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金融机构的解救过程，盲人骑瞎马是其真实写照！一个原因是华尔街的情况太复杂，要搞清情况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另外一个原因是，那里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能摆到台面上的原因可能与实际原因有很大的差别。再说，华盛顿权利核心的决策者必须借助“专家”，才能间接了解到华尔街的真实情况，而现实又变化很快，华盛顿要适应这样的变化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新拯救方案可操作性差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第一轮7000亿美元的拯救方案，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花了一半。虽然对一些银行的生存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就整体金融形势来讲，收效十分有限。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二轮将近800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这个方案虽然比第一轮的方案有了进步，但在可操作性上仍然让大众提不起精神来。

　　根据媒体和市场反映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法案仍然有很大的漏洞，在具体操作和执行的过程当中，仍然会在修修补补中进行。原因十分简单：对缺乏详尽、准确信息而赶时间做出来的方案，又能够抱多大的希望呢？

　　例如新方案要对银行进行“压力”检验并把银行分类，使政府的解救方案与非政府资源有效整合，达到解救的目的。这听起来不错，但执行起来在第一个环节就容易遇到麻烦。这样的“压力”检验由谁来做？标准是什么？信息是否准确？如果有争议，谁来仲裁？增加透明度与原有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哪个为准？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拯救危机需处理好两大关系

　　目前的世界局势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牵涉到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它不仅仅是金融问题，还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长远趋势等诸多方面；不仅仅单纯是美元的未来地位问题，它更会涉及到世界未来的货币体系和经济新秩序等牵涉各国切身利益的问题。

　　正是问题的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无论政府、公司还是消费者本身，都显得能力欠缺。特别在事发的初期，对困难估计不足和行为上过分草率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随着金融问题的不断暴露、各国解决问题方案的不断出台，但至少有两大关系应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更大关注：

　　第一，输血与手术的关系。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伸出援手，占主导地位的方法就是给钱，也就是输血，以此暂保这些金融机构不至于死亡。但考虑变革或制度创新，也就是治病的方案上却十分欠缺。

　　当然，就客观实际而言，输血肯定不可能避免，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关键，也是能够做手术的基础。然而，政府能输的血是有限的，手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如何尽量减少输血的数量，并缩短输血的时间，应该是各国政府考虑的当务之急。输血和手术二者不能偏废。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人关注手术方案的注意力会大大增加，这可能对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二，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一个国家产生的问题常常有很大的国际背景，其影响力更远远超出一个甚至几个国家的范围。特别是像美国这样，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家，任何政策上的变化，都可能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问题。所以，解救方案的有效性更离不开国际上的合作。

　　然而，从危机爆发以来，不同国家之间相互指责的居多，谈国际合作的却很少。最常见的批评是欧洲和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批评，认为美国政府疏于监管、华尔街的过分贪婪以及美国在金融领域缺乏与其它国家合作的诚意等等。当然，美国的一些学者和政客也同样指责其它国家，认为由于长期采取不当的经济发展政策，对汇率的过分干预以及过分强调出口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是危机的根源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指责不利于解决问题，只会使国际合作陡增难度。最明智的做法还是应该各国尽量解决自己本国的困难，同时创造国际合作的更大空间。

　　国际金融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然而，我对金融行业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正是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肯定会从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