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社部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比上年增加274万人。2013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达到了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增长13.9%。但春节过后出现“用工荒”，已成为近些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今年也不例外。据报道，广州、武汉、北京等全国多地在节后遭遇“招工难”。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调查，广州今年节后用工缺口将达12.33万人；武汉市人社局调查统计测算，今年武汉企业缺工9-11万人，比去年增加1-2万人。为了应对“用工荒”，很多企业将招工阵地前移，到火车站、汽车站、劳务介绍所等一线“抢人”，有不少企业上调薪资，还有的企业鼓励老员工带新人回厂，每带回一名新人最高可奖励1000元。

　　总量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两年下降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但劳动年龄人口，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开始出现了“两连降”。 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37亿人，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中国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954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24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6%，较2012年下降1.2个百分点，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连续两年下降，但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减弱。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0个城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分析指出，2013年第四季度各区域市场劳动力需求略大于供给，其中，东、中、西部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11、1.07、1.16，需求均略大于供给。

　　当前“招工难”仍然具有与往年相似的老特点

　　“招工难”即可由劳动力资源供小于求即所谓的“用工荒”造成，也可在总量富裕情况下由于用人单位待遇低、管理粗放、劳动者技能素质不匹配及经济社会政策不完善等多种结构性因素造成，而结构性“招工难”问题正呈现出常态化、扩大化趋势。

　　1.季节性。从时间上看，缺工问题基本覆盖了全年，但是元旦、春节这种时候更加突出。春节前后中小企业“大进大出”脉冲式用工、加工出口型企业“短小急”订单导致的“急招急退”用工，导致劳动关系一年一议、“一单一议”的重新劳资谈判。农民工“短工化”趋势也是劳动者以脚投票、寻找更好就业机会、停工无声抗议等软性维权的反应方式。

　　2.区域性。老一代农民工远离家乡忍受歧视性待遇到东部打工，是预期通过几年打拼能够快速积累起在农村改善生活的经济收入。目前东部仍是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的首选地区，吸引劳动力模式已由“工业化”因素转向“城镇化”因素。而中西部大中城市“工业化”加速、对熟练劳动力资源抢夺加剧。据人社部2013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介绍，从地区分布看，目前“两难”(招工难、就业难)现象正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

　　3.行业性。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及“脏累苦险”行业长期存在“招工难”，说明一线工人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充分体现其“脏累苦险”的补偿水平，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仍然根深蒂固。

　　4.年龄歧视。大量城镇“4050”人员拿几百元低保收入，农村35岁以上尤其是妇女劳动力无人问津。这种年龄、性别歧视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缺乏规制、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放任自流、过度市场化，使企业形成奢侈的劳动用工模式，也是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5.技能不匹配。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特征，中小企业普遍不愿对其“短工化”员工进行培训。与日本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有深厚技术积累的产业工人大军。

　　“招工难”呈现的新特点

　　1.大企业内迁造成冲击。过去两年，一些劳动密集型大企业如富士康等内迁，有效提高了当地工人工资水平，对其他企业招工起到了冲击效应。

　　2.就近就业。安徽、河南农民工省内就业转移已超过省外转移，四川、陕西回流呈上升趋势，劳动者就近就业趋势明显。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广州外来务工人员人数首次出现下降。2013年在广州实名登记就业的414.47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来自外省的务工人员为290.4万，较2012年同期减少了2.73万人。其中，来自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河南的务工人数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

　　3.供需同比下降。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速增长阶段，近两年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数量都在下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对企业用工决策的影响明显。

　　4.劳动力市场摩擦加剧。劳动者春节后返工返岗时间普遍推后，城市生活刚性成本上升，劳动者就业收入期望普遍提高，而中小企业消化成本上涨的能力有限，求职匹配摩擦加剧。

　　5.新生代工人“短工化”明显。新生代务工人员择业期望普遍提高，不仅为了赚钱，也更看重就业质量和生活体验。部分企业招聘的新生代工人在三至六个月内辞职的占到一半，甚至出现什么都不要的“裸辞”现象。结构性“招工难”反映了“两个成效、五个滞后”

　　“招工难”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成因，主要发生在以青壮年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利润较薄的中小企业群体范围，东部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居多。招工难实质是中小企业和农民工这两个弱势群体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摩擦性劳动力市场的博弈困境问题。大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大学生不存在招工难问题，表现为大学生的“就业难”。

　　“招工难”反映了两个成效：（1）转方式、调结构取得一定实质性进展。区域性、行业性“招工难”常态化说明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有所进展。事实上，在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逐步改善的情况下，不少原来在北上广等城市工作的外来务工者，选择了返乡就业。（2）国家的惠农政策确实取得了成效，使部分农民选择了留乡务农。

　　结构性“招工难”也反映了五个滞后：（1）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地方注重产业园区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工人聚集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不够。（2）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城镇就业农民工缺乏相应社会权益，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公平。（3）企业用人观念滞后于经济转型步伐。招工难是相对于过去农村年轻劳动力无限供给、农民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时期相比较而言。在中国步入高收入社会进程中，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4）劳动者技能训练滞后于经济发展需要，这种结构性矛盾反映了教育系统的战略性失误。（5）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滞后于劳动力全国流动需要，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有效配置。

　　 “招工难”现象的“两个有利、三个不利”

　　 “招工难”是竞争充分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调节人力资源供求的正常反应，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利于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权益的良好氛围，有利于倒逼企业转型发展、提高劳动者地位、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

　　 但“招工难”的结构性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实际上也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导致国家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整体经济效率低下，影响国家竞争力提升，不利于中国稳定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这方面德国通过较早采取措施保持了中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而日本和美国制造产业空心化、外部转移，对我国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过于夸大和渲染“用工荒”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有序、可控”。

　　 短期政策：要缓解中小企业困境、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

　　 1.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提升就业吸纳能力

　　 一是对中小企业实施差异化社保缴费政策鼓励提升工资。中小企业社保缴费工资基数大都在缴费上限以下，正规缴费比例超过40%，相对比大企业高。部分省份在抗击金融危机期间降低中小企业缴纳基数的政策有助于工人收入提高。二是推进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贴息工作。对贷款额度在100万元～500万元之间的，由同级财政根据财力情况按照同期基准利率实行不同比例如50%～25%的贴息。这方面合肥市的经验值得借鉴推广。

　　 2.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

　　 加强用工信息的监测收集和宣传发布力度，加大组织面向一线劳工的公益性免费招聘会和推介会，取消对求职者的劳务中介收费，关停有偿服务的职业中介机构，进一步加大对民办免费招聘会的补贴力度。在信息系统上建立起全国统一、规范、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

　　 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扶持社会化就业服务机构发挥准公共就业服务作用，提高就业信息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中长期政策：要集中于职业技能教育和农民工社会融合

　　 1.以职业技工培训学校为主体加大劳动者培训投入

　　 广州市的经验表明，凡就读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一般有技能就业意识，职业生涯预期稳定，出现“短工化”现象少。因此要把办好技工学校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改变特定时期“以学费养学”的办学模式，由公共财政负担技工院校的全部培养经费，对初高中毕业生就读技工院校实行免费。将教育附加费切块给技工院校，确保技工院校获得经费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重点应该以劳动部门的技工学校为主。

　　 2.加快农民工社会融合

　　 推广部分省市实行的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推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问题，让外来工人享受廉租房政策。

　　 以产业群为中心统筹推进政府公共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并带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积极推动专业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进社区，加快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长期政策将取决于人口红利消失后的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速度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之间的“赛跑”。（王继承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