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扛杆，是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和媒介。中央苏区时期，苏区的领导者们在领导苏维埃经济建设时就高度重视金融建设，充分发挥红色金融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合作化运动、巩固苏维埃政权诸方面的重要作用。

　　苏区金融三奇葩

　　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先后在赣西南地区领导发动吉安东固、万安、泰和、永丰、赣县大埠、信丰、于都、寻乌、南康谭口和兴国崇贤等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东固、桥头等苏区。其后，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苏区区域不断扩大。为了活跃苏区经济，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巩固苏区红色政权，各苏区大力开展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建设。其中，在经济建设上，盛开了三朵夺目的金融奇葩。

　　东固平民银行。东固平民银行，位于东固苏区东固街一栋灰顶白墙、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楼房内。它是由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中央苏区最早创办的银行，红色中华的金融史自此开创。

　　1927年2月，共产党人赖经邦等在吉安县（现青原区）东固涧东书院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领导开展革命运动。1928年2月，中共东龙区委（9、10月间改为东固区委）成立，东固苏区初步形成。东固苏区包括了江西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5县交界的广大地区，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达15万。东固苏区创造了独特的斗争经验，是被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陈毅称之为“东井冈”的红色割据区域。

　　东固苏区的崛起，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赣西南的统治。然而，东固苏区和其他苏区一样，处于四面白色区域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经常对苏区进行军事“清剿”，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解决东固人民和部队的给养问题，发展生产，活跃市场，中共东固区委领导苏区军民积极开展反经济封锁斗争，并决定成立东固平民银行。

　　1928年10月，由农民协会出面集资、红二团资助银洋4000元作为基金、以原消费合作社为基础的东固平民银行正式成立，黄启绶任行长，黄启绶、刘经化、汪安国、王全享、邱有文、李文连等7名共产党员组成平民银行工作委员会，负责银行的日常事务和业务活动，同时雇用了两名职员。

　　东固平民银行开始发行的纸币，称“东固平民银行铜元票”，是红色政权的第一张纸币。纸币的票面分1元、5角、200文、100文4种。开始发行的纸币为蜡纸刻版印制，后来改为油印木版印制。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大，不久又印发了2元纸币。

　　毛泽东对东固平民银行颇为重视。1929年2月，红四军到达东固与红二、红四团会师后，毛泽东在李文林陪同下，亲临东固平民银行考察，并派人给予指导和改造。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军领导人又先后亲临考察。

　　东固平民银行的基金，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向东固地区的党员、干部借贷；二是由当地的社会公堂及富有之家捐助；三是在区委的革命活动经费中借贷；四是开展银行储蓄，宣传动员革命群众向银行存款。到1929年春，银行基金扩大到8000元，发行纸币2万元。

　　1930年秋，红军攻下吉安后退到东固时，给东固平民银行拨了两台石印机，配备了石印工人，东固平民银行的纸币自此全部换成石印，并添上了颜色。

　　信用是银行的生命。在基金充足或不太宽裕的情况下，东固平民银行都坚守信用，做到随到随兑，有多少兑多少，因而纸币深受欢迎，很快流通到兴国、泰和、永丰、吉水等地。

　　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东固平民银行归辖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并改组为东固银行。10月，再改称为赣西南工农银行。

　　江西工农银行。江西工农银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赣西南革命形势大发展中创建起来的，它经历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艰苦岁月，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

　　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赣西、赣南苏区连成一片，苏维埃区域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地跨25个县，占有14座县城，横断江西半壁河山。

　　苏维埃运动的迅猛发展，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深深地刺痛了蒋介石。蒋、冯、阎军阀混战一结束，蒋介石便调集10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因此，无论是为着红军反“围剿”的大量给养，还是为着赣西南苏区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建立统一的财政金融，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鉴于此，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27日发出《秘字第四号通令》：“本政府为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当然要准备充分的经济，为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之需，因此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同时财政部为着要使金融有广泛的流动，使我革命群众与红军在经济上有绝大的充裕，因此发行钞票一百万元。”“该钞票在赤区一律通用。”

　　江西工农银行成立于吉安城，行长颜达，有职员、印刷工人10余人，石印机七八台。江西工农银行成立后，先后发行了4种“暂借发行券”、铜圆票投放市场。此前的东固平民银行在根据地有良好的信誉，因此作为临时货币发行的“暂借发行券”获得了当地群众的踊跃购买。江西工农银行很快筹集到200万元，使红军获得了给养保障，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奠定了经济基础。

　　1930年11月，江西工农银行迁至吉安县东固瑶下，后又随军转战，先后迁驻永丰县的龙冈、兴国县的莲塘、万安县的良口和兴国县的水头庄等地，最后迁驻瑞金。江西工农银行虽随军转战各地，但始终坚持营业，也从未停止过纸币的印制。其发行的纸币，一直流通到1932年夏。

　　江西工农银行自成立以来，为组织货币流通、活跃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充沛的物资支援下，红军5天之内两战两胜，歼敌逾万。1931年1月，蒋介石10万大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不到4万人的红军彻底粉碎。

　　闽西工农银行。闽西苏区建立初期，金融市场非常混乱，不仅有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四大银行的纸币，还有土著军阀、资本家发行的钱钞，而且银价极不统一，严重地影响了苏区人民生活的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苏区急需有自己的银行。

　　1930年9月召开的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指出：“目前为要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以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唯一的办法是建立闽西工农银行，各县设分行。”随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关于设立闽西工农银行”的布告，随即由阮山等着手筹备。

　　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由阮山、曹菊如、邓子恢等7人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阮山任行长。闽西工农银行总行设在龙岩，各县设立分行，营业范围有存款、放款、汇兑、买期票、买卖金银、发行纸币、铸造铜币，兼营储蓄。

　　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发行了面额为1元的银圆券和面额为1角、2角的银圆辅币券等3种面额的货币。1930年11月25日首次发行一元券3万张；1931年5月闽西工农银行迁至永定虎岗时，又发行了1元和1角、2角铺币券。同时，闽西工农银行还发行了股票20万元，每股按1元(大洋)为单位(不收纸币，金银器可折算大洋)。各级政府、工会、部队组织募股委员会动员广大军民募股。一时间，闽西苏区内出现一股购买股票热潮。广大妇女取下身上佩带的金银器纷纷购买股票，一些商人也按捺不住心情认购股票，从而使得闽西工农银行的基金快速充实、扩大。

　　闽西工农银行货币发行后，即顺利占领市场，成为根据地内的主导货币。

　　闽西工农银行在活跃苏区经济、沟通苏区内外赤白贸易、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支持农业生产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苏区的各项事业迅猛发展，经济空前活跃，特别是长汀县城的水东街，商品经济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大大满足了苏区军民的需求，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1930年底，闽西工农银行随闽西苏维埃政府撤离龙岩城，先后辗转到永定虎岗、上杭白砂和长汀涂坊。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长汀后，闽西工农银行的业务旋告结束。闽西工农银行的货币流通4年多后退出了流通领域。

　　袖珍银行担大任

　　以赣南、闽西苏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苏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在这里成立的国家银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成立国家银行。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的纪念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

　　1932年2月1日，新生红色政权下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它像一座丰碑，屹立于跌宕而光辉的共和国金融史上。

　　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全行仅行长（毛泽民）、会计（曹菊如）、记账员、出纳员、兑换兼杂务5人；成立时注册资本仅有20万元，且在成立后的几天之内因为战争需要被全部划出；办公地点是只有两厅三房约200平方米的两层民居，而且还住有老百姓，金库是10平方米的柴房。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袖珍”银行，自建立始，就承担起了建立苏区财政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的重任。

　　建立金融体系。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立，打破了自1905年以来主要由以外商银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势力、以钱庄（银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信用机构构成的旧中国金融体系，创立了独立的苏维埃金融体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

　　随着战争的发展，国家机器从弱小到强大，吸收存款、放贷兴业成为国家银行面临的重大任务，支援革命战争必须充实国库家底。

　　为了筹集军费，维持临时中央政府的运转，国家银行代理临时中央政府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

　　1932年6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第九号布告，指出：“现在革命大大的发展，革命战争在全国各方面继续获取伟大的胜利……加强红军的力量，同时要准备充分的战争经费与红军给养，这成为革命战争胜利的二个主要条件。”提出“为了充裕革命战争的经费，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与发展，特举行募集短期的‘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同时发布《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同年10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十七号训令，提出：“为更充分的保障这一次战争的完全胜利，充分准备战争的经济，特别是动员一切工农群众，更迅速完成这一准备，中央政府特再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20万元，专为充裕战争的经费”。同时发布《发行第二期公债条例》。

　　1933年8月，国家银行再次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

　　1933年7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动员一切力量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从经济建设这一方面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普遍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与一切生产品的产销，发展对外贸易，这样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是当前的重大战斗任务。”同时颁布《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为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行经济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

　　经过地方政府层层宣传动员、开展认购竞赛，苏区群众争相购买，这三次公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提前超额完成。

　　为加强金融管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10月22日颁布了《国库暂行条例》。国库制度建立之后，直接由国库实施国家所有现金收入、保管、支出等事宜的管理，中央苏区实行统一的金融政策，包括统一债务政策、统一借贷政策、统一货币政策、统一货币发行，财政金融管理趋于科学化、规范化。

　　创立货币制度。统一货币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的首要之事。只有统一了货币，建立起独立的货币制度，才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巩固工农革命政权。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的货币比较混乱，流通的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圆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圆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而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也同时在苏区流通，这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由于国民党长期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条件极为艰苦。国家银行在发行货币时缺少印制钞票的纸张、油墨等印刷材料。1932年5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后，银行工作人员才辗转从厦门采购到彩色油墨等印刷材料。为了统一货币，国家银行及临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又制定了一系列金融财政上的法规法令、政策章程，确立了当时红色政权统一币制的基本内容，为这一币制的实行提供了法律保证。

　　毛泽民认识到国家银行及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权力机构必须承担“驱逐劣币，回收杂币，禁用外币”的重任。这样，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必须走出去，发动群众，建立兑换和回收网点，使已连成一体的中央苏区内的广大民众听从政府的号令，团结在国家银行周围，自觉维护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金融政策法规。

　　强大的宣传、切实可行的兑换措施、畅通的发行渠道，使得苏维埃纸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货币统一后，市场物价和金融秩序平稳有序，苏区百姓对苏维埃纸币的信用度提高了，苏区的金融环境开始稳定。

　　统一金融开新篇

　　刚成立时的国家银行虽系“袖珍”型，但随着各革命苏区的发展和扩大，国家银行的分行、支行等分支机构相继设立。信用合作社作为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填补了国家银行的空白区，在推进苏区各项经济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银行初步的组织体系以及内部的架构设计，成为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的雏形。

　　拓展金融业务。银行成立后，1932年7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银行主要担负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和税收，以及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支持苏区的生产与贸易等职能。同时，国家银行还受政府委托，代理国库出纳，代理政府发行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这些职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央苏区的经济运行和货币流通，为苏区建设提供经济保障。

　　1932年6月，行长毛泽民到汀州物色会设计纸币的人员，汀州红军印刷厂的地下党员毛钟鸣推荐了黄亚光。

　　黄亚光，福建长汀人，早年留学日本，写得一手好字，会画画、绘图。从日本学习回国后，参加长汀中共地下党组织，后又为县委领导成员。此时，“肃社党”运动正席卷闽西苏区，黄亚光也被诬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即将执行。

　　毛泽民了解后，立即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黄亚光救了出来。此后，黄亚光步行到了瑞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便是设计苏区纸币。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选取了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体现了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改为列宁头像。

　　1932年7月，国家银行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半年内印制5分、1角、2角、5角和1元5种纸币共计65.61万元。货币以银圆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元银圆，银圆券为国币。国家银行货币发行流通后，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稳定了苏区的金融环境。除纸币外，中央造币厂还在瑞金洋溪铸造少量的苏维埃银圆和一些“大头洋”“小头洋”“老鹰洋”银圆，以利沟通赤白贸易。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国家银行开始吸收存款。1934年3月20日起，国家银行开办储蓄存款业务。据记载，当年仅瑞金支行就吸收存款2600万元(均为银圆)。

　　国家银行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定期放款暂行规定》《定期抵押放款暂行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存款与信贷两头并进。在吸收存款步入正轨后，国营工矿、手工联营、耕田农民、个体商家均成为国家银行的放款对象，涵盖农业、工业、粮食调剂、合作社、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当时，苏区各行各业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兴起，造纸、织布、铁器、榨油、砖匠等行业都得到了国家银行的扶助支持。尽管国民党层层封锁，但中央苏区内仍百业俱兴。

　　设立分支机构。1932年冬，国家银行总行机构达到最大规模，行长之下设总务、业务两处，总务处下设文书科、券务科和管理科，业务处下设会计科、营业科和出纳科。在这期间，国家银行分别在福建、江西设立分行，在福建白砂、南阳和江西瑞金等地设立兑换处4个，在各县苏维埃政府、各红军经理机关设立了数十个代兑处。1933年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金库后，国家银行总行开始代理国库，又增设金库会计科。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迎来了全盛时期。苏区的扩大、苏区经济以及各业生产的发展，都需要国家银行增设分支机构。兴国、瑞金、石城各支行以及国家银行长汀县办事处，便于这一时期陆续成立。同时，其他苏区的金融事业和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湘赣、湘鄂西苏区的金融机构统一发展成为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由于各地苏区仍未连成一片，处于分割状态，这些国家银行分行与总行业务上没有直接往来，仍独立发行货币。

　　信用合作并行。信用合作社，是当时的国家银行的一个得力助手。早在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其《宣布本府成立及政纲》中就明确提出：“政府帮助贫苦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借贷合作社。”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的粮食价格仍然不稳定，老百姓生活仍然十分贫苦，给苏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鉴于此，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

　　1932年2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要求各地积极创办信用合作社。《训令》指出，要发动群众由雇农工会贫农团领导，在春耕中开展耕种互助运动，无论人工、耕牛、农具、种子一概彼此帮助，以便适当解决各种困难。4月12日，临时中央政府又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自此开始，包括信用合作在内的中央苏区合作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入社的社员购买生产资料或其他急需用途而资金紧缺时，由信用社提供短期低息贷款(不超过1年)。同时，信用社吸收群众存款，开办有定期、活期、零存整取3种储蓄业务，付给利息，存取自由。

　　1933至1934年，中央苏区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到1934年，兴国、瑞金、会昌、于都、石城、寻乌等县的信用合作社陆续成立。各地信用社也积极发放贷款支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填补了国家银行业务的空白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编入中革军委第二纵队第四梯队，监护国家总金库的资金，参加突围转移。次年10月到达陕北，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行址初设瓦窑堡。1936年7月，随中共中央迁至保安。1937年1月，再迁至延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名义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为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立和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培养了大批干部力量，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培养了优秀人才，而且把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传递给了后来的金融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