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马年春节期间，不少中老年人被家里的年轻人带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那就是在微信上的“抢红包”。这个优秀的创意成功助力腾讯公司在互联网金融大战中再下一城。据统计，这个应用仅仅推出三天，参与资金就达到了80亿元。腾讯在我国香港股市的股价也飙升至530多港币。“抢红包”是继天弘基金和阿里巴巴联合推出余额宝之后，腾讯公司导演的一幕完美的“绝地反击”，这个案例注定会被写入互联网金融教科书。腾讯用实际行动向国人表明，当互联网思维和金融思维完美地结合后，会产生怎样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冲击力。

　　记得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推出了一个题为“逃离工科”的专题系列，第一篇题目就是“经管专业成为吞噬未来工程师的黑洞”。 作者忧心忡忡地表示，太多尖子生逃离工科，转投待遇和工作更为“光鲜亮丽”的经济管理专业。这种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国传统的工科必然会生源质量不断下降，人数不断缩减，进而在未来陷入人才的极大短缺。正如次贷危机之后，金融行业成为“千夫所指”的“万恶之源”，以金融为代表的经济专业再一次“躺着中枪”，成了被错误解读、被误解、乃至被攻击的对象，似乎只要把贪婪无度的金融家绳之以法，就天下太平，一切麻烦也自然烟消云散了。人们有理由愤怒，为什么制造业工程师挣到的报酬不到金融工程师十分之一，凭什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只有500万元，其中给个人的部分仅50万，其余450万元是课题经费，而投行几个年轻人只不过完成一个IPO的交易就轻轻松松拿走几百万花红？但是，情绪化的表达无法替代理性的思考，当一个自由开放，资源自由流动的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之后，各个行业的回报率是不以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这与上世纪在经济体制变革之时社会出现“脑体倒挂”，“造原子弹的不及卖茶叶蛋”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考虑，自然可以理解2009年《中国青年报》那篇文章作者的担心。最好有个“超然的存在”告诉懵懂的学生该选择什么专业。2009年入学的大一新生，恰恰在2013年踏入了社会。没有人说得清楚2013年毕业的699万大中专毕业生在入学时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才能保证用最小的社会成本来换取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业市场会替他们做出选择和安排，当然会有信息不对称，会有市场失灵，但这些林林总总的成本，较之政府计划统一安排就业的体制，优越性不知道要高出多少。

　　金融业能提供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和回报率有其十分强大的内在逻辑。随着互联网技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全球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被深刻地改变。作为整合这种趋势最为有效的行业，金融业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行业能够调动相应的资源用最优效率的方法来进一步地推动和深化这种变革。资本的深化和全球化已经完全融为一个整体，密不可分。自从盎格鲁—撒克逊金融模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爆了横跨大西洋两岸的金融大爆炸（Big Bang）之后，整个世界都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据世界劳工组织的统计，中国和德国这两个制造业大国的劳动力占总利润的比例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下降，相对应的是资本份额在不断上升。中国劳动力占据的利润份额已从1992年的65%降至2008年的50%，目前依然看不到这个趋势有终止的迹象。不管喜欢与否，这是一个资本主导的世界，造成当前这种格局的并不是金融行业本身，只不过金融行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点，被历史推到了和资本最为紧密的位置。伴随着资本主导地位的不断强化，金融业的地位日益强势。金融业看似无形，似乎它对于经济的贡献有些抽象，但资本的影子却无处不在，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不要用陈旧的眼光来评判所谓优质生源的选择。他们只不过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在理性的驱动下，经济人假设会从自身最优的角度来决策，而这种个体最优决策的集合，会带来社会整体的最优化。况且，金融行业本身也在不断的演化和自我完善中。

　　由于资本的固有属性，金融行业的这种发展，确有不小的社会成本并带来负面评价。但解决之道只能是在前进中摸索，情绪化的宣泄反而会导致更高的社会成本。笔者绝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正视市场固有的缺陷，意味着我们在“无形的手”之外，还需要另一只“有形之手”。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市场之外的力量的合理运作，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唯一的问题是，要把市场之外的这股力量纳入制度化的进程中去，不要受到民粹主义的干扰。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