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家来说，比如美国，进入美国的市场和从美国流出来，都是不需要货币自由兑换的，可以以美元本币的形式大规模进出。

　　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都在推动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向前。

　　在近日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学术研讨会”上，来自IMF、人民银行等官方和学术机构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就如何处理好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如何更好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市场驱动人民币国际化

　　郭建伟：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主要经济体出现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的动荡对我国进出口商和经济体有一定影响。规避货币风险较好的选择就是扩大本币结算。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我们开始把原来人民币不能走出国门的政策解除。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紧围绕市场需求，清除制度障碍；采取市场化事后管理方式，而不是行政化方式。

　　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和框架已经建立起来。资本项下，人民币往出走，境外项目可以获得人民币融资，同时境外机构可以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境外清算行可以在中国拆借和回购。回流也建立了机制。同时也安排一些境内企业在境外发债，形成了人民币既可以跨界出去也可以跨界回流。

　　解决好跨境离岸清算有三个通道，包括清算行清算，建立代理行制度，还有NRA非居民账户。下一步我们准备建立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使得市场需求能够尽可能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人民币对非储备货币的汇兑价格，在银行间市场形成之外，也逐渐在某些区域市场的银行柜台形成。

　　张礼卿：人民币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市场驱动的过程。和英镑、美元、马克、日元、欧元一样，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过程。跨境贸易中间人民币结算比例提升，是2009年中国实现贸易结算货币管制放松的结果。2009年以后，我们给人民币同等待遇，企业可以自己选美元或者人民币，很多企业都选择用人民币，这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Robert McCauley：负利差，也是使人民币走出去的好方法。中国外汇资产回报率太低。使中国海外资产可以从美元、欧元部分转成人民币，应当允许通过金融契约的关系，把部分风险转入到其他举债国，而不是由中国纳税人买单。

　　转变资本账户管理手段

　　郭建伟：中国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改革是否可以改变一下管理的模式？比如从数量的管理或是行政化的管理，逐步过渡到市场化、经济的管理。

　　确实如此，我们现在的改革路径是逐步向这个方向转换。首先把与贸易、投资、实体经济有关的，由事先行政管理转移到事后的备案、监测、分析管理。当然对于金融市场的跨境投资，涉及到短期资本的流动管理，还涉及到外债管理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国家借用本币外债风险远远小于借用外债风险，这个观点正在中国逐步体现出来。

　　潘英丽：对货币自由兑换我们有一个新的解释，实际上货币自由兑换是指信用货币对黄金的自由兑换。1976年通过黄金非货币化的决议，此后，货币自由兑换已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现在市场的投资者把货币自由兑换等同于与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这其实是误解。

　　对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家来说，比如美国，进入美国的市场和从美国流出来，都是不需要货币自由兑换的，可以以美元本币的形式大规模进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对资本账户的管理是很多的。加拿大一个研究院专门研究全球经济自由化，其中关于资本账户的自由度他们有一个评估和排名，美国排在最后，英国排在第一，满分是10分，英国8.2分，美国是4.8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外汇管理的年度报告里，有11项管理，英国有一项关于直接投资的管理，而美国有7项，意大利、加拿大、韩国各有两项管理，所以国际货币发行国对资本账户需要更有效的管理。

　　资本账户的管理涉及到管理手段的转换。对中国来说，资本账户的管理要从行政管制走向法律和经济手段，这也是国际惯例。

　　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

　　Andrew Tweedie：SDR的第二次检查要到2015年完成，所以我很难给出提前的告知。我们2011年讨论过SDR篮子的构成，当时有一些指导意见，也有一些考量和想法。SDR是全球储备资产，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的，补充全球储备，是IMF提供工具允许成员国可以自由使用的货币。

　　SDR第一次变化是1981年，篮子数量从16个减到5个，目的主要是让篮子构成更简单，使篮子更容易复制，与此同时保证篮子里的货币有广泛的深度外汇和资本市场。这个变化也把篮子的构成和用来计算SDR利率构成的那些货币统一起来。

　　欧元出现以后，1999年第二次调整，欧元取代了法郎和德国马克，所以篮子里的货币从5个降到4个。IMF明确了两个纳入篮子的标准：第一，是进出口规模；第二，篮子里的货币应该由基金决定是不是可以自由使用。

　　郭建伟：人民币是否可能会在将来成为SDR篮子的货币？根据SDR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已经回答了，我们是可以的；第二个标准取决于自由使用的标准。我们期待SDR在未来有新的标准的理解，将人民币作为一个候选的对象。

　　我们在中国推进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坚持一个理念，即人民币走出去为实体经济服务。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倡导这个理念，反对过度投机。希望未来通过各方面的改革，能够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创造越来越成熟的条件。现在看基本成熟，希望SDR不要把人民币排除在外。

　　潘英丽：SDR最初是美国提出来的。1963年美国财政部官员提出，1969年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章程里提到有关SDR所有决策必须由成员国协商，多数投票通过，因此SDR任何决议面临两个障碍，一个是美国一票否决制。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美国不再需要SDR，因此完全可以否决。此外，关于IMF的合法性。SDR需要有一个全球央行发行，IMF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巨大的瓶颈。关于IMF的配额改革，我们建议投票权、融资权、出资义务这三项功能从配额当中分解出来，逐一分离。

　　提升央行独立性

　　Domenico Lombardi：人民币要完全的国际化需要一些前提。首先是国内的金融市场要有很好的流动性，有开放的资本账户，汇率可兑换。从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看到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流动性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些数据没有考虑到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银行业的效率、治理、在各个司法区的法律框架等等。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还不够，根据ADB研究，中国债券市场只有美国债券市场的九分之一大小。中国的银行业指标也是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来看资本账户，经常账户和其他储备货币是最接近的。但是，欧元区4个领先国家中，西班牙、意大利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开放资本账户，也就是不久前的事。总而言之，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和人民币在金融市场的使用还是存在二元对立。

　　张礼卿：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除了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的成熟、资本市场的开发等，我还想补充两个：第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需要进一步提升。如果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汇率政策可能不会给潜在的人民币持有者足够的信心。第二，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

　　人民币要成为一个彻底的国际货币，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毫无疑问是需要的。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分层次。浅层次来讲，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要求彻底的甚至更加进一步的开放。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有不少管制，但这种管制并没有阻碍美元国际化的发展。在伦敦出现的欧洲美元市场，就是在美国国内有大量金融管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段历史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中国完全可以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的同时，允许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阶段我们可以更多通过离岸市场，去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不需要加快在岸的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如果过于草率推动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极有可能损害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