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
很少有人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某种单一措施可以显著改善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以持久和双方互相拥护支持的方式去实践,并因此提高当前以及未来几代人的福祉。在欧洲,本年度的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财政稳定政策的影响,而不是深度的结构性改革。
文/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
很少有人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某种单一措施可以显著改善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以持久和双方互相拥护支持的方式去实践,并因此提高当前以及未来几代人的福祉。而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事情。
我脑海中的这项措施,很显然,就是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它可以提升生活水平、缩小过度贫富差距、改善工作前景、缓解贸易摩擦,甚至还能缓和地缘政治压力。而大多数预测者——包括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那批——如今都预测全球增长会在2014年上扬,而且在全球主要经济区域中变得更加均衡。
这一预测反映出三个令人欣慰的发展。首先,欧洲将摆脱衰退,其外围经济体将在增长前景方面出现相对来说最大幅度的改善。与此同时,3%的年增长率对美国来说不再是遥不可及。新兴经济体则将因为中国有所放缓但依旧强劲的7%的年增长率而稳固下来。
虽然全球增长加速的前景确实是个好消息,但考虑到许多国家依旧高企的失业率及其对社会安全网带来的压力,现在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这里还存在一项风险,如果实施的政策过于自负的话,本年度的经济上扬可能最后会是削弱生产力的。
这不是因为预测的增长加速依然相当温和。毕竟如果作为一个鼓舞人心的中期增长动力的一部分,即便是有限的提升都可以带来显著的区别。相反,风险存在于增长如何实现的方式上——换句话说,过度依赖于过时且消耗性的增长模式,而不是全面采用新的模式,就会累积越来越大的风险。
在欧洲,本年度的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财政稳定政策的影响,而不是深度的结构性改革。随着利率波动范围被大幅压缩,同时经济崩溃的威胁解除,国内外投资者都在持续重返欧元区外围经济体,并因此缓解了欧洲严峻的信贷紧缩状况。这显然是好消息,尤其如果稳定政策的来源不再是欧洲央行的非常规政策,而转化为一个更为持久的内生性资产负债表修复,并广泛涵盖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那么形势将更加乐观。
但只有为数不多的经济体准备好去实施那种可以确保可持续高增长率以及切实减少失业率——对年轻人以及失业持续时间来说已经处于非常严峻的水平——的内部改革。与此同时,汇率上涨已经开始威胁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出口,尤其是德国这个多年来的区域增长引擎。没有结构性改革,欧元区的危机隐患依然存在。
对本年度美国增长加速的预测则更加值得留意,因为它反映出了持续多年的经济和财政修复进程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同时也开始看到特定生产力革命对宏观层面的影响——尤其是在能源和科技部门——而这目前来说主要是工业和某些部门的现象。
但美国2014年的实际经济增长将维持在低于其真实潜力的水平。此外,美国经济的表现依旧过于依赖美联储的实验性货币政策——这是在其他经济政策制定者缺乏合适手段的情况下大胆采取的政策。
如果失业率能以一个更为决定性和持续性的方式下降的话,美国经济当然有能力去达到国家所需的“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但这要求国会在三个领域支持奥巴马政府:改善提升总需求的构成状况和水平;增强该国的供应响应能力;去除持续抑制经济活动的残余过剩债务。
只有上述这些方面的决定性进展能够释放出囤积在企业中的数万亿美元。这些钱没能投资于新工厂和设备,而是滞留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或是通过高分红和股票回购发给了股东。
新兴世界的问题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一些国家正在努力改造其乏力的增长模式。以中国为例,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减少对出口和公共投资的依赖,增加国内总需求的私有成分。
然而其他国家对2012年和2013年增长放缓所做出的反应则是回到老做法上,以牺牲未来的增长为代价来获取短期扩张。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和土耳其。
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难以在2014年重新扮演全球经济主要驱动引擎的角色,而其增长的质量将远远称不上理想。也就是说,与欧洲的情况一样,新兴经济体也需要有效的结构性改革。
事实上,对当今全球增长动力分析得越细化,就越可能得出结论说今年的更光明前景就只是个光明前景。如果本年度的上升预测要成为一个可以改善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前景的有意义的中期增长激励因素的话,那就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并必须)去做到。
除非政策制定者们时刻牢记手中还有更宏大的任务,否则他们就可能落入安逸而无所成就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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