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城镇化是支持中国经济结构变革的力量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肖翊｜摄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最终要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确保当土地的使用权发生转化的时候人们可以得到合理的市场化的价格赔偿。

　　——迈克尔·斯彭斯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 北京报道

　　“如果下一个10年中国经济还能继续高速增长，城镇化必将是其重要的引擎。”2001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对《中国经济周刊》总结道。2014年4月8日，就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颁布后不久，斯彭斯来京出席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第四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

　　尽管对话会的主题被定为：“中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挑战与机会”，作为以研究劳动力市场见长的经济学家，斯彭斯更关注中国人口红利的衰减以及快速的城镇化步伐。

　　斯彭斯认为，城镇化是现代经济的根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如何让城镇化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是当前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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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迈克尔·斯彭斯、乔治·阿克尔洛夫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长期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探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启发。据媒体报道，他曾受中央高层邀请，负责对“十二五”规划研究课题的成果进行汇总评估。

　　在参加颐和园对话会间隙，斯彭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就中国在城镇化方面遭遇的挑战，给出了自己的药方：城镇化必须通过带动就业增长，才能推动经济增长。

　　“城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而应把它视为支持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力量。一些经济体经历‘坏的城镇化’，是因为人们在没有就业的情况下涌入城区。要避免这种不良后果，城市须有公开透明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和完备的基础设施。” 斯彭斯说。

　　中国已过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即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刘易斯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 农村富余劳动力将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具备低成本的生产优势。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消除这一点，一直在经济界存在争议。而斯彭斯认为，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将消失。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经济界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已到和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争论也日益激烈，您怎么看待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

　　斯彭斯：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依靠从传统行业通常是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巨大的劳动力供应，保证了劳动力工资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当你想提高劳动力工资的时候，总有新的竞争者来填补你的位置，所以工资总是上不去。刘易斯拐点就意味着这种情况停止了，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了。

　　这样的话会提高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的作用力，使得GDP中投资和消费的占比更为合理。如果中国经济想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话，出现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好的事。

　　我认为中国年轻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不像印度、拉美、非洲，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中国可以通过修改政策来改变情况，比如单独家庭可以生二胎政策的放开等都会使得人口生育率上升。只要中国的人口不因此“爆炸”，这些政策调整都会有利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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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兴经济体中，人口红利确实是经常出现，但人口红利是否存在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只是人口众多，但是经济发展模式无法创造或新增就业岗位的话，那也不会有人口红利反而会令人头疼。

　　中国正经历人口老龄化，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已经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约82％是农村人口，现在大约50％。当然这一数据仍有争议，因为这取决于农民工身份的界定。但我认为当中国成为完全现代化的国家的时候，中国可能只有10％甚至更少的人口在农村从事农业，所以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发生过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再有那么多了。

　　《中国经济周刊》：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您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面临什么挑战和机遇？

　　斯彭斯：我想近些年来，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积极的方面，虽然工资上涨，给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利润上涨带来了压力，但是这是好事，因为收入上涨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基本处于比较好的形态。

　　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不是这样，有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僵化，进而影响了经济结构，使得产业的适应性、灵活性不够。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有不平衡的情况，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得比较快，但是高端劳动力市场比如大学生工资上涨比较慢甚至还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但这种不平衡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不平衡可能是由于其他经济问题引起的，比如金融领域的问题，未来这些问题能否被解决，取决于中国现正在进行的深入改革的方案什么时候能够贯彻完成。

　　《中国经济周刊》：您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您怎么看待近期中国的城镇化在改善国民收入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

　　斯彭斯：实际上中美两国都有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但是从最近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这个问题正在好转，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工资上涨，此外本届政府的改革注重民生。在中国新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就有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就是要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无论收入水平高低和所处的地域在哪里都能享有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等，当然这不可能是朝夕之间就做完的事情，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内容。

　　另外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腐败、滥用权力，特别是涉及到土地问题，我知道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也要解决这些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最终要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确保当土地的使用权发生转化的时候人们可以得到合理的市场化的价格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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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吸取俄罗斯的国企私有化教训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今年2月，中石化宣布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销售业务混合所有制经营。此后中冶集团、上海国际集团等大国企也相继宣布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斯彭斯认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防止国企全面私有化。

　　《中国经济周刊》：国企近期启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近期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您对这一改革有什么看法？

　　斯彭斯：国企改革需要很长时间，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有企业规模如此巨大，致使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地完成。中国的国企不能全盘私有化。中国政府、决策者希望以大规模的投资和比较好的收支平衡来抵御可能遭受的经济冲击，而这就需要中国国企的帮助。

　　凭借这种模式，中国经济发展能保持平稳发展，而一旦国企私有化，就失去经济的“维稳力量”，这很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俄罗斯的私有化就没有搞好。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拥有巨大的资产，民营企业没必要全部进入控股。国资委可以减少对每个公司的控股，但是可以保持对多个公司的控股，我称之为多样化战略。这样国资委实际控制的资产还是那么多，但是你可以控股的公司数量却很多。然后政府可以利用部分国有资产来支持社保养老体系，可以做好多事。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中国政府可以认真考虑怎么来盘活手中的国有资产。

　　除少数特殊领域外，总的来说保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相互有竞争是好事。政府管理好国有企业，并保证民营经济合理进入，从而产生竞争、推进创新，这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斯彭斯的学术贡献：

　　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

　　斯彭斯研究发现，有时候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对商品掌握信息不一致，即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市场资源无法均衡配置。要解决这一难题，市场上掌握信息更多的一方需主动发出信号。

　　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为了谋到一个较好的工作，应聘者往往从服装到毕业文凭挖空心思层层包装，使用人单位良莠难辨。斯彭斯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获得成本”概念，他举例说，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应聘者如果出示具有越难获得的能力证明就越表明其具备可信赖的能力。比如求职者提供哈佛毕业文凭，就比一般学校的毕业文凭更有可信度，以此证明其能胜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