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深港合作区创造并开辟了深港合作的一个崭新并具有挑战性的模式。如果说以往的深港合作主要表现为要素的流通与往来，

　　那么前海合作区域的创建，将使合作从单纯的要素流通领域，进入决定要素流动的制度层面

　　陶一桃教授，1958年4月生于哈尔滨，1989年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

　　文 《法人》特约撰稿 陶一桃

　　早在1988年6月3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90年代中国与世界大会”的与会代表时说：“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次年5月，邓小平在与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重申：“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

　　或许可以说，在经济特区创办30余年的今天，在小平寄予深情厚望的深圳，随着国务院对深圳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批复同意，一个伟人在中国内地再造一个香港的伟大构想将有希望、有可能、有条件从美好的蓝图变为脚踏实地的伟大而辉煌的实践。这一伟大的实践不仅意味着一个崭新的经济合作区域即将诞生，更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将有可能凭借着一种体制创新的力量逐步走向深化。

　　如果说30年前创办深圳经济特区，是为了以非均衡发展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今天在市场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的深圳，创办以深港直接合作为先导的前海经济合作区，从根本上说则是要以制度创新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学习、培育、创造符合市场经济成长的制度环境，从而真正推动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如果说30年前创办经济特区之时，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那么今天，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创办以深港直接合作为先导的前海经济合作区，就不只是开拓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对外开放的平台，而是在缔造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现代化的世界级都会区。

　　规划用地15平方公里、位于珠江口东岸、深圳南山半岛西侧的前海合作区，无疑会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和无限创造力的经济实体。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信及媒体服务、高端商业服务等均被列为该合作区内重点发展的产业。但是，从对它的功能定位来看——深港合作的先导区、体制机制的创新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结构调整的引领区——已经道出了前海合作区对转型中国的更深层的制度变迁的示范效应：它是一种经济合作，更是一种体制创新；它是一个产业集聚，更是一个制度变革；它创造着机遇，更产生着思想；它繁荣着经济，更文明着社会。体制、机制的创新，更深刻的制度变迁不仅是它创办的前提与意义，同时也是它得以生存、发展、示范的基础性制度保障。

　　因此，前海合作区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实体，更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集聚群，而应该是一个鼓励创新的宽松、包容、高效率的制度环境，企业家们实现个人理想王国的自由的天堂，滋养公民意识与精神的高雅而温暖的土壤，体现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美丽而文明的港湾。

　　所以，邓小平所说的“再造几个香港”绝不是再建几座摩天大楼，更不是简单复制商业社会的繁华，而是要让作为香港社会持续繁荣保障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良好的社会运行规则，有利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文明的制度环境，成为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与更加普遍的社会运行体制与机制，为推进粤港及至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产生并发挥深刻的绩效。

　　借鉴香港体制优势

　　借鉴香港体制优势，发挥香港国际经济中心的优势和作用，深化粤港紧密合作，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是创建前海深港合作区的目的所在。

　　改革开放30余年来，香港一直是祖国内地了解世界、学习市场经济、融入国际社会的最直接便利的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主要是内地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自由往来是香港与深粤乃至全国普遍采用、实施的合作模式，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引入港资、与港人合资以及港人独资是内地与香港合作的最基本的，一度也是最主要的方式。即便是CEPA的实施，也主要是向香港开放市场，以政策的优惠允许、鼓励港资参与内地市场竞争。应该肯定地说，与香港资金、物资、商品、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的往来，推动了祖国内地，尤其是深粤区域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加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而且带来了足以改变社会运行体制的竞争的繁荣，和建筑于共同价值理念之上的共同的发展。当然，与此同时，香港的体制和制度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选择，而没有作为社会发展的内生要素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法和决策程序与模式。“一国两制”下的深港直接合作区的创建，把借鉴香港体制优势的理念，变成为谋取更大发展的要素引入和为共同繁荣的现实选择。所以，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理解为技术、科学、工具、手段，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制度、体制、文化与文明。

　　香港社会向我们展示的是被实践检验、证明过了的，不断被人的试错教训所修正、完善过了的一套优质的政府机构框架及行政运作程序。香港在管理社会的功能及效率上、在政府的决策理念及程序上、在官员的服务意识及法制观念上、在政治生活的民主及平等的价值取向上，都非常值得以改革开放起家的深圳市政府学习与借鉴。

　　香港的体制优势，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向先进制度学习，有助于克服、避免转型社会的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无知、保守和低效率，比如，原有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及传统意识形态，会直接影响官员们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选择偏好，而先进体制的示范则可以使人们在短期内迅速跳出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避开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从而提升对制度变迁的认知能力。再比如，转型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的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结果在利润最大化方面的短期努力会导致对持续无效活动的追逐（在制度制约给定时），而且即使它们会追求生产性活动，也可能会导致无法预期的结果。向先进制度学习，既可以消除制度变迁的时滞，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减少制度变迁中的包括服从心理和情感在内的无形损耗，同时还可以使政府在制度的变迁中走向成熟、理性并富有责任感和服务社会与民众的职业人价值取向。

　　深港合作区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在中国的集中表现。借鉴香港体制优势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学会“按国际规则打篮球”。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特在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上，而不是目标本身。中国特色是对人类文明的认同的过程，而绝不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

　　推动改革迈向纵深

　　“先行先试”，探索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运行体制机制的制度创新，并以制度创新的绩效示范全国，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向纵深迈进，是前海深港合作区新的历史使命。

　　“先行先试”是转型中国赋予经济特区的“先天”品格，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赋予经济特区的政策“特权”，是非均衡发展战略赋予经济特区的伴随风险和成本的“优先”变革权，更是经济特区政治生命力依然不朽的原因所在。30年前，深圳经济特区凭借着“先行先试”的政策“特权”，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市场经济的伟大而艰苦的实践。在“先行先试”的旗帜下，深圳经济特区不仅曾把价值规律、市场竞争、劳动力商品、股票利息等最基本的市场经济概念与实践“输送”到了全国，同时也曾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石破天惊的口号叫响神州。

　　3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深入，人们对中国社会更深刻的制度变迁的期待，赋予了“先行先试”以更加深刻的内涵、更加深层次的意义和更加深远的使命。这一新的深远的使命就是继续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智慧与胆略，全方位探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运行规制、社会制度环境和法律保障机制，在政治体制改革、行政运行模式、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探索福利社会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的前面，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社会全方位健康发展的排头兵。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接受深圳新闻网记者专访时说：我们希望把香港的服务业全方位拉进前海，同深圳合作，这是我们香港比较强项的东西。在珠三角“先行先试”做一个基地，最好的基地就是深圳，深圳最好尝试的地方就是前海。在谈到深港前海合作区的发展时，曾荫权还强调：深港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把两个地方联系起来了。本来有些事情香港不能做的，由于有了这个关系，也做起来。深圳也是一样，有些方面深圳可能单独不能做好的，特别是金融服务方面，因为有香港的关系，会做得更好。因此，“一国两制”是我们成功的方式之一。

　　香港是一个成熟、完善、高度国际化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地区，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均相对较高的城市。“前海”的深港合作从根本上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合，是共同选择的必然结果。正如当年的“包产到户”一样，虽然它的存在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但它的创造力来自基层。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前海”不仅是一个必定会充满奇迹和创造奇迹精神与力量的深港直接合作的经济平台，而且也必定会是一个以制度创新的实践和“先行先试”的经验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的宽松、开放、包容、文明的国际化的生活圈。

　　如果说30年前毗邻香港使我们迅速了解市场经济成为可能，那么30年后的今天，深港直接合作区域的产生，将使社会运行机制的完善和管理体制的创新变得更加直接和迫切。作为一个成熟运转的社会，香港向我们展示出来的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效率，民主、透明的议事、办事秩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成熟、稳健的社会应急系统，崇尚自由而又富有责任感的市民精神，都是深圳应该学习的内容。

　　“先行先试”既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又是一个向先进学习的过程。“先行先试”不仅是经济体制机制的“先行先试”，还必然包括政治体制、行政管理机制、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社会诸方面更深层次制度变迁的“先行先试”，这是特区的品质，更是特区新的使命。

　　建立服务型政府

　　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导作用，为前海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是前海深港合作区域稳步成长的基本保障。

　　前海深港合作区创造并开辟了深港合作的一个崭新并具有挑战性的模式。如果说以往的深港合作主要表现为要素的流通与往来，那么前海合作区域的创建，将使合作从单纯的要素流通领域，进入决定要素流动的制度层面。前海深港合作区域的创建，与其说是挑战着我们的企业家，不如说是挑战着我们的政府。深港的直接合作是向现代企业制度学习的过程，更是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迈进的过程。经济活动，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活动，是不可能在一个制度、法律和政治的真空里进行的。相反，切实保障个人的自由和私人产权，以及稳定的倾向体系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正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制度安全保障，使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享受其劳动的成果，并因此而受到鼓励去诚实而高效率地工作。

　　政府是制度环境的唯一供给者。对于转型社会而言，政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订、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从而营造有利于改革创新的制度环境。无论从理论还是逻辑上说，特定的制度环境是特定制度体系运作的法律—道德的空间，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成长的核心保障。

　　G·斯蒂格勒说：“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产业来讲，国家要么是一种可能的资源，要么是一种威胁。”理查德·爱泼斯坦也说过：“任何一个懂得政府行动越少，成就将越多的政党，都将在政治上取得巨大而可喜的发展机会。”沃尔特·奥肯说：政治程序与经济程序的相互依赖性迫使我们要同时解决它们。它们都是同一整体程序的组成部分。没有竞争程序，就不会有能起作用的政府；而没有这样一个政府，也不会有竞争的程序。

　　对转型社会而言，服务型政府建立的过程是一个职能转变与放权的过程。没有政府提供的制度保障就不会有市场的程序与繁荣，但政府的任何越位和专权又都将损害市场与经济的增长。在由传统的投资型政府、指令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汲取发生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病”的经验教训。由于当年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土地价格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过度操纵，使日本经济坠入停滞的十年。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毕竟是配角，而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而且只能是公司（企业）。只有树立了这样的理念，“前海”才可能成为一个闪耀理性光芒和经济辉煌的崇尚自由与公平竞争的真正的市场，从而走进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