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的信息和真实的数据是理性决策的前提。中国经济规模稳居全球排行榜第二的显著进步，恰恰表明中国急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与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如果中国不能强化产业与金融资本力，则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极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倒退10年。

　　实际价值远没

　　经济数据好看

　　中国真实经济实力究竟有多强，无论是中国国家统计局还是世界银行，恐怕都很难给出精准的答案。

　　如果以数字来说话，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指标，不外乎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等。如果再精细一点，就应当包括一国经济产出中的高技术产业比例、出口中的高附加价值产业比例、本国货币与金融在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等等。换句话说，主要要看一国对全球重要产业控制力的大小以及是否拥有足以左右全球产业与财富分工的货币符号。

　　就粗线条而言，得益于人民币升值以及7.7%的经济增速，2013年，中国的名义GDP已达9.3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加1.1万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日本去年名义GDP的2倍。而在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才6.0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最近三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差不多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增加值在扩大，相当于韩国2012年的经济产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去年为4.16万亿美元，估计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外汇储备更是达到空前规模的3.8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40%。而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且拥有最强本位币的美国，除了拥有超过8100吨的黄金储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形式的外汇储备。这是因为，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业务结算大多涉及美元。

　　就进一步的指标而言，中国或者很难拿出漂亮的数据，或者还是一片空白。例如，中国去年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的经济规模（9.3万亿美元的GDP中注水成分不会很少）中，真正有意义的部分，笔者估计不会超过1/3。而其中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运营的经济附加值高的产业，估计不会超过1/3。如果以贸易结构来衡量，中国的4万亿美元贸易量，其实际价值远非数据那样好看。

　　以美中双边贸易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如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521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预计为2000亿美元左右，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苹果、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沃尔玛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美国无论是中美双边贸易结构还是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获得的实际利益都远超中国。例如，在美国2012的出口结构中，资本货物是占最大的类别，2012年这一数据为5267亿美元，余下是工业用品（5009亿美元）、消费产品（1816亿美元）、汽车及零部件（1460亿美元）。而且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服务贸易2012年的盈余高达1953亿美元。美国的贸易赤字中，又有53.9%的比例来自石油领域，而在美元占到石油贸易结算90%以上的今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对美国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在美元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与支付中介的金融框架下，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庞大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体系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美联储作为全球事实上的中央银行的地位暂时没有人能够撼动。而全球贸易对美元的需求又使得各国依托于美国的金融系统和美元进行经济活动。

　　GDP排名

　　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实力

　　因此，中国稳居全球经济排行榜次席的显著进步，恰恰表明中国急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因为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和财富符号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的大小。譬如英国，尽管其2013年的GDP大约为2.5万亿美元，大约只相当于中国的27%，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广东省、山东省加上海的GDP总量，但英国在全球金融、战略产业、产品定价权乃至创意设计等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顶尖强国。德国亦如此，工业实力极其雄厚的德国，在工业技术、工艺制造、资源利用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方面，至少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的老师。更要强调的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资源和技术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特殊大国决不能满足于经济规模的表面扩大，而应从稀缺性和垄断性的角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与资源供给约束。

　　另一方面，表面强大的中国银行业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获得暂时性优势的。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场体系更潜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本就内外经济失衡的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2013年仅新建住宅销售总额就突破1万亿美元），假如经济战略转型迟迟不能落到实处，不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假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格局迟迟不能破除，则显性与隐性风险不断放大的地方债务问题最终有可能成为引爆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导火索。假如美国成功地通过美元贬值、人民币的升值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的实施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如此的话，中国不仅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来建立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错过追赶美国的“时间窗口”，进而失去成为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届时中国不仅再次被拉开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还有可能失去原先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