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比较优势的转换，我国必须加快推进出口竞争力的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舍此别无他途。

　　文/隆国强 编辑/孙艳芳

　　我国从一个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小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是当今世界贸易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2%。我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人们在探究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原因的同时，更关注未来中国贸易发展的道路。

　　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原因

　　我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初，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为第32位；但到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我国货物贸易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成为名符其实的推进世界贸易发展的发动机。我国货物贸易长期保持顺差，成功地解决了制约工业化的外汇短缺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外贸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1985年时，初级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比重为50.5%，主要靠出口资源来换取外汇；现在，我国出口中95%是制成品，其中约60%是机电产品，30%是高新技术产品。我国已经从一个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小国发展成为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贸易大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我国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早期服务贸易中，能够取得贸易顺差的是国际旅游、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等。近年来，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工程承包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也是逆风飞扬，高速增长，从以往分包商上升为总包商，从以往只能从事土建等低附加值工程变成现在可以提供设计和配套设备的高附加值服务，带动了我国成套设备的出口。由于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我国在计算机服务、咨询等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实现了顺差。不过，尽管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服务进出口在全球的排名已经分别上升到了世界第3位和第4位，但服务贸易总体长期持续逆差，而且逐年扩大，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强。

　　上述成就的取得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紧紧围绕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进工业化一直是我国政府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按照“两缺口”理论，要想顺利推进工业化，就必须克服制约工业发展的两个缺口——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克服外汇缺口，固然可以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借用外资，但从长期看，如果出口部门没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仅靠资本项目下的外资流入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出口创汇始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核心目标，也是发展对外贸易的核心目标。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增强出口竞争力，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引进出口导向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增强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保持外贸政策与外资政策的有机结合，大力吸引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之时，正处于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对外转移的节点。我国牢牢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政策举措，大力吸引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将外商投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品牌和国际销售方面的优势与低成本生产要素的优势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技能优、吃苦耐劳的优势，使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理论的指导下，为推进大进大出的沿海发展战略，我国实施了“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政策，鼓励发展来料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政策规定，凡用于加工复出口的进口料件，进口时无需交纳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只需在出口时向海关核销即可。这一政策一方面保护了我国缺乏竞争力的上游制造业，另一方面也令我国在国际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状态下大范围地参与了全球分工，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了趋利避害。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来吸引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没有象中国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加工贸易政策的，因此，也就没有像中国这样大规模地参与全球分工，并从中获取利益的。加工贸易政策是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重要结合点，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大创举。

　　第三，将吸引出口型外资企业与增强本土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我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增强本土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进人民币汇率的贬值(1994年以前)、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放松外贸权管制、改进通关等贸易便利化和大力开展贸易促进活动。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竞争力大幅增强，制造业出口高速增长，在出口中的份额明显提升。

　　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阶段，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的比较优势也处于快速转换时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外贸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一，我国出口竞争力主要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环节。从海关统计数据看，我国出口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电产品出口已占到我国出口近六成，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约三成。但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仍集中于劳动密集的低附加价值环节。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苹果手机。苹果手机是在我国组装生产的，但生产苹果手机的大部分上游产品需要从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进口，在华生产的主要环节是简单的零部件加工和成品组装。据有关资料，一个最终售价178美元的苹果手机，在我国的增值仅3.4%。

　　从出口的技术含量看，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明显提升，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品如电信设备、交通设备、发电设备以及一些成套设备逐渐走向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力日益加强。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仍集中于中低、中等和中高等技术，高技术占比仅约5%，远低于世界平均的18.25%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见表1)。

表1 2010年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第二，支撑我国出口的比较优势快速转换，传统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压力凸显。我国制成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以往，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加之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出口部门的劳动成本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处于较低水平。但近年来，出口部门劳动力供求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相应上升；二是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完成转移，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已跨越“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时期；三是由于高等教育平民化改革，扩大高校招生，使高校每年的入学人数从2000年的108万增加到现在的约700万，导致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工人供给大量减少，推高了出口部门的工人工资；四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工厂需要支付的社保成本相应上升。上述变化，使我国出口部门的工资成本自2003年起，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越来越小(见表2)，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消弱。比如，2000年时韩国单位劳动成本是我国的16.3倍，2012年已缩小至5.7倍；与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劳动成本相比，目前的差距也缩小到2.9倍和1.9倍。而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更是从优势逆转为劣势，如印度、印尼等人口大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已降至我国的30%。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大大削弱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些企业开始将生产基地向更低劳动成本的国度转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出口导向之路，导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不足，又致使产能过剩加剧，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我国传统产品出口的竞争压力凸显。

表2 各地区相对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设中国为1)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比较优势虽然慢慢失去，但同时又有新的优势涌现出来。主要表现在我国拥有大的本土市场(大市场可以产生规模经济，进而有助于研发和品牌建设)、人口质量红利(人力资源质量高、成本低)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比较优势的转换要求我们调整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从出口创汇转向价值链提升。

　　第三，我国出口的外部国际环境正处于变化之中。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金融危机后，各国更加重视出口，普遍加大了对本国产业的扶持与保护力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则推动“再制造业化”，也更加重视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针对我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持续增加。二是区域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使我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目前，全球FTA已达300多个，其中大多数是新世纪以来建立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正加快步伐，巨型区域一体呼之欲出，我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受到冲击。如果不能急起直追，我国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美国以TPP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为平台，强力推动新的经贸规则，如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竞争中性等规则，同时还在推动制定多边的投资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等。如果我国不能加速国内体制改革，将难以适应这些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届时，我国要保持传统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难度会更大，出口结构升级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

　　努力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我国比较优势的转换，我国必须加快推进出口竞争力的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舍此别无他途。

　　提升价值链要牢牢树立机遇意识，把握好国际、国内有利于价值链升级的新机遇。而这些新机遇已经出现：从“引进来”看，我国国内大市场、劳动力素质提升和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吸引外国投资加速对华转移高端产业活动，人才也加速向我国汇聚；从“走出去”看，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提供了低成本海外并购的机遇，是我国企业在全球整合资源，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渠道的捷径；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我国性价比较高的资本品提供了广阔市场；而国际上离岸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则为我国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出口提供了难得机遇。

　　第一，营造互利共赢的外部经贸环境。一是要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充分发挥我国经贸大国的影响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与深化；二是要积极、主动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避免被边缘化；三是要积极参与新的经贸规则的谈判，避免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四是要采取多种方式与重点国家开展务实经贸合作，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不拘一格，灵活地选择开展项目合作、次区域合作、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制度性合作等不同方式的区域或双边经贸合作。

　　第二，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一是要牢固树立制造业立国的理念。面对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实行的“再制造业化”战略，我国更要把制造业作为在全球竞争中立足的根本，并在全社会牢固树立高度重视实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观念；二是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机制；三是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五是探索多种多样的有利于促进研发及其产业化的新机制，如新技术孵化器、留学生创业园、风险投资基金、技术交易市场、产业技术联盟等。

　　第三，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实行开放发展战略。虽然对幼稚产业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后起国家的产业升级，但过度或过长时间的保护不仅会令企业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且容易形成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我国必须调整目前对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有序降低贸易保护，打破垄断，大力鼓励平等竞争。其中的关键，是要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

　　第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依靠低成本竞争的战略下，中小企业是出口主体；而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大企业是主体，以最大限度地分摊研发成本和品牌成本，赢得国际竞争力。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改革国有大型企业，增强其创新动力，将其改造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要改革行业准入制度，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进入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扶持其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第五，改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一是要改革教育体制，按照市场需求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人才；二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着力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培养出一大批技能型的产业工人；三是要加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投入，力争尽早突破技术瓶颈。

　　第六，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应以成套设备为重点，加大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扶持力度；同时，要综合利用外交、援外、贸易信贷、工程承包等多种手段，加大对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促进力度。此外，在大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同时，还要逐步向发达市场渗透。

　　第七，将加工贸易上游料件的进口替代作为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突破口。加工贸易上游料件大部分是资本技术密集的中间产品，从加工贸易料件进口替代入手，可以充分利用、发挥下游加工环节在华的独特优势，实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借船出海”。

　　第八，以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服务业开放是新一轮开放的重点领域。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明确了开放服务部门的目标，要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基础上，尽快推动更大范围的服务开放，引进先进的服务理念、业态、管理与人才；同时，要着力推进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大准入，实现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平等竞争与合作，促进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增强。要牢牢把握服务外包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以培养服务外包龙头企业为重点，以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为依托，改善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