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节选自国外研究机构去年5月的内部报告。彼时，中国还未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中国已成为了世界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以往的研究，人们总是强调中国政府推动的重要性，以及对接收方国家和西方竞争对手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但很少有研究从中国私有企业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话题。

　　该文解释了国家的监管和强有力推动如何矛盾地弱化了私有企业的境外投资，使得它们在对外直接投资（CODI）中只占据非常小的份额。作者认为，和亚洲的其它经济体相比，中国并没有跟上投资的步伐，投资回报率也令人失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于直接地集中于拥有资源和原材料的有权势的国有企业（SOE），目前的CODI是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扩展和衍生，而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也支持了这一论点。

　　在海外，为什么中国私有企业不能够更活跃？是什么阻止私有企业走向海外？国有企业为什么不更多地投资于非资源领域？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DI）报告中，私有企业投资所占份额不超过1%。2010年的份额只有0.4%。一些学者也许会说私有企业所占份额小是源于它们在合作和技术上的不足。但是私有企业是中国产业出口和创新的主要贡献者。中国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孙晓华也证实说，私有企业是中国最具创新力的企业。66%的注册专利，74%的技术创新和82%的新产品开发均源自这些企业。在中国所有的汽车制造商中，吉利（中国唯一的私有汽车制造商）自2003年起已通过在海外销售IPR盈利。根据孙的说法，在2008年500家最大的私有企业中，245家都被认定为高科技企业，209家有它们的自主知识产权，320家有自己的创新部门。此外，利用现代合作模式，82%的私有企业在2008年注册为现代企业。就像很多人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私有企业是创业型和低成本的，这也许就是它们能够在全球出口中占据强有力份额的原因。

　　至少有三个现存的障碍，阻止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CODI政策、SOE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和国有下属企业在海外市场对私有企业的冲击。

　　首先，目前的CODI政策是在2004年制定的，要求投资公司在国家政府部门或这些部门的当地办事处获得审批。

　　SOE能够从放宽的审批中获得好处。私有创业者的反馈表示这些审批花费的时间过长。比如，浙江的一个私有企业，飞跃（Feiyue），在海外有18个子公司，而只有三个通过了政府审批。据飞跃经理孙建平说，审批程序相当复杂，每一项都需要耗费很多时间才能完成。暗地操作使私有企业可以更快地在境外投资上做决定，但也导致它们无法寻求政府的支持。

　　对于致力于大额度投资的私有公司来说，地下渠道是不可取的，然而国家部门的审批又无法预测。四川的大型私有汽车公司腾中（Tengzhong）在2010年填写了收购GM悍马的申请，但在6个月后仍旧没有收到任何审批结果。继续等待了一个月后，这家公司意识到它们没有通过审批的可能性，最后决定撤销其收购合同。每一个审批机构都对它们的不做为在事后做出解释或是事实上的拒绝：国务院发言人表明并没有收到申请、NDRC表示此项收购是服务产业，因此不在审核范围内、MOC的理由则是腾中并没有说明它的交易是为了获取技术还是专利。腾中与当地政府有非常好的关系，但是与北京的政府部门没有联系。“走出去”政策将审批工作集中于中央官僚机构，对滕州的海外收购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其次，中国SOE在主要部门的垄断，阻止了私有企业进入利益可观的国外商业领域。

　　当大型SOE在海外收购战略资源时，私有企业也拥有同样的干劲，但SOE在国内商品市场的垄断扼杀了这样的商业愿望。2008年，山西的私有企业家柳先生与中非签署了铁矿石的收购合同。他为这一投资准备了所有材料。在当地NDRC审核时第一次遇到了困难。尽管官方文件表明会在10-15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但刘先生的申请不知在哪一个步骤就停滞了。之后刘先生通过非洲西部的一家石油公司筹到资金，用这笔资金绕过审批程序收购了铁矿石。他的第二次障碍来自于一家SOE，这家竞争对手发现了刘先生的合同，联系了原始所有者，试图窃取他的合同。幸运的是，刘先生与原始所有者签署的是排外协议，因此得以保住他的投资。但他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向中国市场进口的执照。虽然中国对于原材料有很大需求，但在刘先生收购了铁矿石后，他没有途径可以把铁矿进口到中国。在投入了8亿美元之后，刘先生于2010年开始在中非寻找买家接手他的铁矿石。当问起他未来的投资计划时，刘新生不住地摇头。

　　再次，SOE在中国海外拓展上的主导地位影响了私有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业务。

　　在与政府有关的项目上，如果中国的SOE加入竞争，私有企业基本上没有赢的可能性。只有在中国SOE不参与的领域，私有企业才有可能通过竞争获得一定份额，并得到微薄的利润。在一个访谈中，上海一家私有水电机械制造企业的米（Mi）经理表达了他的恐惧。他的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从事出口水电机械的生意，并且在2005年之前就在海外有所投资。当中国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海外援助/投资项目时，他非常的激动并参加了合同的公开招标会，不过在几次之后他就意识到“那些企业都是SOE。”在一次海外公开招标中，他的企业以明显更低廉的价格提供相同的设备，但最后还是一同参加竞争的SOE获得了合同。从2008年开始，米先生没有再参加任何有SOE的公开招标了。另一家上海的电力设备制造企业表示，很多与中国官方援助有关的项目招标也是被SOE所垄断。管理着公司最有利润的非洲海外市场的区域经理，在关于中国外国援助项目的问题上表示这些项目均由SOE控制。

　　中国国内投资机会的缩减加剧了私有企业在国内与海外的竞争。在采访中，私有企业家的情感是非常讽刺的：他们并不把SOE视作竞争对手，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与其竞争的立场，反之他们将同一领域的其他私有企业看作是竞争对象，因为那才是他们最激烈的商业对手。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招标会上，一家接受采访的上海公司区域经理解释道，11家中国企业在与两家印度尼西亚企业竞争。

　　中国企业相互削弱了报价。尽管最后，一家中国企业赢得了合同，但它几乎要在零利润的基础上操作。那么它们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海外呢？受采访的经理解释道国内高端电器产品市场被SOE控制，私有制造商必须在海外拓展它们的业务。在一个案例中，招标议程包含了国家电网，78%是保留给SOE和私有企业的——另外24家成功获得许可加入招标，获得了剩下的份额。为了获得许可，受贿是非常普遍的行为。

　　下游石油服务公司面临着同样的压力。根据对安东石油服务公司的采访，80%的国内石油服务市场由SOE控制，5%由外资企业控制，而上百的私有企业会为了余下的10%相互竞争。利润可观的成功企业，就像安东这样的，在2004年至2007年之间年平均增长率能超过50%，且在2007年成功在香港上市，其在国内的业务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SOE的。2007年开始，安东野心勃勃地开始发展海外市场，其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的15%。不过，它在海外也面临严峻的竞争。2009年，至少有21个私有石油服务企业投资海外，它们为跨国企业、强有力的地方企业和中国SOE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机会而互相竞争。

　　如果私有企业在海外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为什么SOE或者国有下属企业不在制造业部门投入更多呢？

　　一些地方国有企业从有权势的当地政府中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它们是最积极向外的SOE。在山东省，有省政府支持的SOE在2010年至2011年间展开了大力收购：山东重工收购法国博迪安（Bauduin）、山东黄金在阿根廷建立了庞大的勘探公司、山东黄金与南非国有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海尔接手日本三阳、山东钢铁和矿业用2.5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的两个铁矿石公司，用一百五十亿美元和非洲资源巨头组建了合资公司。

　　不过政府的支持并不一定对海外投资起促进作用。2005年，上海汽车集团和南方汽车集团在上海与南京政府的分别支持下，投标收购英国路虎（Rover）。因为双方不愿意妥协，最终与路虎达成了两份独立的合同：上海汽车集团得到了获取路虎车模型核心技术的许可证，南方汽车集团获得了所有实际建造机身及其它部件所必须的机械设备。即使在合同签署之后，两家SOE也无法合作，因为当地政府不愿意放手他们可以邀功的项目。理智的合作利益被放在一边置之不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打了水漂。

　　拥有高度特权的中央下属SOE，其政治逻辑也会被用在全球扩张进程中。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在最近几十年里没能成功跟上“走出去”政策，显然是并不想要融资或是获得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SOE，如果它想要在境外投资，不会有特别地预算限制。同时它有着相当坚实且可持续的人脉关系。在无数的SOE里，宝钢的海外投资研究部门出人意料的小，但也有着从西方MBA项目中毕业的研究人员。2007年，当宝钢与巴西Vale签订在巴西生产钢铁的合资合同时，它收回了上海不同商业银行的无限制金融支持，也将CNPC引入这一项目。由于来自巴西政府的阻力和西方企业的竞争，这个初生的项目最后夭折了。2008年，巴西方面最终取消了合资合同，带给宝钢不小的损失。

　　但是，宝钢海外投资遇到的阻碍更多是来自于政治的。作为一个中央下属的SOE，宝钢的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都是由中共组织部任命的，他们的任期一般为三到五年。就像之前提到的，这些经理人是职业官僚，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在党和政府官僚机构中得到提拔。除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其它石油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铝业公司等能源类SOE，与国家政府的联系和在国内的特权，已经给中国SOE的境外投资带来了三个互相矛盾的不利因素。

　　第一个不利因素是境外投资给SOE经理人带来的政治风险。如果SOE在海外的投资项目最终亏损，或引发更糟糕的外交风波，负责项目的经理人会受到相应的政治谴责。对此，理性的反应便是规避风险。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0-2015）明确强调了SOE海外投资可能引发外交风波的危险，以及导致非能源类SOE不愿意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可能性。第二个不利因素是短暂的政治性任命。成功的国际扩张需要长期的投入和决心。新投资者需要投资，然后吸取教训，最后才可能成功。然而SOE的经理人很难获得这样从错误实践中吸取的经验。最后一个不利因素与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有关。和私有CODI因为国内有限的市场而被迫走向海外不同，SOE在中国的重要部门都处于垄断地位。因为它们可以在国内市场轻易地获得利润，持之以恒地投资海外市场就变得成本过高（或不太合适）。所有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非资源类CODI在过去十年内并没有显示出上涨的势头。

　　本文节选自东亚研究所（EAI）Working Paper No.39，发表时间是2013年5月。作者Min Ye为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东亚研究项目主管；译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张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