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郁青 徐清子

　　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于1995~2005年5月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在此10年间，沃尔芬森为世界银行这一面向全球贫困人口的重要借贷机构在亚非拉和欧洲地区开辟出了一条独特之路。

　　2005年卸任后，他在布鲁金斯研究院设立发展中心，致力于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扩大和维持发展的干预措施，以解决关键的发展挑战，并努力弥合发展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此外，他还担任“加沙撤离问题特使”，主要负责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后振兴加沙地带经济的使命。沃尔芬森从事环境和发展问题研究达30年之久，在目前新兴市场依然动荡不安之时，《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这位发展领域的泰斗，沃尔芬森对于新兴市场的未来发展依旧充满信心。

　　不要把“金砖国家”打包看待

　　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这是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然而过去的六个月似乎发生了巨大转变，您认为新兴市场的黄金(1282.50,2.50,0.20%)期是否已经过去？

　　沃尔芬森：当然没有。直到1995年，发达国家10亿人口创造出占世界80%的GDP，而世界上另外50亿人，包括中国和印度，共同创造出剩余20%的GDP。2000年之后，这个状况发生改变。至2050年，当世界总人口约为90亿时，发达国家的人口也许还只有12亿，而发展中国家几乎能创造占世界总量60%~65%的GDP。

　　日报：目前这一比例约为40%？

　　沃尔芬森：是的，40%。但事实是，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的总和约为50%，也有可能是45%，亚洲整体接近60%。事实上，目前新兴市场的起伏完全符合历史的轨迹。经济的发展从未持续沿直线增长，而总是起伏更迭，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一个缓冲期。有趣的是，这个缓冲期是大冲击还是小滑坡还不得而知。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日益担心会经历大冲击。

　　日报：是的。目前人们已经用“脆弱五国”（南非、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代替之前提出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了。“脆弱五国”都过度依赖国外投资，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沃尔芬森：那些国家某种程度上的确依赖国外投资，但并未唯一依赖于此。问题是各国借到多少贷款、由此创造多少内部增长，以及在出口领域的竞争力到底在哪儿。我认为直接把5个国家放在一起考虑并认为同一件事对各国产生相似的影响是十分危险的。在我看来，上述五国的经济增长状况良好，也有很多人持乐观态度，也许这些乐观态度现在有些脆弱。

　　日报：尤其指巴西？

　　沃尔芬森：过去几个月的确出现了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来说，之前人人认为巴西的经济增长是无上限的。然而，根据我在这行多年的经验，巴西经济增长出现起伏是常事。

　　日报：人们认为巴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减少。

　　沃尔芬森：我认为不仅对巴西，对澳大利亚亦是如此。澳大利亚和巴西在大宗商品的出口上一直呈竞争态势。目前当他们看到中国试图降低对煤炭依赖时，会产生担心，因为煤矿正是这两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中国已对许多国家的天然能源进口做出巨大帮助，最受益的正是澳大利亚和巴西。

　　中国不会发生结构性危机

　　日报：如今人们可能不再聚焦新兴市场，而关注乌克兰危机。然而仅一个月前，人们还会问这样的问题：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事情是否会重演？新兴市场今日面临的困难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相似吗？

　　沃尔芬森：我不认为每场危机与之前的危机有相同的爆发缘由。如你所说，如今人们无法确切把握东西方的情况。在八国集团（G8）中，你会担心俄罗斯的经济情况；也会担心那些在进口贸易中，高度依赖俄罗斯油气资源的国家，例如乌克兰；目前东欧局势也不明朗；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俄罗斯与G8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对抗。

　　另一个热点则是中东。不仅是阿拉伯地区，伊朗、突尼斯等国存在的争端也令人忧心，总而言之，中东地区正在发生许多事。未来，中东地区的年轻一代对新政府的需求也将引人关注。他们不再希望世袭家族，也不希望50%的财富只流入个别家族。中东问题需要严肃对待。非洲也不例外。

　　环顾周遭，我认为很有趣的一点是，上述问题都被社交媒体放大。20年前的学生还没有手机，也无法轻易接触到手机。然而“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埃及面临的危机得到整个中东地区人民的回应和参与。对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言，国界的概念已不如以前强烈。他们关心个人层面上的希望、繁荣和教育，他们关注那些索取过多的领导人。如今，他们之中50%的人萌生改变现状的念头。我认为这是特别有益的现象。

　　日报：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持续吗？很多人对中国的增长都很悲观。索罗斯年初曾说，今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中国。

　　沃尔芬森：索罗斯指的是没有监管的信用增长，这也正是美国出现的情况——非银行金融机构帮助经济增长。他们完成了本应由银行进行的事。我知道在中国，银行系统外的信用增长远远超过了政府愿意看到的规模。

　　日报：那会给中国造成债务危机吗？

　　沃尔芬森：我不认为在中国会发生结构性危机。但中国会出现个别的危机，因为政府不再保护私人企业。人们一旦贷款，问题就会产生。中国的另一个问题是，绝大部分的债务人都认为政府会提供隐性担保。这样，政府不得不吸收那些坏账。而现在政府明确表示，不可能永远补贴坏账。

　　须让债务回归合理水平

　　日报：摩根士丹利的新兴市场主管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告诉我，根据他的观察，5年前，1美元贷款能在中国创造1美元经济增长，而2013年，4美元贷款才能创造同样的增长，新贷款中的三分之一用于偿还旧债。您认为中国还能维持7%的增长吗？

　　沃尔芬森：当我还在世行供职时，世行对35个国家发放贷款。例如贷款给某个国家1亿美元，你就会看到该国用这笔钱做了什么。多数情况是，98%的钱用于偿还债务了。当发现这一情况，我发起针对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Forgiveness of Debt）项目，让这些国家把资金用于急需的地方。这个项目的最终总额不少于500亿美元，这就是债务免除（Debt Relief）。需要免除债务的原因是，如果不这样，额外债务无法刺激经济。如果关于中国债务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借出的每4美元中，2.5美元用于还债，这不会对任何形式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日报：美国去年下半年表现出色，失业率降低，第四季度增长率更是高达3.2%。然而今年连续两个月的状态不佳， 你怎么看美国的经济增长？

　　沃尔芬森：首先，针对一个或者两个季度而对经济衡量是太短暂的时间。美联储正在试图削减债务。国家不能永远在如此大的债务下运行，必须最终推出定量宽松项目。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存在金融上的额外债务，关键在于思考从哪里入手能够让债务回归合理水平。这是政府必须做的，不只美国，每个国家都如此。

　　日报：您是否认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正在经历着一次巨大改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而现在方向再次改变，重新由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来领导？

　　沃尔芬森：我认为美国很重要。但毫无疑问，在2030~2040年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我不怀疑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总额的比例将会从现在的40%上升到今后的50%~60%。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转变。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欧美人来担当领袖，我无法想象国际金融机构在未来没有发展中国家来领导。新事务喷薄涌现，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认为这种改变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