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信祥 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提要：区域互保联保风险已经从急性发作转入慢性治疗，风险总体可控，尚不构成全国性、系统性的问题。在情况严重的地方，已经对当地造成一定影响的，要及时切断传染链，改善区域经济景气预期。

　　互保联保的现状与问题

　　互保联保比较严重的是长三角地区，现在有向一些煤炭大省（如山西）及其他地区蔓延的趋势。因为数据原因，本文主要以浙江为例。

　　根据浙江省的有关数据，互保、联保模式约占浙江企业融资比例的40%，也有人统计这一比例为60%左右，我们估计至少为50-60%。根据泰隆银行2013年年报，报告期末贷款最多的前十大客户中有六位是保证形式的贷款，这可以印证互保、联保模式占比60%的说法。

　　根据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调查，参与联保、互保的企业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参与面广、杠杆率高。调查的样本中，保证贷款的比例均在60%以上，且涉及到的户数也比较多。

　　企业有七大担保类型，其中主要的担保类型为企业出于融资需要形成的互保、联保，这种占比32%。另外还有两种担保模式。一是集团企业内的担保，这种模式在北京以及央企里面很多，因为很多商业银行都要求央企的母公司必须对子公司或者分公司进行担保。但在长三角的民营企业中，这种模式被滥用，名声很不好。因为一位民营老板可能控制几十家公司，公司之间的关系非常隐秘，这种案例屡见不鲜。二是产业链上下游、有货款往来关系企业的担保。这种模式本身很好，因为是某个核心企业对供应链的外围企业进行担保。做中小企业业务最好是有一个核心，围绕着核心企业，周围有几百家中小企业，形成一个集群。对商业银行而言，为这些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易于控制，应该鼓励。

　　联保互保的形成与发展

　　联保、互保最早用于农户间，而从农村到城市，互保联保贷款的风险就不一样了。公司法对担保的规定是“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是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所以，如果是公司治理很完善，法治很健全，担保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大股东控制。

　　随着担保互保的发展，担保互保模式发生了一些异化，表现之一为授信额度过高、过滥，每个联保成员都获得授信额度。表现之二为互保联保多数在同行业或上下游、同圈子内进行，面临的风险相似，资产组合风险分散效用有限。此外，银行对资金去向监管缺失，一些企业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矿山、股市等。通过异化的担保互保方式，原本的链状担保演变成了跨行业、跨区域的网状式担保链。

　　出了风险之后，企业如何表现呢？典型事件是，杭州的600多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诉求主要有两点：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省银监局等以及各级政府维稳办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二是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放给相关企业，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3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这是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浙江600家民营企业对政府提出的请求政府干预的要求，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值得深思。银行则怕企业“假死”，例如，将房产抵押物虚假过户给亲朋，企业主仅缴纳交易税；将一些司法上已判决拍卖的房产抵押物，提前以5年期、10年期租赁出去；迅速在境外成立空壳公司或借用他人公司，以出口订单形式一笔笔汇出货款，扣除“帮忙费”后剩余“货款”归自己账下。

　　此时是地方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发挥“守夜人”作用的时候。浙江省政府下发通知，对企业做了分类：对于主业经营良好、暂时出现资金链紧张的企业，要协调银行机构统一行动，尽量不抽贷、不压贷、不缓贷，灵活办理企业转贷，不搞“一刀切、急刹车”；对于产能过剩、救助无价值的企业，要大力推行破产清算，发挥市场优胜劣汰作用。政府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具体而言，政府所做的是建立监测预警体系，适度参与对出险企业的救助协调，建立应急周转资金，采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建立会商帮扶机制等。

　　银行的反应则各不相同。比较常见的是收紧、甚至停止联保互保信贷模式的业务，对之前这类贷款加强风险监控。一些教授评论银行的这种行为时表示，虽然从银行角度而言，抽贷是理性行为，但是如果一起抽贷就会造成整体不理性。

　　责任的分担和风险的化解

　　2004年，周小川行长在总结安然事件、世通公司事件以及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金融市场中的分工和责任推诿现象。因此须事先防范风险，减少事后责任推诿。比如，交易员倾向于购买AAA级债券，但是AAA评级不一定能够保证债券没有风险，这也是一种责任推诿。

　　担保中同样存在责任推诿现象，首先担保公司的风险评价能力或风险承担能力未必比银行更强，但银行为什么都需要担保公司呢？因为有担保的情况下，如果被上级追查，责任比较明晰。责任推诿这一现象从2004年提出至今已经10年了，大家看看是否还存在类似现象。

　　那么，此次联保互保风险的责任应如何分担？可以从周期性、区域性、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这五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是周期性因素，一是目前正是“三期”叠加[3]时期，二是这些担保企业涉及的行业大部分是周期性行业，如地产、钢材、煤炭行业。温州的二手房房价、上海的钢材、山西的煤炭价格都发生大幅下跌。

　　其次，区域性问题包括总量过剩、杠杆过高、产业转型没有及时升级以及热钱涌入。例如，2012年农业银行全系统23%的贷款投向长三角地区，其他银行也是如此，都认为长三角地区回报高、效益好，每年都把总信贷规模中超过20%的份额分给长三角。经过10年、20年的投放，形成类似热钱进入东南亚的效果。如果投资回报跟不上，有可能会“泡沫破灭”。

　　第三，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有GDP情节，并且对企业有父爱主义。与此同时，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或补助的担保公司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银行贷款又有担保需求，最后就把使用农户贷款的互保联保推广至城市，促使企业联保互保。另外，最近十年地方政府开始公司化管理、经营城市，追求增长。浙江省2004-2013年主要的经济数据显示，本外币贷款余额净增5万亿元；地税和国税收入增长也很快，2013年国税、地税收入都达到5千多亿，政府财力增长很可观。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全国性担保行业实收资本共计8282亿元，平均每家融资性担保机构实收资本不到1亿元，每家提供的担保都有限。然而银行的信贷投放都有担保需求，但对担保主要提供者的资本金等约束不足，这是企业联保互保大规模增长的重要背景。

　　浙江省比较富裕，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3年位居全国第3位，仅次于北京、上海。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29年位居全国省区第1位。这意味着浙江是一个富裕的地区。

　　第四，企业的责任。企业经营失败或投资失败会产生不良资产。企业出具大规模的担保或者被担保企业将资金投向多元化经营、偏离主业时，可能没有履行公司治理的手续或违反相关要求。整体而言，出现问题说明企业的抗周期能力还比较弱。此前温州部分企业过分融资，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矿产及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如造船、光伏），“投资热钱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这种投资冲动全国都存在。

　　银行信贷成本虽然略高，但还可以接受，出问题的企业主要是因为民间借贷成本过高。为什么在有银行信贷的情况下还进行民间借贷呢？因为这些企业认为其所投资的项目的收益足以偿还民间借贷的利率，这是他们对前景的误判。现在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年化利率那么高，在房地产价格不能继续上扬的情况下很难有项目能实现这样的高收益。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跟不上，企业预期回报难以实现，陷入困境就难以避免了。

　　最后是银行的角色。银行的内部信贷审批环节存在把担保异化为一个责任推诿工具的现象。对此银行也在反思，工行首席风险官魏国雄《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反思》的文章中说：“风险防控主要靠担保，甚至把担保当成判断风险和融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不仅接受担保公司担保，还接受企业互保联保等无实际意义的担保。”，“存在实际风险管理被形式上合规操作替代的问题。”这两段话指出的问题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同时，也存在羊群效应，如长三角地区或者浙江地区效益好，大家都去开设机构，内部切分信贷额度时都向长三角倾斜，结果造成信贷过剩。用“热钱（热岛）效应”角度分析：全国银行连续20多年把20-25%的信贷资源投向长三角区域，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热钱流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个体银行来说，这是符合商业原则的理性行为，但是“羊群”效应的结果是使得长三角区域杠杆过高，遭遇“三期叠加”周期性后，问题比其他区域更加严重，导致了“集体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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