机愈演愈烈，他仍然坚信，某种重要的机遇即将降临眼前。

　　晚上11：30，两个人用完晚餐，老烟枪沙赫特点起一支烟。就在这时，施特雷泽曼的一个助手突然闯了进来。几个礼拜以来一直有传闻，巴伐利亚的右翼组织企图夺取政权，一部分由地方军队和警察指挥官领导，另一部分则由34岁的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指挥。现如今，他们发起了政变。很明显，希特勒是与失势将军埃里奇·鲁登道夫共同策划了这场政变。他占领了一家慕尼黑啤酒馆，说服当地的政治领袖予以支持，并且宣布废黜柏林政府，准备向“那个罪恶的巢穴”发起攻击。甚至，有新闻报道走漏了消息，指出了慕尼黑的一些军队转投叛变者。施特雷泽曼匆匆结束了晚餐，赶回去参加在领事馆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

　　接下来的星期一，即11月12日，沙赫特在申克尔广场的办公室里接到了财政部长汉斯·路德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财政部工作，办公地点坐落于威罕斯楚沙街道上一幢阴冷的办公大厦里。希特勒发动了所谓的“啤酒馆政变”，妄图夺取政权，却在行动开始后不到24个小时就失败了，施特雷泽曼政府重新执掌了政权。

　　那天早晨，路德正式邀请沙赫特担任货币委员一职。尽管沙赫特假装自己需要时间认真考虑这一任命，但是当路德要求他立即答复时，他便欣然接受了。正如一位史学家所描述，“那种热情恰恰暴露了他的野心”。

　　沙赫特担任的职务享有史无前例的权力。他成为了内阁成员，并受邀参加所有的内阁会议；最重要的是，对于与货币相关的任何举措，他都享有否决权，而以往只有经过大多数内阁成员同意后方可行使这种权力。

　　政府计划发行一种全新的货币，即地产抵押马克。这种货币并非以黄金、而是以土地作为基础资产。政府授权发行这种新型货币的银行可以“抵押”所有的农业和工业财产，还可以对这些财产每年征收5％的税，实际上，征税对象是商业不动产。

　　尽管沙赫特担任着新的职位，但是和其他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对新计划的成功机率深表怀疑。最初，他对于以土地为基础发行货币的想法嗤之以鼻，认为那玩的不过是信心把戏；货币必须以高流动性、易于运输和国际上认可的资产作为支撑，例如黄金。以新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理论上这些纸币最终可以被转变成禁入的图林根州的某块森林或巴伐利亚牧场，或者可能是一家信奉共产主义的萨尔工厂。但是，沙赫特发现，收到这种新货币的人很难从这种理论的许诺中获得任何慰藉。

　　在对形形色色的货币改革计划展开辩论期间，沙赫特曾明确表示支持以黄金作为新货币发行的基础资产。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其逻辑的理论基础，但是最大的障碍在于，德国已经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可以作为新货币的发行基础。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的流动货币量达到了15亿美元，而作为基础资产的黄金仅有10亿美元。在经历了5年的战争赔款和货币崩溃之后，德国剩余的黄金储备量不足1.5亿美元。不仅如此，德国这些少量的黄金储备掌握在德国国家银行手中，而该行行长鲁道夫·范·哈芬施泰因坚持认为，他不会用哪怕一盎司黄金来支持在他可控范围之外的事情。沙赫特通常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建议德国可以尝试通过海外借款来增加其黄金储备。但是德国刚刚在去年的战争赔款中违约，并且现在部分领土已经被外国军队占领，人们认为这样的国家甚至都不可能在国际银行家那里获得申诉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新货币的特征（或者说是内涵）并不在于其理论上要以土地作为支撑，而是其发行数量需严格控制在24亿地产抵押马克以内，大约相当于6亿美元。沙赫特清楚地知道，维持新货币可信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其足够的稀缺性，因此他决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流通中的新货币数量严格控制在法定上限以内。沙赫特也因此遭到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被要求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温和的态度。尽管如此，沙赫特仍然坚持己见。他固执地、甚至是无情地拒绝了所有人的贷款申请，包括政府代表处、自治市、银行或者大实业家等。

　　对于范·哈芬施泰因而言，任命沙赫特的消息让他最终蒙羞。尽管眼巴巴地看着货币量在最近五年里出现了史上最大幅度的下降，但他仍然拒绝为这种混乱局面买单。他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失误，而是政府管理不当和盟军狮子大开口的结果。

　　1923年8月，施特雷泽曼重新执掌政权，他设法说服范·哈芬施泰因心甘情愿地离开。施特雷泽曼指出，公众已经丧失了对货币的全部信心，为了让人们重拾信心，仅仅采用新的交换媒介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还必须为德国国家银行任命一位新的行长。该提法被范·哈芬施泰因一口回绝。

　　面对着范·哈芬施泰因带来的压力，施特雷泽曼在德国国家银行之外又设立了一个货币委员的职位，以此来避开他。因此，当新的货币于1923年11月15日开始发行时，德国随即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境地，旧的德国马克和新的地产抵押马克这两种由两家平行的中央银行各自独立发行的货币同一时间在市场上流通。

　　无论是沙赫特还是范·哈芬施泰因，谁都没有打算与另一方进行任何沟通。两个人之间实在是天壤之别——范·哈芬施泰因是一位真正的守旧派绅士，他温和、彬彬有礼，但是现在的一切都已经彻底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而沙赫特则是傲慢的暴发户，充分准备好了应对反对改革的保守金融当权派，他可不在乎踩了谁的脚。

　　发行新货币的唯一理由是为已经崩溃的德国马克提供一种稳定的替代品。问题随之而来：人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比率将德国马克兑换成地产抵押马克呢？11月12日，6300亿德国马克兑换1美元。有些人认为，应当将兑换比率维持在这一水平，但是沙赫特决定再等等。黑市价格仍然在下跌，他希望等到没有人再抛售德国马克时再决定兑换比率。每天德国马克都在不断贬值，每天沙赫特都坚持继续观望。11月14日，德国马克已经贬值到1.3万亿才能兑换1美元，他继续无动于衷。一天之后，2.5万亿德国马克兑换1美元，他仍然按兵不动。11月20日，德国马克终于稳定了下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4.2万亿德国马克兑换1美元，此时沙赫特决定将兑换比率确立为每1万亿德国马克兑换1个地产抵押马克。

　　在沙赫特决定多等的那几天里，旧货币贬值了80％，这可真是一项精彩的战术举措。德国马克变得如此一文不值，以至于政府现在终于能够偿还数以万亿的债务。在政府最初借债时，这些债务总值为300亿美元，现在仅仅价值1.9万亿地产抵押马克，约相当于4500万美元。

　　在接下来的几天，无论是旧马克还是新马克，其黑市价格都在继续下降。11月26日，在科隆市，每11万亿德国马克兑换1美元。然后，最奇怪的事儿发生了。汇率走势开始反转。截止12月10日，汇率重新恢复到了每4.2万亿德国马克兑换1美元的水平。几天之后，货币价格重新稳定了下来。

　　当价格出现如此疯狂的上涨时，每一个德国人都竭尽所能地尽快抛出自己收到的任何现金。现在，货币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已经反转。随着价格的稳定以及随后的下降，持有现金变得有利可图。农民们重新恢复了对货币的信心，开始在市场上销售农产品，食物再次出现在商店里，人们不再没完没了地排队。

　　上述这一切并非全部都是沙赫特的杰作。施特雷泽曼和他的内阁同事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预算政策来支持地产抵押马克：他们暂时停止对鲁尔的工人发放所有的补贴款项，削减了1/4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所有的税收水平，从而打消了纳税人再递延纳税的念头。截至1924年1月，财政预算实现了平衡。但是，人们将主要的贡献都归功于沙赫特，新闻报道以“天才”或“奇迹般的人物”等称谓向沙赫特致敬。

　　12月20日，沙赫特受命担任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一职。尽管货币改革在初期取得了成功，但是沙赫特清楚地知道，德国的问题倘若仅仅依靠本国的努力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只有当德国可以暂缓支付战争赔款时，货币稳定性方才可以持续。最终，它必须与盟军达成协议，重新开始支付部分赔款；届时，马克将再次开始暴跌。

　　另外，沙赫特认为，建立在虚拟的土地安全性基础上的地产抵押马克只能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举措，他称之为“由混乱过渡到希望的桥梁”。最终，任何稳定的德国货币都必须以黄金作为基础资产。德国国家银行持有的黄金储备量还不到1亿美元，对于如此规模的德国经济体而言，这样的储备量完全不足以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因此，沙赫特必须从海外融入资金，以保证黄金储备量恢复到充足的水平。

　　显然，美国是一个最适合借款的地方——战后，在所有的强国中，只有美国仍然有充裕的资本。但是，在过去的三年里，美国已经从欧洲事务中撤离了出去，尽管有迹象显示，它打算重新介入其中。在沙赫特上任的最初几天里，他从许多中间人那里获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讯息，即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热衷于将德国重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内。诺曼是重建德国海外信用的关键人物之一。没有他的允许，不管是伦敦还是纽约的任何大型银行，都不会考虑为德国提供融资。在接管德国国家银行之后，沙赫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家人从瑞士接回德国；而第二件事情就是安排与诺曼在伦敦举行会晤。（完）

　　（本文节选自利雅卡特 艾哈迈德所著的《金融之王》，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