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特约作者 王君/文

　　又有一位金融监管官员倒下了。

　　中国金融监管官员太辛苦了 。几年前有人上书总理，说农民真苦。其实金融监管官员何尝不苦？只是他们的苦是另外一种苦。他们不是饥寒交迫那种苦。但是对于读书人来说，疲于奔命、心力交瘁、劳而无功、进退维谷，也是苦。

　　时下社会上普遍对政府公务员没有好感，往往把他们跟贪腐和无能画等号。这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的官员有苦难言。在我所认识的一大批财政、央行和金融监管官员里，知识与能力在国际上也不输同行。他们在国际组织和会议上，都有不俗的表现。问题是，尽管他们有良好的教育和职业素养，也作出巨大努力，效果却不总如人意，因此成就感和职业自豪感总有欠缺。

　　人的夭折与职业并无必然联系。任何国家行业机构的人都有意外发生。但是人能承受的工作强度是有限的。加班到半夜甚至凌晨两点，对四、五十岁的人来说，很可能就是压坏骆驼的那根稻草。长年加班加点疲于奔命，身心健康不能不受影响。几年前银监会一位年富力强的处长，也是在上班途中突然发病离世，撇下妻女没有着落。昨晚听说某部委国际司和金融司的司长，常常晚上10点钟还出现在楼道里。金融监管机构的很多业务骨干加班加点更是常态，甚至周末也不得休息。

　　金融监管官员长年加班加点，跟政府机构的组织安排和管理密切相关。的确有些政府部门人浮于事。但是越是核心的专业性强的部门，越是人手不足。南美一个小国的国债管理部门，动辄有二、三百人；而中国负责同类业务的部门，往往只有几个人，尽管他们管理的国债规模，比那南美小国多出几十倍。证券监管部门的核查大队，仅有五、六百人，而实际需要至少在5000人甚至上万人。银行现场检查人员，在2003年以前人民银行时期有1万多人，现在恐怕连一半都不到。银监会成立以来，监管的银行资产已经翻了几番，可是人员编制却没有增加。在编制管制的情况下，有些部门或者聘用临时人员，或者从基层借调，还有其他种种变通办法不一而足。

　　人手不足，任务增加，加班在所难免。但是有些加班，则完全不必要。中国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僚文化，报告方式实在要命。事无巨细都要层层上报，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源浪费，同时又使得专业人员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和想象力无法得到发挥。有时候，国务院某领导要来视察，或者要听汇报，也许就会导致一些专业人员好几天加班加点赶写报告。有时候某个领导人的一个临时动议或者批示，就能让千军万马忙上半个月。这种运动式的工作方式，也许能够应付一时，但是大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形成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效果。这种随意性和运动式的做法，不仅限于中央政府层面，也屡见于金融监管机构的派出机构。那些不胜其烦的金融机构，往往也效仿监管者，以同样的方式折腾分支机构。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古人有言，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到了现代社会则可以说，落后的制度和体系之下，没有完卵。如果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编制不足，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则监管官员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成为不二的选择。

　　到了重新审视中国金融监管理念的时候了，即使是为了维护监管者的尊严、健康和福利。维护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稳健，实行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足可以让金融监管机构满负荷运作。随着市场决定作用的增加，和政府直接介入和控制的减少，金融监管的挑战会大幅度上升。相比之下，人员编制捉襟见肘的压力必然加剧。如果不改弦更张，继续重复以往的落后做法，不仅金融改革的大业难以实现，金融监管人员的流失与牺牲也在所难免。

　　如果让金融监管机构和人员，在法律的基础上行使职能，而不是赋予它们不必要的一些堂而皇之却非主流的任务，监管官员何至于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疲于奔命？ 如果金融监管机构有足够的日常运作的独立性，它们只需要按法定程序，向最高当局例如人大负责足矣，而没有必要为应付随意性的报告，运动式的检查，维护关系和印象而忐忑不安和拼命表现。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享受家人和生活，谁又有权干预？如果金融监管机构和人员的设立和预算安排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僵硬地受到某个部门的官僚化控制，还会有变相增加人员，集体不诚实，同工不同酬，让那么多专业人员没有职业安全感吗？如果金融监管机构按功能而不是行业设置，还会有那么多摩擦矛盾，重复而又无效的监管竞争行为吗？

　　有太多的如果，没有答案。其实答案是现成的。远的不说，近在咫尺的香港和新加坡，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早在上世纪90年代，某国际组织就耗费巨资向中国提供过金融监管机构设置和人员岗位描述的技术援助。现在的麻烦，是不知道有谁真正对这些问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