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由巴曙松研究员领衔翻译的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 布林德教授最新力作《当音乐停止之后》中文版本即将出版发行，该书是一部解读金融危机最权威、最准确的大师级著作。书中，布林德教授抱持着美国现代金融监管者的务实心态，以丰富的金融经验、独特的视角、精准的第一手资料与数据，真实地描述了金融危机的全貌和美国政府的救助行动，其中对央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分析尤见功力，而他总结的金融十诫和政策制定者的七步法，对当下中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完善与优化将起到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文版特别增加了布林德教授与巴曙松研究员专门为本书准备的对话“从金融政策角度反思金融危机”，可谓是两位经济学家的强强联合和思想的碰撞。今日本平台节选了书中该段对话部分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文/巴曙松；艾伦 布林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

　　巴曙松：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角度看，美联储下一步的退出政策目前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甚至有评论认为退出政策的执行不当可能会引发一下场金融危机。如果说耶伦在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时，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一以贯之的鸽派观点的话，那么，在作为美联储主席时，她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中取得共识、找到可以为各方大致接受的折中道路。如果说此前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以前的金融危机中应对中还算有迹可循的话，如何退出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刺激政策，确实还是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参考的。

　　那么在您看来，本次危机是否已经基本可以确认结束？下一次危机离美国和全球市场还有多远？下一次危机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爆发？

　　布林德：除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余波外，我认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了——并且我们看上去不会很快地经历另外一场危机。但不幸的是，几乎可以确定的说，下一次大的危机根本无法预测。伴随着美联储退出政策的执行和全球一系列经济体的周期性波动，可能会暗含一些潜在的风险事件，但真的很难判断哪些事件会最终引致新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巴曙松：事实上，对于美联储的退出政策，全球市场，尤其在新兴市场中存在着普遍担忧；同时，基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不同经济体存在的大分化格局，可能新兴经济体抵御这种新的动荡的能力更弱。基于美国金融体系以及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力，美国的经济政策决策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有的还会对新兴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因此美联储的政策常常得到许多新兴市场的严厉批评。您们如何看待这种批评？美联储在经济决策中应当如何考虑其全球影响？

　　布林德：我非常理解这些批评，尤其是来自新兴市场的批评。毕竟，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同时，美联储也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决策对全球产生的震荡远大于全球其他地方的决策对美国产生的震荡（虽然这种震荡确实存在）。尤其对于一些比较小的新兴市场（当然不包括中国）来说，会感觉自己是大海上的一叶孤舟，而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进一步，诚恳的说，美国的法律告诉联储做对美国最有利的事情，而不是对全球任何其他国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利益和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毕竟，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健康是益于世界的。但也不能否认，在一些个例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在这些个例中，我只能抱歉的说，美联储必须维护美国的利益。这是法律。

　　巴曙松：谢谢您的坦率，尽管从大的趋势看，美国经济的复苏对全球经济复苏是有利的，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效应上，我们也看到大量的利益冲突，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案例是关于美元的判断：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这句话隐含的含义是，美国享受了美元作为国际主导的储备货币带来的种种好处，但是，在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时，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美元、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大幅波动时，真正受到更大冲击的，往往是大量持有美元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个博弈中，美国享受了好处，但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像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所做出的货币决策将会在其他国家间产生震荡，而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会对美国产生影响。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的金融机构会越来越活跃地参与到全球金融市场的活动中去，中美金融体系的联系会日趋紧密，金融政策的相互影响也会更为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您们对于中美金融政策的协调、或者美国金融政策如何合理考虑中国的利益有哪些建议？

　　布林德：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跨越——表现在生产效率、生活水平、扶贫、产品质量等各个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有进步，但相比其他领域来看显然相对落后。举例来说，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但它还远不是全球金融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当然这不一定就是坏事，毕竟变革是需要时间的。一方面，中国对发展顺序的选择是合乎情理的：优先发展工业和贸易，然后才是金融。另一方面，拥有最复杂金融体系的美国在上个十年间并没有因此获得多少荣耀。在2008年，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高度关联的话，中国可能也难逃厄运。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金融市场一定也会相应扩张；中国金融体系和其他国家的关联度会日益上升。一旦这些情况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话，我相信中国会更加欢迎面向金融领域的海外投资（或投资海外），并且中国可能会允许人民币的浮动汇率。

　　巴曙松：您刚才提到如果中国金融结构与美国和欧洲足够关联的话，中国金融体系可能也会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大波及。实际上，即使金融体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金融动荡，带来的实体经济的巨大波动，以及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实际上还是显著传导了中国的经济总行中，只不过传导的机制与欧美之间的开放金融体系有所不同而已。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全球化时代，在动荡的金融危机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例外，即使是金融保持相对管制的国家和地区。

　　回溯金融危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此前的金融危机中，往往是由处于金融体系外围的新兴市场引发危机，然后传染到其他市场，此次次贷危机则是由通常被视为是金融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市场爆发并且传染到全球，这种爆发和传染的路线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布林德：是的，的确如此。我们以前常常认为金融危机始于新兴市场，但是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源自美国，而2010年的主权债务危机始于欧洲。世界已经变得不同了。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提到，未来的金融危机会在哪里爆发，会在何时爆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很难被预测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金融的金融危机都将源自发达经济体爆发，它只是表明未来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联会更加地紧密。

　　巴曙松：谈到金融危机的偶然性，您在书中也特别强调美国本次金融危机的肇事卡车是雷曼事件，那么，如果假设没有雷曼倒闭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会有哪些不同？全面的金融危机是否依然还会出现？

　　布林德：雷曼事件以前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因此拯救雷曼并不能阻止危机的发生。但是，我仍然坚信，是雷曼事件让金融危机变得如此糟糕。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以寻求真相。

　　巴曙松：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确实是难以真正复盘的，也许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当时支持美国的决策者不打算拯救雷曼的理论逻辑是什么，这种理论逻辑是否需要在新的经济金融环境下进行调整，例如，根据我阅读的相关文献，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存在着一种要教训教训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想法，而这种教训的对象碰巧又选择在了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雷曼身上。

　　接下来，想请您谈一谈对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有何见解。《在音乐停止之后》一书中，您专门用两章介绍了金融危机的七大祸源，在当前的环境下，如果请您们把它们按重要性排序的话，会怎样排序？为什么？

　　布林德：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祸源之间是彼此关联的。我所列出的七大祸源包括：两个泡沫（房产泡沫和债券泡沫）、过度的杠杆、松散的监管、银行的不规模操作、衍生品的泛滥、评级机构的毫无底线和疯狂的金融激励机制。

　　我会把两个泡沫排在这份清单的最前面，接下来也许是过度的杠杆与松散的监管。

　　巴曙松：如果回顾过去数百年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其实似乎每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也都是上述的这些因素，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表现形式有所差异而已，每一次在危机的形成和酝酿阶段，人们会强调当时所处经济金融环境的不一样；等到金融危机爆发、一地鸡毛之后，我们往往发现，实际上每次金融危机从形成逻辑到爆发，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例如资产泡沫、过度杠杆和松散监管，几乎是所有金融危机形成都具备的要素。

　　这种回顾和反思，也提醒我们，无论是监管者、市场参与者还是公众，在金融危机这个重大的事件上，往往是健忘的，需要研究者和决策者不断地提醒、不断地促使改进，我想这也正是金融危机之后包括本书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价值所在。希望这个对话，可以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这本书的脉络，并促使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完）

　　（本次访谈摘自艾伦 布林德教授与巴曙松研究员专门为《当音乐停止之后》中文版进行的专业对话，完整原文请参见该书中文版（2014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原访谈题目为《从金融政策角度反思金融危机》。本篇为该访谈的第二部分。）

　　文章来源：巴曙松研究员“百度百家”专栏（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